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秋末初冬时节，苏学士的名诗《赠刘景文》就一定会来应个景，在大文豪生长的时代，这首诗特别贴切，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而从李太白的“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的诗句也能推断出唐宋时期的橘子、橙子都是在入冬后成熟的。
而作为资深老饕的东坡居士肯定是没有吃过农历八、九月份的橘子，我为他深感遗憾，因为我们的育种家，西南大学（中柑所）曹立教授通过二十年磨一剑，已经把在中秋节上市的漂亮好吃的橘子研发出来了。这个嘛，大家敬请期待，要记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九月的柑橘亮相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
东坡居士在《楚颂帖》又讲道：“吾來陽羨（宜興），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雲，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落成，當作一亭，名只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
《楚颂帖》苏轼
原来苏东坡也是喜欢种植橘子树的，连果树嫁接都会，确实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柑橘园建好没有，会不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
以色列柑橘园
而他对屈原品格的喜爱则来自于他对《橘颂》的推崇：“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认为应当筑一个“楚颂亭”以表纪念。但据我估计苏学士的这个亭子最终是没有修成的，那就让我去想办法去完成大文豪的愿望吧。
《楚颂帖》是苏轼在宜兴通贞观郭知训提举家中写成的。帖上有许多名人的题跋，元初书法大家赵孟頫拜观此帖后题了跋文：“东坡公欲买田种橘于荆溪上，然志竟不遂，岂造物者当有所靳耶！而楚颂一帖传之后世为不朽，则又非造物有所能靳也。”
其实古代喜欢种橘子的文人比比皆是，说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韩愈、柳宗元、辛弃疾………
讲到这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橘子园，您拥有了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这里开始聊一聊“橘”与“桔”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一定不是简体与繁体的区别，因为这两个字在两千年多前就已经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西汉马王堆文物里的“桔”
橘：汉语常用字，读音jú，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时代。基本含义为常绿乔木，果实称“橘子”，多汁，味酸甜可食。种子、树叶、果皮均可入药：如橘红。
苏轼的“橘”字
桔，汉语通用字，读作jú,jié，原指桔梗，一种草药。
看到过有这样的考证：“从‘橘’和‘桔’的读音发展历史上看，它们也不是一个汉字。《康熙字典》记录“橘”读jú，而“ 桔”只有一个读音jié，两个字泾渭分明，没有混用。1932年出版的《词源》也标注“桔”只有jié这一个读音。直到1980年的《辞海》中“桔”增加了一个读音(jú）。甚至同时期的《新华字典》《同音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也说桔是橘的俗字，或者异体字，但并不是‘橘’的本字。上个世纪70-80年代是个节点。”
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弱弱地有个疑问：难道广东地区春节流行送金桔代表“大吉（ju）大利”的节俗是70～8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吗？
据多方考证：粤语是南方方言里面保留中古汉语成分较多的一种，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汉语普遍存在的入声，其声母、韵母、声调与古汉语标准韵书《广韵》高度吻合。清代学者陈澧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韵》，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我们可以看到，只谈到《康熙字典》以后的发音，只能说是还没有找到钥匙，开不了这个锁。
金桔盆景
而宋人周必大在《平园续稿》中就讲道：“橘洲在湘江中，巨浸不能没，膏润宜橘，是以得名。橘，诀律切；吉，激质切，本作两音，比人混而为一。故郦道元注水经，橘洲或作吉字。近世伪传东坡录《橘传》，亦指为吉。”
至此，在我看来这个谜底应该是解开了，而郦道元是北魏时期人，在那个年代就因“比（通：鄙）人混而为一”，“吉”便通了“橘”（jú），“大吉大利”在这里就可能找到了它的来源和历史成因。
估计后来是因为橘子树是木本植物，所以“吉”加了木字的偏旁，就变成了“桔”，于是“橘”和“桔”字成了一家人，而“橘”还是原来的那个“橘”，“吉”和“桔”就成了多音字、多义字了。
上面的总体意思是这样的，送人“橘子”，就是送人“吉子”、“桔子”，而且一定要说：“大吉（jú）大利”，要不然你好心送了别人东西，别人还会觉得你没文化。
看到这里，感觉有点像绕口令，但也许这就是“橘、吉、桔”这三个字在一个意思上的来龙去脉了，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因为历史是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
所以现在已经将“桔”字约定俗成了“橘”的通用字，而“吉子”的说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搭了一座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把“柑橘”写成“柑桔”，确实也是无可厚非的。
橘的小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