江景波校长是我的长辈、我的恩师、我的贵人。在我人生道路上的点滴进步，完全得益于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没有江校长，便没有我的今天。
在我的心中，江校长是思想政治的领路人。出生于福州农村的江校长，因家庭经济困难，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飘洋渡海到新加坡谋生，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时断时续，常常挨饿。在贫穷与战乱中求生求学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始终怀着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当年他念完大学时为响应“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号召，毅然放弃国外名校读研机会，赶赴安徽治淮并经受了考验，荣获“治淮功臣”称号。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在江校长身上得到充分展现。
在同济大学任教时，党委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说，“民盟组织初建，极需要人”，希望他参加民盟。江校长知道，民盟组织政治上非常进步，不少盟员都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于是二话没说，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并在“申请入盟动机”一栏中写道：“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凭着这份入盟初心，江校长几十年如一日，为民盟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的他，在盟内享有极高的威望。
作为民盟的后生晚辈，我很荣幸有较多机会得到他的耳提面命。他谆谆教导我，民盟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合作史。他也时常以亲身经历和生动故事循循告诫我，在参政议政实践中要深刻认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要性，要始终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每次谈话，都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辈的慈祥、学者的睿智、长者的风范。受益匪浅之余，总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收获。正是因为有他的亲切教导和鞭策鼓励，使得我在主持上海民盟工作的十年，始终要求自己绷紧政治这根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带领着全市18300多名盟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为，我生怕事情做得不像样，失却历史的传承，辜负前辈的期望，愧对民盟精神，愧对江校长的栽培。
在我的心中，江校长是盟务工作的导师。
1990年初，同济大学洪钟德教授极力推荐我加入盟组织。同年5月，我成为一名盟员，积极参加盟务活动。那些年，我进步较快，那是因为有幸得到了罗小未、万明玉、徐吉浣这三位民盟主委的特殊培养，使“三娘教子”的故事流传至今，而这背后则是李国豪、江景波等民盟领导的精心安排，他们希望我在更大平台上发挥作用。同济大学历来是上海高校中培养党外后备干部的典范。后来，江校长要求我在工余时间多到民盟市委机关走走，并驻点深度参与。
事实上，江校长有一段时期自己就常去民盟“坐班”，曾在80年代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的他还带去了学校的改革精神。他每周召开工作例会，小本上记满了各部室重要事项并逐条跟踪；与机关干部轮流约谈，指导工作推动进展；重视参政议政，带头搞调研写提案；主张学电脑用电脑，让自己研究生到机关给干部辅导；把《上海盟讯》刊物从小开版改为大开4版并公开发行，这在当时是难度极大的突破；他还向有关部门力争解决党派机关职务晋升、呼吁提高干部收入待遇，并拿出津贴逐个请机关同志边吃午餐边聊工作。尽管20多年过去了，机关干部对他当年坐班八十一天的功绩至今还赞不绝口、尊敬有加。
在江校长安排下，我一周平均有两个半天去市委机关，从调研室、宣传部做起，每个部室半年“当学徒”。之后，江校长还向领导班子提议我担任市委兼职副秘书长，让我更多了解领导决策过程。如此破格的提拔在人才济济的民盟历史上，简直是破天荒的，因为当时我仅是一名副教授职称的民盟基层委员。一年后，上海民盟在全国首创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他又极力推荐我首任主任，而这之前专委会主任历来是由市委副主委兼任的。我诚惶诚恐之余，竭尽全力，与一些盟内精英共同努力，使青委会逐渐成为培养后备干部的重要平台。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首要职能，江校长先后担任过上海和全国政协常委，在历次会上都会提出一些高质量提案，好几次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为了培养我的议政能力，他常常会自己选题、并提出主要观点，指导我深入调研、撰写草案。对每篇初稿，他都会仔细修改、逐句推敲。江校长对数据的敏感和记性，对文字的严谨和求精，令我敬佩得五体投地。
我好幸运，能够得到他“手把手”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深受教益。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慢慢摸清了门道，明白了真谛，开始学写政协提案和人大建议，至今共递交了265篇建言、100多件社情民意信息，不少获得领导批示或被采纳。在江校长的关心和党盟组织的培养下，我的盟内职务和行政职级不断变化。每到新岗位，江校长总是约我促膝谈心，点拨指导，勉励我、提醒我，要勤政廉洁、踏实工作、敢于担当、不负众望，每每令我醍醐灌顶，对他的感激和感恩之情须臾不曾忘怀。
在我的心中，江校长是为人处世的楷模。
江校长的为学为人，有口皆碑。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率先垂范，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从不接受礼品，从不公车私用，即使在家中打私人电话，也坚持交电话费。在民盟坐班那些日子，每次用车后，他总在座位上留下２０元，说是交车费。有一次开完会，我说：“江校长我顺路送您回家吧。”他摇摇手说：“不行，你那是公车，不能私用的，我还是自己回去吧。”我上门看望他，作为小辈带些食品孝敬老人纯属人之常情，可他每次总是推来推去怎么也不肯收下。更多的是，他的回礼价值远远超过了送礼。以至于我告辞时只能常常把东西悄悄留在电梯口，拔腿就走。
今年4月，民盟市委召开纪念上海建盟70周年大会。江校长住在华东医院，在我前去看望时他再三表示“这是重要会议”很想参加。我说您上洗手间不方便，医生又不让出门。他回答：“惠强，你放心，我没问题的。”在会场上，我真的很担心，多次侧脸张望他，可他总冲着我笑。退场时我赶紧迎上前询问，这才明白，原来江校长为了不影响会议，那天在身上绑了一只尿袋。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江校长是我人生的一个光辉榜样。从他身上，我体会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感受到了民盟前辈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和家国情怀。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是我们后生晚辈的永远楷模。其实，江校长对民盟事业的杰出贡献，对小辈的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高风亮节，以及给予我个人如同父母般的深厚恩情，那是根本无法用人间文字和语言来表述的。今年是江校长90诞辰。孔子曰：仁者寿。此刻，我最想说的是，衷心祝福江校长仁者无疆，健康长寿！
（此文为民盟市委主委郑惠强在同济大学庆祝江景波教授执教65周年座谈会发言）
江景波，男，汉族，福建福州人，同济大学原校长。1927年7月12日生。民盟盟员，中共党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曾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从事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以及全国治准功臣、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和上海市侨界优秀知识分子等称号。还曾获得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的津贴证书以及德国汉堡大学授予的教学、科研、教育勋章。
供稿：民盟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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