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继位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了镇压这次农民起义，咸丰帝把所有手段都用上了，但直到他驾崩时，仍然没有看到起义平息的苗头。然而，同治帝继位不过三年，就平定了这场历时14年之久的起义。
咸丰花了11年时间都没有做成的事，为何同治帝或者说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在三年时间中就办成了呢？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咸丰帝在镇压这场起义的时候，有三个致命的失误。
其一、所用非人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这就决定了政治上“首崇满洲、重满抑汉”的基本国策。同治以前，这种惯有的思维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尽管咸丰帝继位时信誓旦旦地说：“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满汉。”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尤其体现在军事层面上，重满抑汉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自咸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揭竿起义后，咸丰帝与他的军机大臣们仍按旧例，派出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统率全军，镶黄旗蒙古都统清德、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达洪阿等组成了强大的军事整容，而无一个汉人参与其中。
此后，随着太平军势力不断增长，咸丰帝又令满将乌兰泰、讷尔经额、琦善等支援前线。
此时的满洲亲贵以及八旗军队已经腐朽不堪，他们养尊处优、暮气日沉，这种现象早在乾隆朝时就已发生，并且在嘉、道两朝已然凸显。咸丰帝自然心如明镜，但他还是不死心，依然要赌上大清的江山社稷。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八旗军队未获尺寸战功，换来的却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正式确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新政权，同时战火迅速蔓延至长江南北，大清王朝时刻处于被颠覆的厄运之中。
气急败坏的咸丰帝，把打了败仗的赛尚阿等一一重惩，不是革职发遣就是处以极刑。同时，包括咸丰帝本人在内的满洲亲贵，才意识到，完全靠八旗军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爆发之时，咸丰帝即抽调了一万三千多精锐八旗赶赴前线，此后朝廷又从各地调兵，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朝廷已经调动了各省精兵约十万余人，并形成了围堵之势。
此时的咸丰帝似乎觉得胜利在望，在与军机大臣召对的时候说，现在钦差大臣向荣统领各路大军，兵分两路，估计很快就能拿下天京。
咸丰帝高兴得太早了，洪秀全绝非泛泛之辈，正当向荣大军围堵天京之时，东王杨秀清屡出奇兵，向长江上游的重镇发起攻击，此为西征；又派出精锐的两万广西老兵直指北京，此为北伐。
这个时候，咸丰的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可调动的兵力，因为大部分的八旗、绿营精锐都集结在向荣的江南大营，以及琦善统率的江北大营之中。江南、江北大营的目标是围攻天京，所以兵力丝毫不能削弱。
北方各省的精兵强将本来已经做好准备，是要支援两大营的，但太平军北伐打断了原先的军事部署，为了保证京师的安全，咸丰帝没有办法只能任由长江中下游各省自生自灭。也就是说，兵源问题始终是咸丰帝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同时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导致朝廷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三、军饷难筹打仗打得其实就是钱，咸丰帝继位之时，国库存银不过八百余万两，这点钱最多只够两大营三个月的开销。可以说，咸丰帝继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为太平军，二为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
至咸丰二年，军饷支出已经近三千万两，咸丰帝东挪西凑好不容易熬过了这艰苦的两年。至于接下来的军饷如何筹集，咸丰帝已经没有任何头绪了。所谓病急乱投医，咸丰帝铸大钱、发纸币、广开捐纳，所有手段都用上了。但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根本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前线数十万将士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没有心思打仗。
正如厘金的发明者雷以諴所言：“有饷无兵尚可招募，有兵无饷更难支持”。所以如何筹饷已经成为军兴三载之后，咸丰帝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用人、调兵、筹饷的这个问题，咸丰帝最终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就在千头万绪之时，偏偏又赶上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战败后《北京条约》的签订，咸丰帝已经心灰意冷，最后带着无尽的遗憾向列祖列宗请罪去了。
咸丰帝驾崩后，国家面临的局面更难，年幼的同治帝继位后，形成了两宫垂帘与亲王秉政的局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孤儿寡母外加一个恭亲王奕䜣，在此后的三年中力挽狂澜，将大清王朝从灭亡的边缘硬生生给拽了回来。
咸丰帝十一年都没能镇压太平天国，虽说有三大失误，但根源还在于“重满抑汉”上，慈禧与奕䜣正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以才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集团，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之后的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咸丰朝不是没有将吗，那么干脆就以湘军为主，朝廷放权给曾国藩，让其节制四省军权，便宜行事；咸丰朝不是没有精兵吗，朝廷就摒弃首崇满洲的旧制，以湘、淮军为主力；咸丰朝不是没有军饷吗，朝廷下令在各省征收厘金，把财权交给地方督抚，收多少用多少一律不问。
解决了这三个难题，仗就好打了，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间，还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正如很多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如果道光帝传位给奕䜣，大清朝或许真不会那么早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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