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
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除了种种敷衍以外，有一个重大的改动，那就是程婴“舍子救孤”。本来在《史记·赵世家》里，屠岸贾杀掉的婴儿，既非赵氏孤儿，也非程婴之子，而是“别人家的孩子”：
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杵臼）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谋取他人婴儿”，此话意味深长，类孝子为疗亲，割取他人之股，所谓牺牲别人，成就己美是也。二人如何“谋取”，手段可想而知，无非坑蒙拐骗，或巧取或豪夺，以二人之力量，乃小事一桩耳。为“大义”而作恶，人性的善与恶，皆在此举中了。
《赵氏孤儿》图
另外有意思的是，一般论者都以为，“赵氏孤儿”的本事，是赵氏家族的内讧，而名不见经传的屠岸贾，只是被找来背锅的，以掩盖不可外扬的家丑。为什么要找屠岸贾来背锅呢，史良昭《赵氏孤儿》导读有个推测：“也许正因掉包过程中的‘谋取他人婴儿负之’，牵涉民事案件，才会轮到司寇屠岸贾的介入。”“司寇”类今公安局长，“打拐”乃其职责范围，这一推测很是合理。可惜屠岸贾一旦介入了，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从《史记·赵世家》开始，就背起了灭赵的黑锅，始作俑者反而逍遥史外了。
然而到了元人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杂剧，想必认为二人此举不妥，有违良善的风俗和法律，同时，也可能为了增加紧张感，让程婴的形象更高大上，遂把“二人谋取他人婴儿”，改为程婴献出自己婴儿，而且还是难得的老生儿。此新版的掉包计，乃程婴主动提出：
（程婴云）老宰辅不知，那屠岸贾为走了赵氏孤儿，普国内小的都拘刷将来，要伤害性命。老宰辅，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根前，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妆作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
公孙杵臼同意程婴的计划，但是提醒他自己年龄大了，来不及抚养孤儿长大报仇，还是程婴年富力强，所以提议两人角色互换：
（正末云）……程婴，你肯舍的你孩儿，倒将来交付与我；你自首告屠岸贾处，说道太平庄上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那屠岸贾领兵校来拿住我和你亲儿，一处而死。你将的赵氏孤儿，抬举成人，与他父母报仇，方才是个长策。
程婴认为他说得合理，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然后就是二人依计而行，程婴带屠岸贾去太平庄，杀了公孙杵臼、程婴儿，赵氏孤儿成功保全下来。
对此新版掉包计，有学者赞为“天才的创造”：“拿自己的独生子去代替孤儿，是作者的一个天才的创造……因为舍子救孤又加了一重情感上的、天性与义侠精神之间的激烈斗争，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同时又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范希衡《中国孤儿》译序）然而，《赵氏孤儿》诚然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却并未充分表现“情感上的、天性与义侠精神之间的激烈斗争”，或简言之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屠岸贾搜出假孤儿后怒云：“我拔出这剑来，一剑，两剑，三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程婴在一旁“做惊疼科”“掩泪科”——程婴献出自己的老生儿，整个过程没见心理冲突，所有情感流露只此一处；此外，还有公孙杵臼的侧面表现：“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没来由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因此，《赵氏孤儿》的新版掉包计，还谈不上“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真正试图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是下文所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而且，相比“谋取他人婴儿”的触犯法律，新版掉包计也有个新的麻烦问题，那就是怎么过婴儿的母亲这道关。《赵氏孤儿》的处理方法很偷懒，就是干脆不让做母亲的出场（在明人徐元的《八义记》传奇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缺席）。有学者认为，在《赵氏孤儿》里，“替死的婴儿不能没有个母亲”，所以“程婴似乎有子无妻”是个“疏漏”（同上）。我则认为是故意省略，否则太麻烦不好对付。这倒是符合“父权社会的历史色彩”的，想必当时无论作者还是观众，都认为“舍子救孤”是天经地义的，做母亲的对这种事没有发言权。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氏孤儿》至今仍在演出，现代观众于此仍能接受，对母亲的缺席见怪不怪，每想到此我就冷汗涔涔。
《中国孤儿》
到了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五幕悲剧，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首演，范希衡译），才真正开始表现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借此“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
首先，母亲的角色当然不容缺席，要她献出儿子则比登天还难。夫妻二人全程较量，一个要顾全“大义”，一个要保全儿子，做母亲的义正词严，做父亲的左支右绌。保存遗孤的“大义”她不是不顾，而且遗孤一向还是由她照拂的，想到遗孤她就不禁泪如泉涌，她也愿意拯救遗孤助其逃生，但前提是不能牺牲她的儿子：
君王么？呸！告诉你，他们根本就无权：/凭什么把活儿子拿给死鬼作贡献？/……/莫做得叫我恨罢，恨那君王的后裔：/本来，从鞑子手里我们该救那孤儿；/但是救孤儿不要把亲生儿断送掉；/只要不把我儿命拿去替下他的命，/我自要奔去救他，绝不是漠不关情；（第二幕第三场）
她痛斥丈夫的掉包计丧尽天良，对丈夫又是责骂又是哀求：
好啊！这还了得呀！野人啊！怎么可能？/是你叫人做的吗，这样残忍的牺牲？//怎么！你就是这样太薄情，没有天性！//不，我不懂那一套骇人的忠肝义胆。/……/你却发了什么狂又要我痛上加痛？/人家不要你的儿，你偏要双手奉上，/你送掉我儿的命，岂非要促我死亡？/……/我没了我的儿子，我又怎么能活命？/同一把刀，杀儿子就等于杀了母亲。//我怜惜他，但是你也要怜惜你自己，/怜惜那无辜的儿，怜惜这爱你的妻。/我也不和你闹了，我跪下向你哀求。/……/饶了我的儿子罢，饶了我这一块肉，/他是纯爱的结晶，孕育在我的脏腑，/这是爱的呼吁啊，又可怕却又温和，/你听了也痛心哪，千万不要拒绝我。（第二幕第三场）
伏尔泰《中国孤儿》1760年版书影
从鞑靼征服者的屠刀下，她抢回了自己的儿子，破坏了丈夫的掉包计，但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为自己的“慈母心肠”力辩：
然而我是母亲啊，究竟是毅力太差；/这样惨痛的坚忍远超过我的心灵；/我不能让我的儿好端端送掉性命。/事就是这样坏了：我过于表露失望，/便叫人家识破了我是孩子的亲娘。/……/我的唯一的弱点就是这慈母心肠。（第三幕第三场）
而在鞑靼征服者的眼中，母性的爆发竟如此激烈，让他们深受震撼和感动：
一个女人疯了般，哭得满面的眼泪，/对着恼怒的卫兵奔了来，张开胳臂，/一面没命地叫喊，我们都大吃一惊：/“住手！是我的儿子，你们可不要行刑！”/“这是我的儿子呀，你们弄错了对象！”/那种惨痛的呼号，那种疯狂的失望，/那双眼睛，那张脸，那种声音，那样哭，/在热泪迸流之中又那样刚强愤怒，/一切都伟大动人，都似乎出于天性，/那一片真情实意，都表出慈母心灵。（第二幕第七场）
总之，有了这样一个母性强大的母亲，才能“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
其次，不仅做母亲的是如此，做父亲的也充满了矛盾冲突，并非只顾“大义”而全无天性。他明知这是“好严酷的大义”，但既然接受了托孤遗诏，便自认已经责无旁贷。面对搜孤的危险局面，他无奈设下了掉包计，以自己儿子冒充遗孤，但内心极为痛苦纠结：
我也是无可奈何！/你知道我慈父心，更知道我的脆弱。//我是做父亲的呀，这颗捣碎的心灵，/凡是你能劝我的，它早已对我说尽。（第一幕第六场）
我已经割情舍子，啊，太不幸的慈父！/我听的太亲切了，这心头惨叫哀呼。/天啊！替我压下罢，我的痛苦在长号：/我的妻，我的儿啊，搅得我心都碎了。/盖起我心上伤痕，我见了真是惊怖。（第一幕第七场）
他虽然设下了掉包计，但也知道难过妻子关，以致一想到妻子的反应，事先就害怕得不得了：
我怎么能见她呀，一个慈母发了狂？/她将会如何吵闹，如何哭，如何失望！/我怎么能对付她无穷的咒骂、责备？（第二幕第二场）
以为儿子已命丧屠刀时，他悲伤至极，“痛杀为父的了”：
我儿啊！我的娇儿！你莫非已经丧命？/这悲痛的牺牲啊，莫非是已成事实？（第二幕第一场）
现在请你原谅我，一洒慈父的热泪。/我的灾难和苦痛，叫我哪里去倾诉？（第二幕第二场）
得知掉包计被妻子破坏，儿子还活着，他也暗自庆幸：
怎么，我儿还活着！/天！原谅我这一点私衷庆幸，/原谅我在泪海里杂进这一霎欢情！（第二幕第三场）
就连妻子也看穿了他内心的痛苦纠结，因而既痛恨他，也同情他，仍敬佩他：
我救儿子也就是救活了母子二人。/连苦命的父亲也，我敢说，感恩不尽。（第二幕第三场）
他交出了亲生儿，尽管为父的天性，/把他那忠肝义胆搅碎得鲜血淋淋；/他还是力持镇静，忍住惨痛的呼号。（第三幕第三场）
总之，这才像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父亲。
此剧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有点牵强，只是为了传达剧作家所欲载之道。但仅就围绕掉包计展开的戏剧冲突而言，做母亲的母性毕露，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做父亲的痛苦纠结，在天性与“大义”间饱受折磨，这才是人之常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比起《赵氏孤儿》《八义记》回避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让父亲“无情”，让母亲缺席，似合理多了，不愧为伏尔泰的大手笔。
《搜孤救孤》
千呼万唤始出来，《赵氏孤儿》《八义记》之后，到了京剧折子戏《搜孤救孤》，在第二场《舍子》中，婴儿的母亲终于粉墨登场了。但如何让做母亲的献出婴儿，仍是个令人头疼的千古难题。坦率地说，《搜孤救孤》在这方面做得失败，整个说服过程苍白无力到了极点。
话说程婴设下“两全妙计”，献出自己婴儿，换下赵氏孤儿，却竟无任何心理冲突，也没想过要和妻子商量，仿佛这样做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反而是公孙杵臼有所顾虑，担心做母亲的能否接受。程婴却拍胸脯保证，妻子觉悟很高，完全没有问题。
“我那弟妹，可曾知晓？”
“你那弟妇她还不知道。”
“哎呀，只怕弟妹她不能应允吧。”
“不妨，不妨。想你那弟妇，虽是女流，是颇通大义，想此事她，断乎不能不肯吧！”
“好，贤弟回家商议，愚兄随后就到。”
你程婴也太想当然太自以为是，太不懂得做母亲的心理了吧，比较《中国孤儿》中的父亲尤其如此。果然，程婴回家一商议，其妻当然不肯。程婴先晓以“大义”，然后下跪哀求，最后要死要活，都全然不起作用。不过，其妻不肯的理由也实在牵强，始终强调只有一个孩子，是独生子老生儿——难道有两孩三孩就可以肯了？
“我意欲、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你看此计可好吗？”
“官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将半百，只生此子，焉能救得孤儿？万万使不得！”
“舍子搭救忠良的后，老天爷不绝我的后代根。你今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
“官人说话理不顺，奴家言来听分明。你我只生一个子，焉能舍子救孤生？”
“千言万语他不肯，不舍姣儿难救孤生。无奈何我只得双膝跪，哀求娘子舍亲生。”
“你要跪来只管跪，叫我舍子万不能。”
“人道妇人心肠狠，狠毒毒不过你妇人的心。”
“虎毒不食儿的肉，你比狼虎狠十分。”
“不如程婴死了罢，”“或生或死一路行。”
“手执钢刀、我要你的命，”“用手关上两扇门。”
“贱人出来！哼，岂有此理！”
“我与程婴把计定，未必他妻似我心”，此时公孙杵臼赶到，看到果然僵持不下，于是继续“良言相劝”，先是晓以“大义”，然后讨要面子，最后下跪哀求。到此地步，程妻也就不得不肯了——再不肯，似乎戏就没法演下去了，但肯的理由也仍是牵强。
“弟妹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
“怎么又来了。”
“人有善恶天有应，莫把阴骘当浮云。舍子搭救忠良后，赵家代代不忘你的恩。”
“公孙兄说话欠思论，奴家言来你是听。只为我家无二子，岂肯舍子救孤生。”
“老朽薄面情要准，”“你要尽义我不行。”
……
“莫奈何我只得双膝跪，哀求弟妹舍亲生。”
“他二人哭得珠泪滚，铁石人儿也泪淋。公孙兄与夫且请起，情愿舍子救孤生。”
“弟妹舍得亲生子，代代世世标美名。”
试问，什么样的母亲可以就这样献出孩子？可以为了“代代世世标美名”献出孩子？可叹20世纪的演出本还是率由旧章，连二百年前的《中国孤儿》都不如了。此外，《赵氏孤儿》中舍子的另一条理由，即屠岸贾下令杀尽普国婴儿，不舍子也难逃被杀厄运，舍子还可“救普国小儿之命”，不知为何《搜孤救孤》竟没有利用，尽管也提到了屠岸贾下令之事。
马连良（右）谭元寿（左）版《搜孤救孤》
在第四场《法场、救孤》中，程婴终于流露了父子天性，“眼望孤儿泪淋淋”“可叹我程婴绝了后根……我那亲——我我的儿”。屠岸贾将假孤儿开刀后，连叫两声“程婴”，程婴沉思没反应，高叫第三声才答应。屠岸贾问他为何落泪，程婴搪塞以他故。然后，因为救孤妙计顺利完成，程婴竟唱起“背转身来笑盈盈，奸贼中了我的巧计深”，情感的转折极为突兀而不近情理，一下子就把悲剧氛围破坏殆尽。
总之，仅就刻画父母角色、表现父母心理而言，就表现天性与“大义”的矛盾冲突而言，就能否“把悲剧情绪提高到了顶点”而言，中国剧本的弱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庄子·田子方》说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
最后想要补充的一点是，程婴“舍子救孤”乃是剧作家的虚构，但历史上咱邵氏的祖先还真这么干过：“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国语·周语上》）“彘之乱”指国人流放周厉王于彘，宣王为厉王子，避难时年尚幼，邵公舍子救他后，又抚养了十四年，然后辅佐他继位，成西周中兴之主。有学者认为，程婴“舍子救孤”乃援用邵公“舍子救宣王”故事（范希衡《中国孤儿》译序）。当然，邵公这么做时，邵婆照例缺席。（邵毅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