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窑青釉鱼耳炉、龙泉窑三足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讲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之后，因感觉到哥窑与南宋官窑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便有了接着讲哥窑的冲动。一般地，谈哥窑必然联想到“弟窑”，谈哥窑、弟窑又离不开龙泉窑！其中哥窑的情况最复杂，争论也最多。这就是我这次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一起讲的原因。
六
困扰哥窑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经过梳理，我认为目前困扰哥窑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六个，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哥窑研究就无法解套，形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死结”。
问题一：“传世哥窑”认定不清、称谓不妥
这一问题主要来源是故宫博物院。
首先，“传世哥窑”瓷器的认定是存在瑕疵的。大家知道， 经过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几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数量非常惊人、来源比较可靠的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这么一个传统，喜欢把宫中收藏品作为印证文献记载证据和印证出土瓷器种类、年代、窑口的“标准器”。
问题是，如果对这些名贵瓷器甄别不清、分类不明，那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乾隆年间，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将宫中收藏品著录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岌》等书，但书中确有汝钧不分、官哥不分等现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张冠李戴。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酷爱瓷器收藏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汝钧不分、官哥不分者。
乾隆皇帝写过很多首关于宋代瓷器的诗，并让人将诗刻在他喜欢的瓷器底部。对这些器底刻诗行为，世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刻上皇帝的诗之后，瓷器身价更高；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写诗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体显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更大问题是从乾隆的诗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窑瓷器武断地定为汝窑、钧窑、官窑、哥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刻字时又把赞美这种瓷器的诗刻在另一种瓷器上，张冠李戴，由此带来混乱。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调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
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
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对参展瓷器进行挑选与再鉴定，并将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元代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乾隆和乾隆御制诗的影响。
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分类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影响已经造成。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虽进行过一些重新认定，更正过一些错误，但由于某种原因，更正仍不彻底。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目前藏品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瓷器，明显仅属于一个大类，其中的一些器物可能存在不同窑口、不同时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明显属于仿品。拿这么一篮子的“传世哥窑”大杂烩中的一件瓷器或瓷片，去检测胎釉成分、比对产地窑址，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甚至牛头难对马嘴的问题，十分不利于历史真相的探寻。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传世哥窑”这一称谓既不专业也逻辑不通。其实这只是个为区别“龙泉哥窑”而新造的名词，现在却堂而皇之成为各大机构、专家学者的口头禅，令人不解。所谓“传世”是对应“出土”而言的，而“龙泉哥窑”本身也有“传世”与“出土”之分，这样对应很难符合语言逻辑。更何况两岸故宫及其它博物馆所收藏的哥窑瓷器，其来源各种各样，大多是经长时间收集累积的，并非都是传世而来。比如在清康熙帝大张旗鼓举办六十大寿庆典的礼单中，有十八份礼单含有哥窑瓷器，其中最多的一单中有四个哥窑器。对于一些诸如内阁大学士、兵部等衙门送的哥窑瓷器，相信其来源一定很复杂。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六 康熙60大寿 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等十五人恭进哥窑二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七 康熙60大寿 礼部6人恭进哥窑二
清代文献中时有各地大臣给乾隆等皇帝敬奉哥窑等瓷器的记载，这些有可能当初就是“出土”而非传世的。所以，有必要对所谓“传世哥窑”瓷器重新进行甄别、归类，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减少争论、聚力探索。
问题二：“哥窑”之“哥”是地名的简称，非兄弟之“哥”
这个问题已在前文讲清楚。根据孔齐、曹昭等最早的文献记载分析，“哥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自元代中晚期已经存在，这是明确而无歧义的，应该予以认定。至于几百年后对应哥窑再出来个“弟窑”，纯属传说演绎而来。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讲过有关证据，最早把章氏传说当成事实的陆深，在《春风堂随笔》写的是章生一、生二兄弟都在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讲的是兄弟俩在一个窑里烧制不同窑器，弟弟章二在仿官窑，价钱很贵，哥哥章一做的哥窑颜色很淡。陆深明显在试图根据民间传说，自己想当然地去解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瓷器的来源问题。几年后薛应旂的《浙江通志》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也严谨得多，明确讲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
问题三：章氏传说的由来及危害
民间传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为树立英雄人物、提升名望、鼓舞士气等目标而对人物、事迹、地区、古迹进行编排、演绎和拔高的惯用手法，但传说如果被后人信以为真当成是事实来记载，造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就显得过了。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讲过，关于龙泉窑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的文字记载，目前发现最早见于明朝嘉靖二十三年，结合陆容的文章，说明该传说的产生发生在明弘治七年（1494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之间。那么，这段时间明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的发生？这还得从明朝的政治社会环境说起。
元 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盘 高2.3、口径15、足径10cm 1977年安徽省安庆市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出身寒微的皇帝。当上皇帝之后，在初期颁布的各种诏令敕谕中，他不断提及自己早年的苦难经历，感慨创业启运的不易。但随着大明政权的稳固，朱元璋特别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尤为关注自己的家世渊源、早年身世和经历等问题，并炮制所谓的“纪梦”“西征记”等御文，意图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真龙天子”。一时间，朝野御用文人心领神会，便竭尽所能，千方百计迎合朱元璋的心理渴望和精神需求，极力编造有关朱元璋是天佑“圣人”的故事，甚至编造历史。比如，有个名叫王文禄的文人，写了一本书籍《龙兴慈记》，书中编造20个极力吹捧朱元璋的神话故事传说，该书正好在明嘉靖年间刻印。我们相信，这只是众多吹捧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环境下，社会各阶层，编故事、整传说成为一种常态。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朝是明代很重要的一朝，尽管嘉靖皇帝—朱厚熜不爱上朝，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嘉靖前期的励精图治，这段时间明朝的经济文化都发展不错。嘉靖朝出过不少名人，如王阳明、唐伯虎、徐霞客、李时珍、海瑞、戚继光、王世贞（据考证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等。嘉靖皇帝刚即位不久，就遇到一个著名的“大礼之议”事件。
原来，嘉靖帝是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帝无后，突然驾崩后，按照兄弟及第的方式，没有亲兄弟就轮到堂兄弟，就这样15岁的朱厚熜被朝廷从荆州接到北京，稀里糊涂当上了皇帝。按照当时的大礼，嘉靖必须认自己的大伯、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否则继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但小小年纪的嘉靖帝很有头脑，坚决不同意，一些大臣就开始变本加厉给嘉靖施压，为此爆发嘉靖和那些大臣的矛盾长达三年之久，最后以嘉靖帝怒杀了几百人才得以平息。这件事给他的影响很大。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嘉靖帝特别注意宣传明朝祖先和一些历史上的贤臣，其中吹捧明太祖朱元璋的书籍——《龙兴慈记》就是这个时期刊刻的。在贤臣中，曾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开国元勋、号称“浙西四先生”之一的章溢（另外三位是刘伯温、宋濂、叶琛），成为嘉靖朝讴歌的对象。章溢，龙泉人，曾治理处州、龙泉多年，颇有方略、深得民心，还特别有孝心，去世时朱元璋曾亲自写祭文并上门祭奠。嘉靖帝特别赞赏章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父亲的受藩之地——湖北钟祥，当年亦受到过章溢的治理而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后来，嘉靖谥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同时在钟祥大兴土木，为自己父亲修建著名的显陵，其建设期竟然长达46年！最关键的，章圣皇太后的封号中，也有一个“章”字。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十六《章溢传》
民间就是这样，喜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你看朝廷讴歌章溢、皇太后封号也带“章”，偏偏凑巧的是，听说杭州凤凰山那个著名的哥哥洞窑，也是章姓人士开办的（修内司官窑元代层考古发现带章字铭文的窑具），这户章姓人家早年也是来自龙泉！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连串的巧合推高了民间、特别是瓷器收藏界人士的肾上腺素。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哥窑角度看，作为元代才开始创烧的哥窑，在整个元代都没什么起色，现在到了明代，在急于找到历史渊源、提升产品声誉的动力作用下，如果和章姓、古老的龙泉窑联系起来，将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噱头！于是，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宋时的传说故事开始成型。传说故事经过不断演绎和传颂，温州、处州人把章溢看成章氏兄弟后裔、把龙泉窑称为“章窑”就显得很顺理成章。这可能就是章氏传说的由来。
章氏传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哥窑”的认定。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乃至现代的文献中，很多人（除王士性、高濂等人外）明显已经把龙泉黑青瓷当成正统的哥窑瓷了，将历史记载都带上歧途！
问题四：弟窑存在吗？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弟窑”。”哥窑“的”哥“指地名，自然不会有对应的弟窑。龙泉窑就是龙泉窑，琉田窑就是琉田窑，白胎青瓷就是白胎青瓷，历史上不曾有过事实的弟窑之名。弟窑之名，是因传说故事演绎而来，演绎故事的主推人群，应该是瓷器收藏家人群，后经一些文人写入书籍、文献而流转下来，现实中没有存在过弟窑。仅此而已。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五：龙泉哥窑存在吗？
龙泉也不存在什么“哥窑”，哥窑指的是窑址的地名，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该地点在杭州凤凰山。龙泉黑胎青瓷就是黑胎青瓷，不是什么龙泉哥窑，更不是什么龙泉仿官窑，详情请看下条。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六：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官窑吗？
龙泉黑胎青瓷不是仿南宋官窑，而“传世哥窑”典型器是仿自南宋修内司官窑。很多专家、学者比对黑胎青瓷的造型，十分肯定地做出”仿官窑“的判断。其实，龙泉黑胎青瓷不仅不是仿官窑，其烧造历史比南宋官窑还要早。这个问题我在前文和《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一文都有过讲述。
历史上，从南宋朝廷南渡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修内司官窑设立之前，朝廷都非常重视祭祀天地大礼，祭祀所需的大量陶瓷礼器（祭器），是由朝廷按照《宣和博古图》规定的样式、形制和尺寸，通过两浙东路或临安府将烧造任务下派到所属到临安、余姚、上虞、龙泉等各地瓷窑，由各瓷窑按时组织烧制并上解到朝廷的，龙泉窑此时已经开始烧制黑胎青瓷。龙泉窑这个时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烧造水平要高于其他窑，理所当然承担礼器烧造任务最多、最重。想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黑胎青瓷为什么和南宋官窑瓷器那么像！
那么，为什么必须是黑胎呢？这是祭祀场合的特殊要求，也是《宣和博古图》的规定，必须肃穆、庄重。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约就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宋高宗赵构听王晋锡等人说，这些各地瓷窑烧制的祭器一大部分不合格，因此决定在修内司设窑烧制祭器——这就是修内司官窑诞生的原因。即使后来官府停止从龙泉订购黑胎青瓷祭器，龙泉原来烧过祭器的窑口并没有停止烧造的迹象，一直持续到明代。这已经从后来考古发掘得到证实。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修内司官窑大约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设立。大家想想，朝廷设立官窑，技术工匠和窑工从何而来？当然还得从各地的瓷窑、尤其水平比较高的瓷窑里抽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如日中天、正在快速增长的龙泉大窑，或推荐或选拔，一定向修内司官窑输送过不少手艺精湛的工匠！集天下英才的修内司窑不辱使命，完成了每年朝廷所需的祭器生产任务。但因祭器总需求并不大，而且呈一定的季节性，时忙时闲，闲时修内司官窑也生产燕器。但郊坛下官窑不同，烧制朝廷祭器礼器的任务并不多，主要以生产燕器为主，郊坛下官窑的状况也反映朝廷此时对祭祀天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哥窑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为什么尽管龙泉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胎釉成分不甚一致，但他们的器型、规制、工艺却非常一致？他们有互相仿制吗？其实这并不是谁仿谁的问题，而是他们都是按照朝廷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在统一规制之下的产品，自然看起来很相似。而且，在龙泉窑制造过黑胎青瓷祭器的工匠或他们的徒弟、后代，很可能也参与过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烧制。后来，这种烧制工艺一直延续到元朝的著名民窑——哥哥洞窑（即哥窑）。而哥窑从创始就直接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烧制出“传世哥窑”瓷器。这么梳理下来，应该容易理解了吧？
这次就简单讲到这里。后续请看下一集：（7）拨开迷雾显真容——并不复杂的哥窑、弟窑、龙泉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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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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