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全球最大最集中的鞋业基地，东莞厚街有制鞋企业700多家，规模以上制鞋企业170余家，原材料采购企业和专做国际贸易的企业800余家，配套产业链上下游的辅材、鞋机等企业5200余家东莞在全球高档鞋的份额占比高达60%左右，其中运动鞋全球份额占比达25%左右东莞鞋业以贴牌、代工为主，但水准较高，制假相对少，作为出口重镇，厚街也成为内地鞋厂拓展国际市场的橱窗时至今日，东莞鞋业再也不复往日荣光，东莞鞋业将走向何方，无从预料谨以此文纪念东莞鞋业走过的30年，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东莞十大鞋业有限公司?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东莞十大鞋业有限公司
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全球最大最集中的鞋业基地，东莞厚街有制鞋企业700多家，规模以上制鞋企业170余家，原材料采购企业和专做国际贸易的企业800余家，配套产业链上下游的辅材、鞋机等企业5200余家。东莞在全球高档鞋的份额占比高达60%左右，其中运动鞋全球份额占比达25%左右。东莞鞋业以贴牌、代工为主，但水准较高，制假相对少，作为出口重镇，厚街也成为内地鞋厂拓展国际市场的橱窗。时至今日，东莞鞋业再也不复往日荣光，东莞鞋业将走向何方，无从预料。谨以此文纪念东莞鞋业走过的30年。
台企曾是东莞鞋业的掌舵人
东莞制鞋业的兴衰和台企西进是分不开的，台企实质上长期掌控着东莞制鞋的命脉，全面控制着从贸易公司接单、高阶原材料全球采购、鞋机制造、摸具制造、制图、打样、皮革鞣制、生产等全产业链。以裕元为代表的台企作为中心厂家，凭借产业网络带动数百家配套厂商集体入驻，形成关系紧密（互惠且松散的联络，资源在企业间多向流动）的产业网络。具体的贸易形式和香港冯氏供应链管理模式类似，为海外买家提供一揽子的交付服务，涵盖OEM和ODM。资产相对轻、转身快的台湾轻工制造企业在大陆的兴起与其时“三来一补”的产业政策相匹配，与内地丰沛且廉价的劳动力和全球化趋势相结合，一时风光无两。国内制鞋的三大基地，东莞、晋江、温州都有台商身影，台商最集中的仍是东莞。台湾本身是外向型经济起家，出口是其路径依赖，台企的商业模式也造就了东莞鞋业“代工是等死、自创品牌是找死”的发展困境。与莆田不同的是，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台商更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所谓产业链的金字塔模型在东莞是失效的。
裕元鞋厂只是一个传说
成立于1969年的台湾宝成工业，从生产编制鞋、凉鞋和拖鞋起家，搭上台湾经济起飞的快车，1974年起台湾制鞋业开始起飞，宝成从1978年起开始介入运行鞋市场，成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新百伦、匡威等全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商，产业链逐步遍及大陆、印尼、越南等地区，年产1,7000万双运动鞋，成为执行业牛耳的代工一哥。1988年起，制鞋成为台湾外销的三大产业之一。同年宝成正式成立裕元工业，并在大陆建厂，成功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占据高埗镇的近半个镇区及近半的出口总值。巅峰期的裕元拥有员工12万人，8个分厂，这么多员工连吃饭都要轮流，否则排队就要排一个小时。因制鞋辅材有较大消防隐患还成立了自己的消防队，设立了歌舞厅、图书馆、心理辅导室和表演舞台等基础设施。不能不如裕元是有心在东莞长期经营的。如今物是人非，在大量产能搬迁至越南和印尼之后裕元仅余1200人坚守。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巨大
2008年经济遇冷，广东中小企业局统计显示，2008年东莞累计关门歇业的企业超1.5万家，其中制鞋企业从2007年的近6000家大幅减少1000多家，产能降幅达到全省产能的近15%。东莞鞋企从1000多家减少到700余家。部分鞋业企业开始出走东南亚和内陆地区。东莞鞋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每一次危机袭来，总要牺牲一批企业家。
巨大的雷——新版《劳动合同法》
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劳动合同法》，以法律形式对企业的劳资管理进行清晰界定和全面规范，名义上是兼顾双方利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过早对标福利国家，过快推出该法是否贻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存在较多不同声音。一般而言，对普通加工制造业而言，人工成本占比较大，品牌企业的人工成本则占比较低，恰恰东莞的鞋厂没有进化出自主品牌，多数劳动密集型鞋厂仅占据微笑曲线的下部区域。对鞋厂老板而言，劳动合同法是在诸多不利因素上又添了一笔。
转折点初现——用工荒
2008年各类制造业工厂遣散的那批工人并不像老板们想象的随订单逐渐回流。从2010年起东莞的多数鞋厂都出现了严重的招工难的问题，一家名为安阳鞋厂的老板反映其9条生产线就停了5条，3栋车间已经完全闲置。对员工而言，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对比江浙一代，东莞的薪资显得竞争力不足。对鞋厂而言，代工产业本身即被国际大厂按在地上摩擦，利润已似刀片，加之大厂外迁，小厂更加无单可接，不加工资招不到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加工资，也就吃掉了大量利润，进亦死，退亦死，陷入恶性循环。
转捩点——劳资纠纷
2013年裕元营业额为75.8亿美元，同比增加4.1%，净利润4.35亿美元，同比减少7.1%。国外经济疲软、订单不稳定、反倾销、原材料价格上升（单鞋成本上涨近20%）、环保要求更加严格、国内销售鸡肋等已经令得厂商意兴阑珊。裕元2014年这一波劳资纠纷涉及社保未足额缴存等问题，除开巨额的补缴之外，裕元估计因当年因罢工引致的员工福利金调整以及津贴费用将多支出3100万美元。回望80年代，台湾鞋业因台币持续升值、人工费用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土地成本高企、欧美对台鞋类产品的配额管制等原因而转移至大陆，历史又一次重演，下一轮产业转移近在眼前。随着厂租到期，包括裕元在内的广大鞋企拎桶跑路了。这是一场员工和厂商心知肚明的博弈。随后的东莞制造业急遽萎缩，更多的厂房闲置，更多的劳动力回乡，东莞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辉煌也随着那场扫黄打非一起沉寂不见，再也不见。
2019年国内外形势进一步恶化
进入201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鞋厂对后市的预判不乐观，客户不敢轻易下单，厂家也不敢轻易接单，整个市场弥漫一股悲观的气氛。尽管耐克、阿迪达斯的相关代工厂将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但根据2018年资料，越南出口美国的鞋类产品仅占比16.8%，中国仍然以70.7%占比第一，中国鞋类产品出口美国约138.9亿元。东莞的这一优势即将迅速瓦解，由于鞋类代工厂对于关税尤为敏感，多数运动品牌也正致力于消解对中国的依赖，多数中小鞋厂已无力支撑。宝成（裕元母公司）大幅削减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比重，2018年已降至其总产能的14%，越南上升至46%，印尼增至37%。丰泰和钰齐也逐步从大陆地区撤离。现今东莞制鞋只留下一地鸡毛。2020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组采访东莞厚街，一名吴姓老板反映“从给国际品牌代工的鞋厂老板到地摊货的批发商，每双只挣几毛钱的利润，这样的转变多少让人唏嘘”。一名彭姓老板的工厂曾经年销超1个亿，到2019年上半年，销售额就下降到2000多万，房租都付不起。
在电商时代内斗外行
长期在东莞做鞋类生意的都了解东莞制造的鞋子品质是全国最高水准，其多数厂子没有自有品牌，只能从事代工，多年的代工经验和严苛的制鞋标准，锻炼了一批高水平的制鞋工厂，东莞的制鞋水准是瞄准国际大厂品质的，但也存在出厂价偏高的问题。随着电商的渗透，市场越发向柠檬市场转变，很多70/80后的中年人不觉自己已经多久没有逛过商场的名鞋专柜，多久没有脚踏百丽等名牌了。东莞的鞋厂投身假货横行的电商市场也存在水土不服和电商服务费用高企等现实问题。从成本上看，代理欧美中档皮鞋的出厂价一般在130-180之间，具体差异和版型有一定关系（珠三角一般不做非真皮）。江浙一类的鞋厂水准低一点，一双真皮的出厂成本价在90-120之间，网销的竞争力明显强过东莞。另一方面，温州和晋江的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主品牌和相对良性的生态系统，降低了网络客户的甄别成本。反观东莞鞋业，至今没有叫得响的自主品牌。在电商时代，东莞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东莞鞋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在30年间就换成了一场国际产业分工的再调整。回望东莞制鞋业的30年，恍如一梦，“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史为鉴，东莞将聚焦制造业升级再出发，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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