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人对于宪法抱有非常浪漫的想象，但立宪的过程却充满了坎坷和沮丧。中华民国总共存活了38年，它立宪活动之频繁、波折之多，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回答，在立宪这件事上，中华民国整体上的问题出在哪？
为革命谢幕的"立宪时刻"
一句话，虽然叫中华民国，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民”上。具体怎么讲呢？先来听听中华民国的同时代人胡适，对这个国家的判断。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在美国学了一身学问，也对这个国家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对什么是现代国家，有了比较系统的认知。
他回来后没多久，就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比较坚定的判断。他觉得，虽然经历了共和革命，国家的名字也改成了“中华民国”，但中国还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所谓中世纪的国家，就是指这个国家处于前现代状态。它和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甚至日本，在发展水平上差距非常非常大。
也正是因为这个，胡适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一度非常消极。他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发展水平，要正面对抗步步紧逼的日本，就是以卵击石。如果不妥协忍让，只会让中国连苟延残喘、以拖待变的机会都没有，最终直接亡国。所以他一度和汪精卫、周佛海这两个未来的大汉奸站在同一立场，极力倡导与日本和谈。
胡适：“中华民国”还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
直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他看到日本暴露出来的亡我之心，也看到中国士兵展现出来的壮烈英勇，才改变态度，积极支持抗日。后来胡适做了驻美大使，积极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不过，他还是觉得，两国差距太大了，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单靠中国来抵御日本，是不可能胜利的。
在民的方面，理想模型：公民国家胡适为什么那么悲观呢？
他观察中国，是带着美国的标准的。这个标准，不是指美国积累了多少财富，或者美国有多少现代化军队，而是指当时美国代表的一个公民国家的理想。
现代的公民国家，基本上都是公民选举民意代表，去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而国家必须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样上下联动，结为一体。人自由而有尊严，国家也繁荣富强。可以说，公民概念是现代国家的核心概念。只有公民在国家中真正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了，国家才算现代国家。
但胡适拿这个标准来观察中华民国，眼中就全是缺陷。虽然中华民国已经具有“公民国家”的名号，但它的“民”并没有真正成为公民，并没有在公共生活中出场。
在这儿，我想和你简单聊聊姜文的一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里，一个村子接受了两个日本俘虏。他们首先的感受，不是对国家的责任，也不是对敌人的仇恨，而是恐惧。
《鬼子来了》：村民首先的感受，不是对国家的责任，也不是对敌人的仇恨，而是恐惧。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他们的这种感受是真实的。
在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农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政府联系起来，国家这个概念，离他们太遥远了。电影里的村民，为了逃避责任，也为了两车粮食，把日本俘虏送回了军营。你说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太符合民族大义，是不是有点儿汉奸成分？但他们不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没有那样的认知。在他们眼中，国家太过抽象，而对他们发号施令、征兵纳税的官家却是实实在在的。游击队和日本人，都是他们眼中的官家，谁来了就欢迎谁。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村民是汉奸，就算他们是汉奸，他们也和汪精卫、周佛海这样的汉奸有本质不同。
这说的是电影。电影外呢，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对于这样的百姓来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国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统治者的行为会不会有区别。他们从这些行为上，判断民国政府和以前的官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和民国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没有什么互动，就更不会形成一个国和民互动的有机体了。
在国家的方面：专制独裁和粗暴动员在民的方面，我们看出了国民的国家意识淡漠。而在国家的方面，还有很多令人难堪的现象，比如，政治暗杀、专制独裁、粗暴动员等等。这些现象在整个民国时代都普遍存在。后来国民党北伐，消除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这个南京政府，一直到1945年，也没有呈现出一个现代国家的样子。
1927年建立的国民党在南京政权实行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初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中国产生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看到法国在德国攻势面前迅速溃败，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真是了不起，竟然能把强悍的日本拖那么久。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深度介入到国民政府抗日的进程里，这时候，他们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的百姓特别好，吃苦耐劳、温顺善良；另一方面，他们也发现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透顶，在政府高层里，简直没几个干净的人。政府和民众脱节，那怎么动员抗日力量呢？就只能野蛮实施。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回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了军校，当过国民政府的低级军官。他说，国民政府募集士兵，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征兵，而是强制抓兵、野蛮运兵。为了防止新兵逃跑，管理人员经常用绳子把他们捆成一列。整个征兵过程，就像是贩运奴隶。士兵本来是保卫国家的英雄，政府却这么残酷无礼地对待他们。这样的征兵，再加上政府强制地用暴力手段征收赋税，导致国民政府和国民的关系非常紧张，几乎要演变成敌对关系了。这也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但不管是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民好，国民政府坏”，还是黄仁宇看到的暴虐的征兵现象，它们的背后，主要不是道德原因，而是有一些深层的必然因素。
听长辈说自己兄弟突然不见了吗？
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面临的外来压力急剧增大。率先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拥有了强大的军事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这个率先崛起的东方岛国，却把积蓄起来的国家力量用来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对抗达到了最为激烈的状态。在这场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中，日本一方是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国家，而中国一方，在国家转型的路上，才走了那么有限的几步。
中华民国虽然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建立了一个系统，但其政府内部各派势力尚未完成整合，还处于一种寡头联盟的形式中。在社会方面，经济体系总体上还属于古代形态，那些现代经济的要素没有充分发育起来，国民教育也没有来得及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身的运作，呈现出“庙堂江湖化”现象，人身依附、个人忠诚、裙带、小集团、派系就不可避免了。这样的一个政府要动员一个中世纪的社会和日本作战，手段上严厉粗暴，似乎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公民国家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公民和政府发生良性互动的关系。要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行，需要诸多条件。
培育真正的公民
中华民国是一个刚刚脱离了王朝时代的共和国。它虽然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门面，在政府高层设立了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在一些港口城市和首都建立了现代行政体系，但是，它更广袤的部分却并没有随着共和革命的炮声而一下子进入新时代。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中华民国是一个仅仅具有共和表象的中世纪国家。在中华民国这个政治体中，真正的公民还没有被培育出来。在理想模型的对照下，政治运作和国家治理就呈现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况。这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演进阶段的问题。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公民国家也不是一场革命就能造就的。这也就是中华民国最大、也最深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