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年代两个东北人之间的友谊
在4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同题短文发表在《长春日报》副刊上。
1982年6月11日，于毅夫在长春逝世。然而，官方发消息却是在15天之后。新华社长春6月26日电：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吉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1日在长春逝世，终年七十九岁。之所以时隔半个月，按当时惯例，是高层人士在研究讨论如何用词为其一生做定论。
看到新华社的消息，我记起了于毅夫与萧红在40年前的交往，那年恰是东北女作家萧红逝世40周年，于是想到这个题目。经与报社副刊编辑沟通，再查资料写作，发表出来就到了8月12日了。
我在文章中写道：
1941年3月，于毅夫同志奉党的指示奔赴香港，主持香港的东北救亡协会。萧红在于毅夫到香港时已经病重，不久，在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热心帮助下住进了玛丽医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医疗费是极其昂贵的，贫病交加的萧红怎能付得起呢？于毅夫同志便与东北民主运动领袖周鲸文先生来到医院探望她，答应在经济上给她以援助。
萧红在医院里住的是四等病房，伙食很坏，她愤而要求出院。但院方却百般刁难，不准出院。这时，于毅夫同志来到萧红身边，一边安慰她，一边同医院交涉。在于毅夫的协助下，萧红得以出院治疗。
萧红出院后，十分信任地委托于毅夫同志为她设法出版她在香港写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二部，希望能得到一笔稿费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香港。在这危难时刻，于毅夫又一次向萧红伸出了援救之手。他冒着枪林弹雨，与端木蕻良用帆布床把萧红从九龙寓所抬到周鲸文先生的家中避难。于毅夫的热情帮助，使她体会到了党的温暖。
端木蕻良与萧红
文章内容主要援引骆宾基的《萧红小传》（1947年9月建文书店出版），很单薄，文字也带着那个时代共有的特色。不过，这毕竟是萧红研究热以来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写于毅夫与萧红的文章。40年逝去，经萧红研究者的努力，又有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有必要加以充实、改写。
1980年6月，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著《萧红评传》由台湾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81年2月，葛浩文从美国将书寄给我。其中关于于毅夫与萧红，这样写道：“萧红已不能再忍受在医院中这种遭冷落的日子，她联系上端木蕻良，请他设法向院方交涉让她出院。端木此时在港为东北的民族运动领袖周鲸文编《时代文学》》杂志。端木与周到医院看她后劝她继续留医，此时她真是走投无路，后来她想自己离院，但为院方所拒。周鲸文答应代付六个月住院费用。她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愿代他出面向院方交涉的朋友——那个东北救亡协会的香港主持人于毅夫先生。在他的协助下，萧红离院返家……”可以断定，资料来源也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
此后多年，各种萧红传记关于于毅夫的叙述基本没有大的变化。1987年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的《于毅夫文集》，收入于毅夫之女于幼燕编写的《“文人本是革命人”——于毅夫同志生平纪略》，其中有了新描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九龙失陷，与香港交通隔绝。于毅夫组织小艇偷渡，将沦落在九龙的东北作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连夜接出九龙。在兵燹四起之中，于毅夫亲自安排照顾了萧红的住宿、治疗及准备撤离香港的事宜。他再三叮嘱负责送他们撤退的同志说：“在我们东北的这几位作家，是国家的人才，绝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里。萧红他们一天不离开香港，你一天不能走。”
香港玛丽医院
到2002年12月，白山出版社出版的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编《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中的《年谱》，内容基本相同：“1942年1月9日，……于毅夫安排端木蕻良和萧红离港。由于萧红病重无法行走，于毅夫从组织方面安排王福时留港等待。”文中的王福时，是九三学社发起人王卓然之子，辽宁人。
1937年10月至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赴港前先后在武汉、重庆（包括江津）寓居，而于毅夫的行止与她高度重叠。按理说，同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有机会结识。这40年来，我一直努力寻找于毅夫与萧红最早的交际点，在已出版的各种萧红研究的著作中所获甚微。
2019年出版的袁培力著《萧红年谱长编》在1940年2月1日记载：“于毅夫主编的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在重庆发行的《反攻》半月刊第八卷第一期，新开《东北园地》栏目，毅夫辑，在‘个人行脚’中有‘萧红 呼兰河上的女文学家，《生死场》的作者，萧红女士刻在北碚埋头写作。”最近，我重读《于毅夫文集》，发现于毅夫在1940年发表的长文《九年来东北人民英勇奋斗的总结》第五部分“一支灿烂的文艺之花”，也写到了萧红，而且更详细：
“1935年由鲁迅先生的介绍田军的《八月的乡村》（有俄译），萧红的《生死场》，以描述东北人民反抗日寇的崭新题材和世人见面了。这两本书一出场就被全国所爱读，它对于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田军（即萧军）的作品以后有长篇小说《第三代》，随笔《侧面》，短篇小说集《羊》、《江上》等，现在正写着一首两万行的长诗《乌苏里江的北岸》。萧红继续有散文集《商市街》，散文、诗及小说的混合集《桥》、《旷野的呼喊》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袭击香港
这篇长文最初刊载在于毅夫主编的《反攻》杂志第九卷第二期副册。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萧红的创作还是很了解的，而且很赞赏。同为名人，他们彼此之间应该都有耳闻，只是前者侧重民族解放运动，后者侧重文学写作。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东北人，他们都有一颗爱祖国的心。
萧红与端木蕻良是在1940年1月17日搭乘飞机离开重庆抵达香港的。于毅夫则是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撤离重庆，几经辗转才在3月3日到达香港。在香港，他参与的文化活动多起来。他与廖承志接上头后，与先行到港的邹韬奋、茅盾共同主持“文化界争取民主座谈会”，与邹韬奋等倡导人权运动，协助邹韬奋办《笔谈》，在范长江创办的《华商报》上发表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文章。在港期间，他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做流亡香港的东北人士的工作。在1940年11月前后，端木与萧红结识了“国际新闻社”社长胡愈之，通过胡愈之的介绍，又与东北民主运动活动家周鲸文相识（钟耀群著《端木与萧红》，1998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萧红在纪念鲁迅逝世大会上发言
1941年9月16日，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批评》杂志刊出《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签名者者有端木蕻良、于毅夫、周鲸文等374人。因萧红在养病，名字由端木代签。1941年11月，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专栏发表柳亚子的诗作与于毅夫、胡绳、周鲸文等人的文章。作为作者与编者，于毅夫与端木蕻良通过刊物熟络起来。于毅夫经端木蕻良引见认识病中的萧红，是可能的。
除了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目前能查到的最早记载于毅夫与萧红的文字，见于周鲸文1975年12月在香港《时代批评》发表的《忆萧红》：十一月某日，端木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萧红出院了！”我很奇怪：“肺病治愈不会这样快，为什么这样快出院呢！”端木在电话中告诉我：“萧红不满意官气十足的护士小姐，不好好照顾病人。她又讨厌让她住骑楼（主要为新鲜空气）。昨天，于毅夫去看她，萧红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萧红想出院，回家住，于毅夫也赞成。就这样，于毅夫把她接回来了。”1976年1月4日，香港作家刘以鬯访问周鲸文，快结束时，周鲸文说：“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战争正在进行中，有一天，端木蕻良和于毅夫先生用帆布床把萧红抬到我家来，使我感到意外。……”
于毅夫骨子里是文人，对有文学天赋的萧红有一种出手相助的本能。1953年2月8日，于毅夫在给舒群、罗烽、白朗的信中曾明确表示，“文学是我所爱的”。早年，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在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写作，也曾活跃在文坛，是早期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还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过交往。他发表的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进入30年代，他参加了革命，才把主要精力转向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胜利后，于毅夫历任华中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嫩江省政府、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1960年他改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4年以后，他任政协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晚年于毅夫
新华社发发的消息称：于毅夫同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时期，一贯忠于党和人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夺取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是为“盖棺定论”。
1983年我到报社副刊担任编辑后，先后结识了于毅夫的小儿子于海鹰、于又燕。海鹰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著有传记小说《风流王妃》；又燕在吉林省社科院文学所任职，《于毅夫文集》中的大多数篇什都是她钻图书馆搜集到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说几句题外话。我是1982年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因在读书期间曾在多家刊物发表过研究东北作家（包括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的论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恰巧接受了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好几位老师便建议我在毕业分配时选择该所。我知道，文学所可以不坐班，有充足时间搞研究，当然心向往之。没料到，毕业之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文学所最积极的吕钦文老师告诉我去不成了，因为一位刚刚离世的省级老领导的女儿要进文学所！这个老领导就是于毅夫，他的女儿就是于又燕。
吕钦文老师后来担任文学所所长。大约在2016年吧，我曾去他的办公室看望过他，他那时已经当上社科院院长了。提起往事，他还十分感慨呢！2019年8月27日，吕钦文在长春逝世，享年72岁。谨借此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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