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2022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公之于众。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杀出重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安妮·埃尔诺的得奖，既是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
在获奖名单公布之前，许多媒体对她颇有微词：“如果丘吉尔能靠他的自传作品《如果我做了》赢得诺奖，埃尔诺肯定能因为她对自己过去的激烈挖掘而获胜。”
在安妮·埃尔诺过去82年的生命里，这样的挖苦和讽刺她毫不陌生。
安妮出生在小商人家庭，一家人过着贫苦的生活，忍受有钱人的嘲讽和质疑对她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尽管父母拼尽全力让她接受了好的教育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她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却愈发明显，她的身上也体现着一种讽刺，因为她也曾沾染过有钱人的荒谬和对普通人的鄙夷。
也正是这些切肤的经历，让她开始思考自身粗鲁与文明的矛盾该如何正视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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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
1940年的秋天，安妮·埃尔诺出生在法国诺曼底一个叫伊沃托的小城，父母是从农民挣扎成为拮据商人的普通人。
在安妮出生之前，她还有个7岁时染上白喉夭折的姐姐。
得知自己并不是父母第一个孩子的安妮，曾认为自己是父母为弥补姐姐缺失的爱而出生的。
这一度让她感到沮丧，好像自己是个“备胎”，而“备胎”得到的自然是父母的无理对待与粗暴。
父母在靠近火车站的郊外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为当地百姓提供食物、杂货和咖啡。
那时的法国被德军占领，局势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尤其是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他们仿佛天生就带有贫穷、粗鲁、低人一等的标签，挥之不去又遭人嫌弃。
普通人的生意并不好做，生活也因贫穷显得毫无生机。
在冬天，安妮每天放学回家，家里从来不开灯，父母摸着黑在厨房里忙着，偶尔冒出一句话，也总是关于“必须要把这家店卖掉”的抱怨。
而一家人之间的交流，除了无休止地大声叫嚷之外还夹杂着暴力的“打耳光”，尤其在年幼的安妮·埃尔诺身上。
在接待顾客时，母亲会用温柔和蔼的语气与顾客搭腔，倘若在此期间她听到了安妮·埃尔诺发出乱哄哄的声响，她就会突然冲过去，一言不发面色严肃地给上她几个耳光，然后再面带微笑地回去接待顾客。
一面要兴高采烈使出浑身解数留住顾客，一面要维持苦不堪言的贫穷生活，不断激化的矛盾把安妮·埃尔诺的母亲折磨得筋疲力尽。
而母亲的两副面孔，让安妮·埃尔诺在小小年纪就体会到情感割裂所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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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学着母亲的样子，向顾客声音响亮地问好；不在顾客面前吃东西或是吵架；不议论任何人；偷偷监视着顾客们的行为。
父母曾试图用客气的方式教育她，但已经养成的粗鲁的习惯终究难以改变，他们不懂有教养的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家庭谈话常常以粗暴的脏话和打耳光的威胁画上句点。
在矛盾和真实之间游离的父母，没有给童年的安妮·埃尔诺带去温暖，她早早感受到了贫穷带来的恐惧。
特别是十二岁那年，父亲差点杀死母亲，这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
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天中午，做完弥撒的安妮·埃尔诺回到家，发现情绪不好的母亲正在和父亲争吵。
争吵并未让她感觉到异样，因为她早就习惯了强势的母亲和沉默的父亲，日复一日为穷困生活展开的粗暴“对话”。
直到父亲受不了母亲没完没了的说教，揪住母亲的衣角，朝咖啡厅旁的地窖走去。
昏暗的地窖里，父亲一只手死死抓住母亲，另一只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镰刀，安妮·埃尔诺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她拼命喊叫，试图阻止一场悲剧。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里，在此后的几个月，她担心悲剧重演，经常在与父母共处一室时将心提到嗓子眼儿。
父母之间大声说话和微表情的变化都能让她如一匹受惊的马，立刻监视两人的情绪。
而父母间的沉默更让她以为灾难就要降临。
那时候，没人安慰她受到惊吓的心灵，抚慰她恐惧紧绷的神经，对父母来说，吵过即好的夫妻关系似乎并不需要向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作出任何解释。
贫穷、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争吵，构成了安妮·埃尔诺的童年，也锻炼了她敏感的神经。
长大后，她敏锐地觉察到，父母频繁的争吵并非他们本愿，无法改变的外部环境往往激发了人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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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幼小的她并不理解，直到按照父母的意愿在脱离贫穷的路上奋发向上时，她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尴尬，也实实在在体会到了父母生活中遭遇到的歧视。
共同的遭遇和感受，让安妮·埃尔诺理解了父母生活中的种种渴望突破又无从突破的窘境。
尴尬
12岁，是安妮·埃尔诺的童年生活彻底结束的年纪。
这一年，发生了父亲要杀死母亲的事件。
这一年，安妮·埃尔诺在教会学校读书。
在学校，安妮·埃尔诺学习真正标准的法语，学习优雅的生活习惯，学习文明的教养和规矩。
可回到家里，酗酒、争吵、父母和顾客粗鲁的习惯和乡下口音，成了她生活中难以接受的存在。
她生活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环境里，体罚孩子被当成天经地义，粗暴地呵斥孩子是理所应当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必要的客气和礼貌，追求标新立异则被视为古怪。
可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些不文明的习惯却会被人耻笑。
在学校，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用“你”来称呼学生，即便是对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孩子，也要用“您”来称呼；学校的校规管理更是以一种家庭式的和蔼的方式进行的。
学校的规范和家庭中的不拘小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十二岁孩子逐渐在这两种环境中感受到了尴尬和卑怯。
一次在学校搞卫生，安妮·埃尔诺愉快地哼起了歌，老师听到了便让她大声唱出来，可她却退缩了，她心里想，等她真的大声唱出来时，周围这些富人家的小姐们一定会嘲笑自己。
从那时起，自卑在心里逐渐形成，杂货店主女儿的身份被老师在课堂上提到：“安妮·埃尔诺，假若你父母的杂货店进了100个苹果......”
尽管她成绩第一，可未发育的身体、贫苦出身、朴素的穿着、乱差的住所以及邋遢的母亲，都成了无法掩盖的自卑来源。
与学校的单纯相比，安妮·埃尔诺过早地看遍了生活的不堪和混乱，这一度让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学校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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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她称为耻辱。这是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的耻辱。
而这种耻辱背后藏着出身的卑微和无力的挣扎。
父母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早早投入养家糊口行列的他们没怎么读过书，却艳羡那些有书读有教养的家庭。
他们东施效颦般学习标准法语，竭力摆脱乡下口音和习惯，却学得不伦不类，继而将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
在向往和真实之间游离的父母，成功将安妮·埃尔诺带进了无法摆脱又不得不努力摆脱的困境。
通往成功的路，并不是父母想象般只要努力学习便能踏上。对父母的顺从和嫌弃，内心的挣扎和彷徨，留在少女安妮的心底，如芒在背，无法消解。
而这种尴尬，持续到安妮·埃尔诺嫁入一个书香世家。
嫁给丈夫后，她脱离了贫困的原生家庭，远离小镇，来到了城市，住上了大房子，拥有属于自己的大床，但原生家庭带给她的烙印，无法完全消除。
婚后，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娘家，每次母亲提及让她的丈夫一起回去，她便沉默不语。
高知家庭出身的丈夫，用行动表达了对她原生家庭的漠视。
但安妮·埃尔诺却无从改变，尴尬在她的身心蔓延，她从没有完全离开贫穷的杂货店，也没有完全投入优越的新家庭。
矛盾似乎贯穿了安妮·埃尔诺的人生，令她的心惆怅不安，无处安放。
和解
对安妮·埃尔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十八岁那年读到的波伏娃的《第二性》，那些年少时关于女性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也正是从阅读了这本书后，她开始了逐渐叛逆的人生。
安妮·埃尔诺的叛逆第一次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如父亲所愿考上教师后中途辍学。
她进入富丽堂皇的教师培训学校学习，带着父母的希冀。
可是不久后，她选择中途退学，转去文学院学习。
也正是在那个阶段，她经历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事，包括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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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23岁，1963年的法国，堕胎是违法的。
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无奈与无力，明明是属于自己的身体，自己却没有处置它的权利。
而母亲的冷漠更是对未婚而孕的她最大的敌意，因为法律不允许，对于安妮来说，堕胎成了会“招来灾难”的噩梦。
因为没钱，所以她无法像有钱人那样飞去瑞士的正规医院做手术，没钱的安妮·埃尔诺只能寻找简陋、隐蔽的非正规私人医生，她忍受着内心的恐惧和身体的痛苦，带着对未来的担忧。
这段经历被翻拍成电影《正发生》，获得了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安妮·埃尔诺写过的私密之事还包括一段与一位已婚的外交官持续了九年的婚外情。
她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笔触，客观地写着一桩桩具体的事件。
正如安妮·埃尔诺所说，用心理学来探究12岁那年父母间的暴力事件，无外乎是母亲的专制引发软弱父亲的反抗。
直到1995年，安妮·埃尔诺写下小说《耻辱》，以父亲对母亲的那次暴力事件开头，通过这次创作，她似乎才得以审视：那件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事和曾在心底留下的恐惧，原来不过是大人之间一场普通的吵架，仅此而已。
而那些她曾以为的暴戾，与父母有关，但也并非他们的错。他们不过是受害者，因为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愿，他们的一生都在被无形的手推着向前，并无选择。
安妮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带有和解的成分。毕竟和解的第一步，是直面。
直面生命中曾经历过的困境，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将其写下的过程恰恰是用成长后的体验来消解曾经疑惑的过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和解？
尽管写作这种自我和解的方式一度被安妮·埃尔诺称为“危险的写作”。
因为当时社会并不认同如此私密的、个人式的写作，尤其不认同女性如此野心勃勃的写作。
那些偷偷以写博士论文之名进行的写作，反而救赎了安妮·埃尔诺无处安放的身份困境。
直至60岁退休后开始全职写作，安妮·埃尔诺的写作之路才开始一发不可收。
她在40岁那年离婚，渐渐远离主流文学社会，独居在巴黎的郊外，关心女性权益却并不将自己划为女权主义者。
即便罹患乳腺癌，她也未曾停下手中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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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爱她的写作方式，认为她客观的叙事解构了各种社会学问题，有人质疑她的写作不过是流水账式的个人生活记录。
可她的个人经历逐渐成为映射时代和群体的倒影。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虽然渺小，却被切实印刻上了历史的烙印。
安妮·埃尔诺的“诺奖之路”走得并不轻松，经历过战争和重建、贫穷和繁荣，历史向前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正如她自己所说：“生命是巨大的，是无限可观察的，一生还不足以告诉你一个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