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电子科大的一老师，因否定四大发明而遭遇学校停课处分的事，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有朋友想听听我的看法。
对事件本身，我不想做太多评论，只想指出一点，四大发明在当今社会，是被严重低估了，而非高估了，即便是对粉四大发明的人而言。
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象这位老师一样否定四大发明的人是无知者，即便那些挺四大发明、粉四大发明的人，也是无知者，因为他们的挺和粉，仅仅局限于将四大发明当成四件物品、四种技术，当然是创新含量很高的物品和技术。
事实上，四大发明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作为单纯的新物品、新技术自身，而是在于它们所身处和承载的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四大发明所身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就是中西文明大交流。中国的物品和文化直接地大规模地传播到西欧。这些物品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在传播物品的同时，一定也传播着文化。当四大发明达到西欧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同样到达西欧。正是与四大发明相伴的中国文化，引发西欧出现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现代文明”。
但是，有形的物品容易被看到和记录，而无形的思想和文化则往往被忽略。更重要的是，现代的学术都是西式学术，在历史研究上，重有形的物品，而轻无形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实证史学”。
因此，现代学术只能看到有形的作为物品的四大发明，而看不到更重要的同时传播到西方的无形的中国文化。当脱离系统的中国文化，而孤立地看物品上的四大发明，那就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四大发明，也不可能因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而产生的现代文明。
尽管如此，因四大发明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冲击，西欧所出现的思想变革历史过程还是被清晰地被记录了下来。这个记录者就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被誉为西方近代哲学，也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两位开创者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笛卡尔。在其名著《新工具》中，对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培根表示大为赞叹、惊叹。
他说：“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新工具》112页，商务印书馆）
培根为何没有提造纸术，而只提了印刷、火药和磁石（指南针）。原因是，造纸术传到西欧的时间远比其他三者为早。早在8世纪，造纸术即通过阿拉伯西穿，于12世纪到达西欧。培根生活的时代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那时造纸术已经在西欧存在了400百年了，早已不是新技术了。而印刷、火药和磁石在培根时代则刚传入西欧不久，“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
大家都知道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仅仅理解成培根重视知识，忽略培根说这句话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培根对知识的特殊定义。
实质上培根是在倡导和发起一场知识革命、思想革命，追求“新知识”、摒弃西方传统的“旧知识”。也就是说，培根对知识本身进行了重新定义，“新知识”就是对实际生活有用的知识，而传统的“旧知识”则是与实际生活无涉的无用的知识。具体说，新知识就是与“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如何发现、发明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知识，即培根自己所称的“新工具”，就是关于思考方法、认识方法的知识。
也就是说，培根知识革命的念头，去打破传统的旧思维、旧方法的念头，正是在新近传播到西欧的“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些新产品的刺激和影响下而产生的。当时，对“印刷、火药和磁石”西欧尚觉得“起源却还暧昧不彰”，并不知道它们来自中国。
培根所说的新工具、新思维，就是一个立足于实际经验的方法，对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的方法。这在当今时代固然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对当时的西欧而言，则是革命性的、颠覆式的。因为当时西欧的主流思想是基督教思想，其基础则是所谓的“两希文明”：希伯来的犹太教和希腊哲学。
但犹太教和希腊哲学对知识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知识是先验存在的，先验地存在一个抽象而超绝的权威实体之中。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所设定的先验实体的不同。犹太教认为知识先验地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具备一切知识。而希腊哲学则认为知识存在存在于先验的哲学实体之中，而非神学实体之中。柏拉图称这种哲学实体为“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则称这种哲学实体为“形式因”，有时也被翻译成“法式因”。
既然认为知识存在于先验实体之中，那么获取知识的手段，就是对这些先验实体的认知和“回忆”。这些实体是超越现实的，因此，认知这些实体就不同经验，而只能通过信仰。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因信称义”，通过信仰而获取“义”，这是最重要的知识。
实体包括神学实体和哲学实体，实际上基督教的上帝是这两种实体的综合，上帝既是神学实体，也是哲学实体。这也意味着哲学和神学并无本质区别，两者是相容的。
将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融入基督教的，是所谓的“经院哲学”，这属于基督教内部的学派。经院哲学的出现，是阿拉伯人重新发现希腊哲学，并将重新传入西欧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与阿拉伯人在中国“发现”造纸术，并将其传入西欧的过程是同步的。
当时，希腊哲学仅仅在东罗马帝国遗存，在西欧早已消失。当阿拉伯人侵占了东罗马帝国之大部后，就开始接触到了希腊哲学，并进行了积极而热情地学习、诠释、翻译。值得强调的是，阿拉伯人所热情学习的，不仅有遗存在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哲学，还有来自中国的学问。
当时阿拉伯的哲学家将来自中国的活的学问，与希腊所遗留的死的学问，是混合在一起的。更具体地说，阿拉伯哲学家用活的中国思想去重新诠释死的希腊哲学。因此，阿拉伯人所整理出来的希腊哲学，绝非原汁原味的希腊哲学，而是包含着中国思想的。
当时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872-950）、阿维森纳（980-1037）的祖籍都是中国西域，在唐朝时是中国藩属国，他们在文化上更是中国人，而非阿拉伯人。他们的思想则更与儒家一致，而非希腊哲学。当阿拉伯东扩之中亚地区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名义上的阿拉伯人，也很自然地将中国文化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现在哈萨克斯坦将法拉比投降印到本国货币上。
造纸术和中国文化都是在中亚地区而传入阿拉伯世界，最终又传播至西欧。
基督教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是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至此已亚里士多德为核心的希腊思想融入了基督教。培根所反对的，正是后阿奎纳时代的，以经院哲学为基础的基督教。
因此培根将进攻的炮口对准了希腊哲学，更是聚焦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他说：“现在且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沉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反的一种智慧”（《新工具》50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特别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他把他的自然哲学做成只是他的逻辑的奴隶，从而把它弄成富于争辩而近于无用” （《新工具》29页）。其实，《新工具》的起名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事实上，尽管“印刷、火药和磁石”很伟大，但是如果培根所看到的仅仅是孤立这样几个物品，绝不可能引发培根对当时基督教文化的彻底反思和革命。不仅“印刷、火药和磁石”传播到西欧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传播到西欧，而且当“印刷、火药和磁石”此类技术传播至西欧之后，进步加快了中国文化向西欧的传播。真正让培根产生思想革命的，正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背后的中国文化。
现代欧美人往往把哥伦布开辟新航线看成是近代社会的开端，而过于夸大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在东西文明交流上的促进作用，仿佛东西文明完全是拜哥伦布所赐，在此之前东西文明并无交流。
事实上，“大航海”并非是东西文明交流的起点，恰恰相反，而是东西文明交流的结果。“大航海”的出现是建立在此前已经西传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当然，“大航海”的出现的确又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文化的西传，甚至让西欧和中国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
做全球性的大航海，是需要基本的技术前提的，而指南针就是关键技术之一。培根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指南针在根本上改变了航海技术。如果中国的指南针不传播到西欧，哥伦布压根不可能进行跨洋航行，甚至做这种航行的念头都不会有。
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哥伦布还拿到了来自中国的全球航海的航海图。这是一位英国退休海军军官的观点，此人叫孟席斯，航海职业背景让他热衷于海图的起源史。经过深入地调查，他吃惊地发现，在哥伦布等人进行跨洋航行之前，跨洋航海图已经存在了。他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航海图是谁画的？
孟席斯的观点是，这些海图的绘制者只可能是来自中国的郑和船队。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先后共计七次下西洋。哥伦布的航海恰恰发生在郑和航海的60年之后。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郑和的航海记录后来被付之一炬，因此，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情况就成了历史之谜。
尽管孟席斯对郑和船队细节的推测和想象并不太可靠，但是可以确信的是，1490年代西欧所出现的航海技术的大提升，以及所兴起的航海热，显然是受到了郑和船队的影响。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指南针的西传。指南针的西传并非以一种孤立的物品的形式，而是作为航海技术的一部分西传的，是航海技术和航海文化的西传。
进一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本身也说明，中国和西方的海上交流已经非常发达，不然，朱棣也不可能突然冒出这样想法。
在现在的主流观点中，对哥伦布的航海冒险中的中国因素却被普遍忽略和无视了。人们只知哥伦布是伟大的航海家，却不知哥伦布是如何航海的，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要冒险去航海。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因素在起着关键作用。
哥伦布能够进行大航海，所凭借的是以指南针对代表的来自中国航海技术和航海理念。事实上，哥伦布的船队依然远远落后于郑和船队。哥伦布之所以要航海，就是要开辟一条达到中国的新航线。当时中国在西欧人的心目中是财富之地，开辟到中国的航线就是开辟发财之路。也就是说，中国不仅给西欧航海的技术，而且给了其航海的动力。
新航线开辟之后，的确开创了中国和西欧之间文化交流的新格局，使得西欧和中国之间可以进行常规化的直接交流，不仅有商业上的，而且还有宗教上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远远大于商人。
明末清初，沿新航线乘船至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其本意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改变中国文化。比较戏剧的是，传教士非但没有实现将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反而通过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欧，而在西欧引发在根本上反基督教的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最终废除了基督教，产生了现代文明。
在那批传教士中间，最著名着是利玛窦（1552 -1610），他于1583年进入中国内地，直至1610年病逝，历时28年。通过努力，利玛窦精通中文，熟读儒家经典。用儒家的习惯和话语去翻译和解释基督教经典，同时也将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欧。利玛窦在1591年11月到1593年11月先后将《四书》译成拉丁文。1593年时，培根32岁，笛卡尔则还要等3年才能出生。
培根的新思想，并非是其本人的从无到有的创新创造，而是积极学习已经大量传入西欧的中国文化的结果。在中国文化面前，西欧在技术、思想和社会制度上全面落后，这给培根带来的巨大震撼，他决定要否定和抛弃基督教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认知模式，而引入中国式的新的认知模式，以经验、实验为基础，就是《大学》中所讲的“格物”。
因此，后来严复将“science”翻译成“格致学”，是抓住其精髓的。现代科学的确就是在《大学》“格物”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后来日本人所翻译的“科学”，则侧重于外在的形式：分科。
总之，四大发明西传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而且四大发明是分成两个阶段传播的，这对应着西方的两次进步。
第一次是造纸术，其西传时间是公元8世纪，这导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内部出现了追求理性的运动。最终结果是，西欧的基督教出现了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融入基督教。
第二次则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西传，时间应该在15世纪左右。这次传播使得中国和西欧出现了常规性的直接交流，中国文化得以更大规模地涌入西欧，使得西欧出现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最终形成“现代文明”。
现在追溯现代文明的中国起源，并非仅仅虚荣地炫耀：“我们祖上也富过”，而是为了更准确地认知和理解现代文明。重要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去评判和规范现代文明，让其变得更合理，更适合全球社会。这个评判标准和规范标准，就是中国文化、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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