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揪，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十兄弟”
啊，不对，是“考古十兄弟”
他们是在李济、梁思永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考古才俊。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对安阳殷墟、浚县辛村等遗址的发掘中，他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古十兄弟
所谓“考古十兄弟”就是殷墟正式发掘中，除领队梁思永以外的十名队员，这十人志趣相投、关系亲密，在殷墟发掘时他们按年龄和资历排序，分别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1937年抗战爆发，十兄弟在长沙清溪阁喝酒告别，再未聚首。
在这之后，“考古十兄弟”踏上不同的路途，刘燿、祁延霈、王湘三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李景聃在抗战时因生活困难，离开考古，1946年病逝于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厚宣之后成为甲骨文研究大师，尹焕章在南京博物院工作，奋斗在考古第一线。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人则带着殷墟的考古资料去了台湾，从事整理研究工作，石璋如和高去寻后来都成为了中研院的院士，属于考古界的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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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聃（1900-1946）
字纯一，安徽舒城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因为身体丰硕，绰号阿胖。腊肉和卤鸭是他的最爱。1933年追随李济来到史语所，担任助理员。参与殷墟、辉县琉璃阁发掘，调查寿县。
在调查寿县之前，他翻阅寿县的县志及有关寿县和楚的史地资料，查出有关寿县的历史与地理的背景。又翻阅了中西新志和报章，查出有关寿县出土古物的消息和论著，先了解了一个大概，然后和王湘一同前往调查。他们此行不但实地考察，亲自测量，并查阅各级机关有关寿县文物之舆讼案件，回来后写成《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是一篇十分详细的报告。
长沙一别，回到家乡，1938年春，将家人接至重庆，整理辉县琉璃阁的遗物，整天拼接破铜器，由于室内太小，开一箱做一箱，每天下班后还在后操场打篮球，精神十分旺盛，夜里还翻译高本汉的《殷代青铜器》一书。1941年因战争吃紧，入不敷出，离开史语所，投笔从戎。1946年因病去世。
部分学术成果：
《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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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璋如（1902-2006）
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毕业。参加了殷墟第4次以后的各次发掘，并继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之后主持了第15次发掘工作。抗战开始后，他辗转至我国西南地区，继续从事考古工作。他和梁思永都对制陶手工业都十分感兴趣，在昆明时，梁思永仿照营造学社的前例，和石璋如组建了天工学社，在工作之余专门调查手工业，他们在瓦窑村、华宁县、宜良、呈贡等地都进行了烧窑的考察，此外还调查了铜器和玉器的制作。到了四川后，因为梁思永身体不好，中央博物院又有专人进行手工业调查，因此作罢。但石璋如依然兴趣不减，又曾去挂弓山调查烧陶情况。1942年参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甘肃一带考古。去往台湾以后，在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并继续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后调查并发掘了台北圆山、新竹红毛港、台中营埔、南投大马磷和洞角、台南六甲顶等遗址。淡出田野考古后，主要整理和研究殷墟出土材料。
2006年去世，是考古十兄弟中最长寿的一位，享年104岁，被称为“考古人瑞”
部分学术成果：
《第七次殷墟发掘：Ｅ区工作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4（1933），页709-728。
《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三种，1945），页1-36。
《殷虚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2（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页1-81。
《殷虚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后记》，《中国考古学报》4（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页29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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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宇（1904-?）
字启生，湖北钟祥人。自有家境贫困，也因此在湖南岳阳湖滨大学二年级辍学，未竟学业。1930年进入史语所担任书记，后专任助理员，最后担任考古馆主任管理员，直至退休。在山东城子崖、安阳殷墟等遗址从事发掘工作，在抗战爆发后直至退往台湾，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千辛万苦。这期间主要是保管和运送文物。同事多称他为李执事，爱好集邮和摄影，信仰基督教。
部分学术成果：
《怀念董彦堂先生》，收录于董作宾逝世三周年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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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燿（1906-1983）
刘燿，字照林，号虚谷，河南滑县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哥哥则出国深造，刘燿自己也很争气，考入了河南大学国文系。当时从事考古事业的傅斯年、董作宾等学者曾来河南大学演讲，让刘燿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30年，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当时的刘燿对郭沫若十分崇拜，不久，他便以“水牛”为笔名，发表了《关于社会分期问题》一文，赞同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意见。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发现了甲骨文，更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商代晚期是切实可靠的。1931年，殷墟第4次考古发掘开始，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打算送两个学生去参加发掘，得知这一消息的刘燿，当即拉着舍友石璋如报名参加了。由此，刘燿正式迈入考古之门。
他跟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分别参加了殷墟、浚县辛村、大赉店、山东日照等地发掘。他钟情于考古的身影，让当时的人们印象深刻。殷墟考古的领队梁思永就认为他工作认真、细致、思想敏捷、善于思考，有综合研究的能力。1937年，他利用考古资料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从考古学角度指出了当时“中华文化西来说”存在的问题，“在当时为澄清中国古史研究上的混乱作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他在陕北公学任教。1939年-1941年，任马列学院研究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曾参加范文澜同志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考古学、历史学领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因病去世。
部分学术成果：
《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存》，《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考古》，196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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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焕章（1909-1969）
字子文，河南南阳人。1928年进入河南大学预科，后因经济困难而肄业。1929年经由董作宾先生介绍到了北平，在中研院史语所史学组工作。尹焕章年轻体健，爱运动，当时的午门楼上是一个宽而长的房子，如同室内运动场，当大家下班后，他把办公用的椅子，排成一行，在其中跳百米低栏。调到考古组后，参加浚县辛村、安阳后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后，历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与曾昭燏合作首次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名称。
部分学术成果：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试论湖熟文化》（与曾昭燏合作），《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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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延霈（1910-1939）
字沛苍，山东益都县人。因早产和发育不良的影响，他从小体质衰弱，个头矮小，不到一百五十公分。但他从小勤奋好学，考入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原本身体孱弱的他，却通过常年的田野地质调查，野外训练，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为日后的田野考古工作打下基础。祁延霈1933年毕业时，正好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向地质调查局要一位能测量、能辨认矿石的大学毕业生，培植成一位史前考古学者，于是地质调查所便介绍祁延霈去，在考古组担任助理员。
进入考古组后，祁延霈分别参与了山东滕县安上村遗址、殷墟第9、10、11、12、13次发掘工作，还和王湘等人前往鲁南地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考古调查，收获颇丰。1937年，瑞典考古学家，也是仰韶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来华，想要一名具有地质知识的人才组成西康古迹考察团前往西康地区调查史前遗迹与遗物，祁延霈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西康地区多山地，气候多变，因此需要打疫苗预防，一般人打后往往要头痛三天，但祁延霈身体强健，在打了疫苗后的第二天，便前往了西康地区。祁延霈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精力充沛，身体不错，他因常年的发掘工作而对考古产生了由衷的热爱，石璋如后来回忆说：“祁延霈精神真好，朝出晚归，中午也不回来，就在测量的地点吃午饭，星期日也不休息”。
七七事变后，祁延霈因爱国心切，想要抗击日寇报效祖国，他毅然前往了延安参加革命，改名祁天民。1937年底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被组织选派前往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到达新疆后，他就任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秘书兼教育系主任。1939年他调任哈密地区教育局局长，1939年，在配合毛泽民推行新疆币制改革时，不幸感染伤寒，同年12月22日在哈密病逝，终年31岁。
部分学术成果：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载《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3月。
《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未发表。
《西康考古调查记》，未发表，
《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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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1911-1995）
原名胡福林，字厚宣，河北望都人。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颇受傅斯年赏识，入职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同乐寨等遗址的发掘。他参与的田野工作并不多，主要在室内整理殷墟历次发掘的甲骨文，并为《殷墟文字甲编》作全部释文。1940年，离开史语所，之后在国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等机构工作，新中国成立，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5年去世。
部分学术成果：
《甲骨年表》（与董作宾合作），商务印书馆，1937年。
《殷墟发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下篇），《文物》，1974年第7、8期。
《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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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1912-？）
字子湘，河南南阳人。他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的堂弟，小学毕业后便未上学，曾在纺纱工厂内当过学徒，社会经验很丰富，而且聪明上进。爱吃炸酱面，曾经一连吃了4个月炸酱面，被传为美谈。
他是“十兄弟”中参与殷墟发掘次数最多和调查遗址最多的人之一。早在1928年第1次殷墟发掘时，他便参与其中，此外，他还参与了城子崖遗址、浚县辛村、滕县安上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地的发掘工作，还曾在安徽寿县、磁县、周工测影台、龙岩寺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人回忆到，王湘对发掘出土的陶器十分感兴趣，经常将破碎的陶片进行拼合，如果能成功便十分开心。而且他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对于调查、发掘、测量、绘图、照相、整理包括日常工作都很在行，处理的井然有序，有时整个发掘工作，除了挑土工作由工人来做外，其他的精细工作，都由他包办了，每当发现一个新遗址，总会让他去打头阵，当先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丝毫不怕辛苦，1937年6月1日，王湘因长期工作感染疟疾而住院，6月6日病愈出院后，得知辉县琉璃阁发掘工作正缺人手，他8日便动身赴辉县参与发掘工作。除田野发掘外，王湘虽是小学毕业，但对考古类型学这一考古学基本理论，有着较深的理解。学者陈洪波曾根据王湘寄给李济（李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领导者）的信件内容评价其“学术水平令人惊异”！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湘同长沙的大学生交情匪浅，痛感时局之危，决定和学生们一起去往延安参加抗战，因为王湘在其中年纪最长，遂改名为王元一。他们到西安之后，就转往陕西泾阳县的云阳堡受训，这便是著名的安吴青训班。管理青训班的便是胡乔木，陈云也曾是其中要员，名誉班主任更是大名鼎鼎的朱德总司令。1938年6月，王湘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陕甘宁边区振华造纸厂厂长，军工局第一兵工厂厂长，陕甘宁边区工艺实习三厂厂长。1947年3月胡宗南军进攻延安时，在转移和随军修城中，任十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领导工人坚持生产。参加革命后的王湘，彻底离开了考古事业，在我国工业战线继续发光发热。直到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纪念李济先生诞辰九十五诞辰学术座谈会”时，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年近九旬的王湘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部分学术成果：
《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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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去寻（1910-1991）
字晓梅，河北新安人。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殷墟发掘。随史语所去往台湾后，1949年升研究员，获终身聘书，曾担任史语所所长。
1954年西北冈发掘领队梁思永逝世后，高去寻受命整理乃师梁思永西北冈报告的未完稿，从此他的后半生就与西北冈报告紧紧系在一起。李济先生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序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而且梁思永先生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此外，高去寻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
单以篇幅来写，高去寻补写的部分超过80%，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辑补。1966 年他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获得学者一生最高的荣誉。1973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直至1991年去世，他用一生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候家庄》。为此，他放弃了驰骋于欧亚草原的梦想，为西北冈基本上很多都是盗墓贼不要的“破烂的东西”锁磨了一生。
部分学术成果：
《侯家庄》
《殷墟出土的牛距骨刻辞》，《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殷商铜器之探讨》，《史学论丛》（北京），1934年第1期。
《山海经的新评价》，《禹贡》，1934年第1期。
《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
《安阳殷代王室墓地》，《殷都学刊》（安阳），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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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悫（1906-1969）
字实君，河北固安人，原籍浙江绍兴。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人，书法、篆刻都很精通。幼时曾随祖父视察筑堤工作，所以对河工堤防很熟悉。1930年加入史语所，参与发掘浚县辛村、安阳殷墟、山东藤县等遗址。
他虽然不会照相，可是他在照相上却出了许多主意。他的聪明才气颇得梁思永的赏识。殷墟第12次发掘时，与梁思永一起发掘HPKM1500大墓。此次发掘中，不但学会了照相，也学会了测量、绘图等方法。进步十分迅速，田野的发掘记录也交给他执笔叙述。第13-15次殷墟发掘负责办事处工作，包括：安排伙食、清洗器物及编号、清点遗物、发放工资、协调官厅、看管文物等工作。
去台湾后，因为技术高超，升任史语所技正，主持史语所技术室的工作。1969年因病去世。
部分学术成果：
《山东藤县下黄沟村宋代墓葬调查记》，《历史寓言研究所集刊》第12册。1944年。
文案：袁博
编辑：江江、Fiona
审核：江江
ps：感谢“吉林白城 火光书画”工作室的题字
下期预告：夏鼐的考古之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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