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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不仅需要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结论，也需要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方法和创新的过程，这样才能进一步理解孔子为中国教育所带来的创新。孔子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教育人文化转向，把拥有明显的宗教祭祀倾向的教育活动转变为注重人伦、以提升个人德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逐渐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古典、尊师重教的传统。这一转变在时间节点上与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希腊思想的人文化转向大致处在同一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对当代教育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影响了传统教育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一般来说，今天的人们对于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多是站在当代教育理论思想体系内来进行的。比如，研究者认为“孔子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言论和实践在文化会通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他拓荒性地开启了中国古代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的新纪元，所提出的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私立化、教育系统化、教育去宗教化等先进教育理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而且对后世教育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教育大众化等话语皆是当代教育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从后世来看的孔子教育思想的“结论”，不是孔子思想的过程，从中也看不到孔子如何思考问题、如何产生这些结论的方法。
在当代教育的框架下，今天人们理解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从教育的普及化角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尊重教育平等，鼓励人人受教育。从教育方法的角度，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对待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也使用了启发式教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注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认为应该不耻下问、知行结合等。这些思想大都是当代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在《论语》中多有体现，不过实际上孔子作为古人，其思考的过程和体系可能与今天的人并不相同，要想真正认识孔子的思想，便不能仅仅以今天的视角总结出结论，还需要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创新性所在，才能学会孔子思想的方法。
从文献来看，《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完成的，是记载孔子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文献，鲜明活泼地记载了很多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育活动，其内容构成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儒家思想学派内部孔子弟子们的看法。通过整理《论语》中的某些对话，可以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在《论语》之外，还有很多能够反映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献一直保存至今，如关于儒家思想的《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后两者之间对于同一内容的记载往往形成相互的佐证，在《孟子》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话语的记载。在儒家学派的文献之外，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也零散地保存着当时教育活动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从不同方面帮助后人理解孔子的思想。《论语》之外的其他文献可能来自更多不同的视角，其中一部分可能与孔子的观点并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不过由于时间久远，在历史上散佚过多，所以，保留至今的这些文献能为今天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提供更进一步的帮助，有的能提供佐证，有的能提供他者视角的看法，从不同侧面帮助今天的人认识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并非出身贵族，他从自己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了教育的价值，让教育成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重要途径。孔子也并非天生就是圣人，不是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天生就有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孔子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以他当时所生活的环境为背景，以当时已经存在的教育活动为基础，不断创新，才形成了新的成体系的教育思想。所以，通过多样的文献了解孔子生活时期的教育活动背景，是理解孔子思想方法和创新过程及其为中国教育发展带来何种转变的重要前提。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是较早时期儒家教育内容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六艺”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地官》：“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界一直有讨论，有学者针对“六艺”与“六经”的关系，提出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六艺”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技能，可能也是当时一般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古今认识比较统一的“射”和“御”为例，如《论语·子罕》中孔子曾提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淮南子·精神训》也提到“学射”“学御”：“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墨子·公孟》：“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列子·说符》：“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韩非子·喻老》：“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吕氏春秋·不苟论》：“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孔子把“射”“御”等作为最基本的技能，但是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教授“射”“御”的记载。
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孔子曾将上述“六艺”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教育来对待。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所涉及的内容在当时可能只是实用技能，而并不是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的最核心的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些技术只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生活技能。
孔子对当时教育做出的重要贡献可能正在于将当时比较流行的偏重专业技能的教育，逐渐转向为偏重思想理论的纯人文教育。《论语·子路》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孔子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教种庄稼这样的实用技能。在孔子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到了孟子的思想中便更为明确了。《孟子·公孙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兴起，“六艺”一词所指的内容已经变成了“六经”。汉代贾谊《新书·六术》中最早明确将“六经”称为“六艺”：“《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
孔子本人所开创的教育体系主要以人文化的思想为主要内容。《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学生的视角下，则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孔子晚年名声已经广为人知。有一次，孔子的高足子贡到卫国出访，卫将军文子对于孔子的教育方式久闻大名，向子贡请教，说出卫文子眼里的孔子所进行的教育方式。《孔子家语·卷三》对此有记载：“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这段话也保存在《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而略有不同：“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大戴礼记解诂》：“世，时也。”)这种从他者视角做出的对孔子教育方式的理解，可能代表了更客观的看法。
孔子的教育内容体系以“孝悌”为先，以“礼乐”“仁义”为主线，以“诗”为重要载体。有关的内容，在《论语》中也多有提及。如《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些内容均是“礼乐”“仁义”的具体的表现。
道德教育在当代中国教育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传统有密切关系，与孔子在早期的开创作用密不可分。为什么孔子要将“礼乐”“仁义”等伦理道德内容作为教育内容呢？这与孔子生活的思想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兹以“孝”这一传统伦理观念为例来说明。
《论语》记载了多处孔子与弟子或者其他人讨论“孝”的主题。很明显，孔子将“孝”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论语·为政》记载道：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没有发现“孝”字。在《周易》《诗经》这些比孔子生活的时间要早一些的文献里，“孝”和“享”常常并列存在，“享”是表示将祭品贡献给祖先或者神明，“孝”也是类似的意思。比如，《周易·萃卦》卦辞：“享。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彖》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享，献也。聚道既全，可以至于有庙，设祭祀而致孝享也。”《诗经·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诗经·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在这些用法中，“孝”均是表示祭祀祖先的活动。《尔雅·释诂》：“享，孝也。”认为“享”即“孝”。清代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针对《诗经》中的用法，认为：“用孝养厥父母。”“孝、享二字同义，故享祀亦曰孝祀。”
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之前，中国的许多概念都与后来不同，有的概念并没有出现抽象化的用法，有的概念带有过多宗教或者有神论文化色彩。“孝”这个字在孔子之前的文献中并非一直具有和后世一样的用法，经常带有祭祀的意味，而在孔子之后，则完成了人文化的转向，极少还用于表示祭祀活动，而开始具有人伦意义上的味道，即拥有了《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善事父母者”的意思。
孔子三四岁失去父亲，十几岁失去母亲，对家庭人伦生活极为依恋。《礼记·檀弓》记载：“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彼时的孔子游荡在鲁国各处，居无定所，母亲去世后甚至担心有朝一日找不到父母的墓地。他平时教育学生的内容发乎人性，触动人心。《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在孔子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学生普遍将“孝”视为最重要的人伦之常。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子路“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子路的故事成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论语·学而》提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后，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孝经》系统地阐述了“孝”的思想体系，“孝”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成为后世人们眼里善恶的源头，做人的底线。
对于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来说，“孝”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学生的学校生活中缺乏有效载体，毕竟学生的父母不在学校。于是很多学校在开展“孝”文化教育时，或者显得隔靴搔痒，或者过于形式主义。实际上，在孔子看来，“孝”是基于人类真实感情的，激发学生对于父母的真实感情才是“孝”文化教育的最终落脚点。
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诗书礼乐”“仁义”“孝悌”这些观念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对于这些熟悉的观念，很多人因为感到过于习以为常，自然而然地按照一般的理解来看，而无法了解到其形成时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也无法清楚地理解孔子对于这些概念在教育思想上的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研究孔子、理解孔子的思想所存在的困难。而研究孔子对这些概念的发展创新，不仅可以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点，也可以知道孔子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所做出的重要创造。
在当代基础教育理论体系中，教育与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所学校会举行升旗仪式、成人仪式，但绝不会举行具有宗教意味的祭祀活动，也不会将类似的活动纳入教育内容体系中，这种传统正是始于孔子。在当代，一些学校误解了中国教育自孔子以后形成的人文化传统，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为名，将一些带有宗教、祭祀属性的活动纳入教育体系中，是对孔子及其后人文化教育传统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礼”字作为概念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之前也曾与祭祀活动有关。“豊”为繁体“礼”字的右半部分，也是更早时候繁体“礼”字的写法，后来才增加了左边的“示”部。《说文解字·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寓意丰盛。”在当时，“礼重于祭，故加示以别之”。《说文解字·示部》：“从二，天地；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在一定时期内本身拥有“上天的旨意”的意思。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周朝之前的殷商时期，祭祀活动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在孔子所生活的时期，人们对“礼”这一概念的认识可能从具体的祭祀活动进入一种相对琐碎的细节中，认为“礼”便是种种规矩和细节的规定。孔子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教育活动中多次将自己的观念拿来与他的学生进行讨论。《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孔子看来，“礼”并不是指具体的规矩、细节，更不是祭祀活动，而是具有抽象意义。孔子曾对子张说：“师，尔以为必布几筵，揖让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执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孔子家语·卷八》)经过孔子的论证，“礼”从具体的细节，变成几种道德品质的前提，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进一步，孔子也在教育实践中为“礼”提供了践行的基本原则，即为“义”。在当时的文献中，“义”与“宜”常常是通用的，这可能也是由孔子进行的思想创新。在更早时候，“义”并不是一个有抽象意义的概念。《说文解字·我部》：“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义”在较早时候为“威仪”的意思。段玉裁注：“古者威仪字作义。”也就是说，今天所使用的“威仪”的“仪”字在更早时候写作“威义”，最初并没有“仪”字，而都是“义”字。“义”字本来表示一个人外表上的相貌堂堂，有威仪。段玉裁认为：“威仪出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从羊者，与善美同意。”
《礼记·祭义》提到孔子说：“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礼记·曲礼上》也说：“礼从宜，使从俗。”“义”作为概念，到了此时即从单纯表示一个人的仪容，进而开始表示“礼容各得其宜”，延伸到了“仪容如何才谓之好”的层面，并且与“礼”联系起来，成为“礼”在实践层面的基本原则，即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
《论语·阳货》提到，孔子的学生子路向老师询问“君子尚勇乎？”，勇敢是不是应该在所有优秀品质中排第一位？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反对任何极端和激进的做法，一个人在实践中始终应该坚持“中道”“合宜”，与社会认可的基本价值理念相吻合，如此才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礼”的最终落脚点。
在当代教育实践中，仪式活动、礼节教育在学校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认为，“礼”不是简单的流程，更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义”的载体，最终要以传播合理的社会价值观为落脚点。在开展关于“礼”的教育活动时，只有回归于“礼”的本质，才能避免让表面的虚文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这是孔子对“礼”的论述带给后代教育的重要启发。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文明之间，在发展的时间节点上总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呼应。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在孔子去世后十几年，公元前460年前后，生活在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均出生于世。在西方思想史上，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是最早开启古希腊思想早期自然哲学人伦化转向的人，“德谟克利特生活在智者已经活跃的时代，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已开始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德谟克利特可以说是早期自然哲学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但他同时已经重视研究社会与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的老师，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大部分都保存在《柏拉图全集》，后人往往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些内容属于苏格拉底本人，哪些属于柏拉图在作品中的创造，就像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中，总是有许多孔子弟子的思想在内一样。不管怎样，苏格拉底所关心的内容不再像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样以自然科学为主，而是变为社会正义以及人的智慧、善、德性。《柏拉图全集》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我与物理学的探索毫无缘分。”这与《论语》中提及的“樊迟请学稼”有一定的类似性。苏格拉底关心的是所处的城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通过激励、劝说、批评，来刺激和唤醒雅典这匹已趋怠惰的壮马。与此类似，孔子也被人称为“木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孔子也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也像苏格拉底一样，生活在城邦纷立的时代，旧的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孔子尝试在旧有的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思考，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尊重人性、注重人伦，以提升人的德性，而不是以某种具体的技能为教育活动的最终追求，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本质。
孔子开启的教育模式在之后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逐渐构建起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精神脉络。儒家思想在不断丰富完善，传统教育思想也不断丰富完善，两者相互影响。在孔子之后，我国教育形成了尊重经典文本的传统，将前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作为教育活动的主要阅读载体，通过阅读经典的作品与前代的思想家形成交流，受教育的过程便是不断接受经典作品中的思想家的思想熏陶的过程。在当代基础教育中，广泛系统的阅读始终是各个学科追求的重要方向。
总的来说，孔子并没有像后代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对教育活动指手画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不符合人性的道德教条，要求青少年遵守这样那样的规矩，而是始终在思考人性，从反思历史变化方向的视角思考教育。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地位，但道德教育不等于规矩、教条教育。
以“礼”“仁”“义”“孝”等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某项具体技能的教育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体系中，而道德教育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是孔子开创的教育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国教师》杂志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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