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军事技术大发展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北魏开始定居之后，不仅南朝，甚至过去以骑兵为核心的北朝，都建立了可以形成坚固阵形、依仗大型椭圆形或者长方形盾牌、身披重甲的重步兵队伍。南朝的重步兵更是非常普遍，几乎是军队的核心。因此双方的“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具装铁骑需求就更高了，南北双方均建立了以具装重骑兵为核心的骑兵队伍。至隋朝时期，也延续了这一状态。
具装重骑兵之间的战斗
隋末唐初统一战争时期，双方仍存在较多“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诸如著名的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亲率1000 名精锐的“玄甲军骑兵”发动猛烈的冲锋， 直接贯穿了整个窦建德大军的军阵，而胜利之后，“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 甲士三万人”也说明当时他的作战部队中是有大量马铠存在的。
但统一后的唐帝国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唐帝国在西域、漠北、东北部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展。同样是对抗突厥帝国，唐朝在大部分时期处于攻势， 在进攻这些草原地区的时候，并不适合使用人马俱甲状态的唐军重骑兵，也不适合使用大量步兵结阵作战。最佳的选择，就是唐军重骑兵放弃马铠，保证优越的机动性，与轻骑兵一同高速奔袭或者长途追击。因此，在西域中部或北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唐军以人披重铠、马不披甲的“精锐骑兵”为核心在执行这些作战任务。
唐军不披马铠的重骑兵与轻骑兵
不过，在适合具装骑兵发挥的地形与场合，唐朝骑兵就立刻呈现出与隋朝远征辽东时相似的装备结构。
“帝（唐太宗） 亲率甲骑万余与李勣会。围其城。俄而南风甚劲，命纵火焚其西南楼，延烧城中，屋宇皆尽。战士登城，贼乃大溃，烧死者万余人，俘其胜兵万余口。”（《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一》）。这段记录正展示了唐太宗这位曾经在虎牢关取胜的统军帝王在贞观十九年（645 年）率大军于辽东作战时使用大量具装骑兵的情形。在不需要长途奔袭、追击且地形合适的场合，唐军的大批具装骑兵就出现了。在围城作战时，考虑到要保护攻城器械、攻城步兵，具装骑兵确实比一般重骑兵更适合。因在短距离作战时，具装骑兵并不比一般重骑兵更缓慢，且拥有更强的防御，特别是对箭矢的防御更强， 这对于对抗战场上拥有城垛远程火力的守方更有效，特别是在防止守方突袭或突围的时候，这已经在很多世界军事史的战例中得到了体现。
唐帝国的马铠相比南北朝或者隋时期的样式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南北朝时期“一体式”与“组合式”马铠并存的状态，在唐朝逐渐变得以“组合式”马铠为主，“一体式”则逐步消失，变得更加“本土化”。所谓“一体式”马铠， 往往就连马面甲也非独立的，从披挂上说，可以由一名随从或后勤人员以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给战马连头带全身穿戴完毕，帕提亚王国或萨珊帝国常采用这种方式披挂鳞甲或札甲式的马铠。而“组合式”马铠是由5 片单独的部分构成， 分别保护马头、颈部、肩部至胸部、腰部两侧以及臀部，也就是“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与“搭后”，马臀部的护甲上还附着长羽毛作为装饰，称为“寄生”。 当然，以上只是说明一种普遍意义的“组合式”马铠，并非固定为5 片马甲。
一些与唐同时代的王国，诸如萨珊帝国或是东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具装骑兵的战斗力，骑兵不会在整个行军与战斗过程中始终端坐在披挂全套马铠的战马身上，避免让坐骑在真正需要强力冲锋的场合精疲力竭。因此需要备用战马，往往是一匹战马披挂铠甲，另一匹备用马则不披，行军时为节省具装战马体力，骑兵往往骑乘在备用马匹上。当然备用马也可能是其他的骑乘工具，例如在沙漠中骑乘骆驼来代替备用马。根据记载，两大帝国的人力资源并不充足，甚至为争夺兵源地（诸如亚美尼亚）常发生战争。那么在随从或者后勤人员过少，甚至是没有随从的情况下，“组合式”马铠相对而言是不太实用的，难以应对突发性战斗，战斗准备时间也过长。因此在同时具备马匹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源缺乏这两个条件时，两大帝国的具装骑兵大都采用了较为“一体式”的马铠。
比较典型的唐军“组合面帘 式”马铠形式
如果拥有较多随从或后勤人员，“组合式”马铠的安装或脱卸会更快。根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的记载，标准的2 万人作战部队，辎重军6000 人、骑兵4000 人、作战步兵1万人。这样来看，唐军后勤人员的数量是较为充足的，可以很好地满足这种安装方式。统一后的唐帝国人力资源显然是超越南北朝时期的，这很可能也是当时在中国地区“一体式”马铠逐步被“组合式”马铠取代的原因。而根据《旧唐书》对显庆元年（656 年）唐军征伐西突厥的记载，唐军在战斗中为骑兵临时披挂马铠（“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即唐军在需要使用马铠或条件允许时，才从辎重队将马铠取出披挂在那些“有具装能力”的战马身上，且使用的马铠多为几件套的“组合式”。
出土于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甲骑具装俑，可以反映当时唐帝国“组合式”具装马铠的状态。这尊彩绘贴金俑通高350 毫米、通长315 毫米；马面帘贴金色；鸡颈、当胸和马身甲连缀在一起，刻出一排排细密的长方形甲片，整个下缘都包有朱红色的宽边，上面饰有彩色的花纹；搭后也刻出细密的甲片和包有朱红的宽边，束尾；在鞍后马匹臀部，有原插寄生的小孔。这与南北朝时期的“组合式”马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唐代具装甲骑俑，懿德太子墓出土
一些军事爱好者对古代骑兵也存在某些误解，会将其物化为现代战争中的“重型坦克”或“轻型坦克”，但这两者是不可以转化的。“重”向“轻”的单方面转化在骑兵史上倒是常发生的。根据11 世纪初拜占庭军事手册记载，10—11 世纪以高度重装闻名的拜占庭超重装骑兵，当将具装战马更换为快速战马的时候，甚至可以进行迅捷的“劫掠作战”。更不用说7—8 世纪的并没有那么沉重的唐军重骑兵。因此，在辽东战场上展现“甲骑万余”壮观场面的唐军具装骑兵，卸下马铠，就成了在西域“快速突击骑兵集群”，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反过来，因为地区资源有限，“不具备重装能力”的骑兵想转化为“重装”，很可能必须依靠战功提升地位，依靠掠夺或缴获来增加财富。轻装骑兵不仅要获得重型铠甲，得到重装冲击训练，还必须拥有“可负担重甲并能保持正常战斗能力”的优良坐骑，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因此，在 17 世纪之前，轻骑兵向重骑兵转变实为一种财富与地位积累之后的“进化”。实际上，这种进化在整个世界史范围都是常见形态，即成功的军事扩张导致整体上贫穷战士向富有战士转变，诸如13 世纪的蒙古军队，也是随着不断的征伐成功，才越来越重装化。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50：大唐西域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