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机制的完善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化工程，只有在各个方面都按高标准严要求来建设和完善军队机制，才可能达到人们常说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军队的素质有其时代性，也就是说会受到时代的科技条件的制约，既然如此，那么利用时代所规定的条件，来及时地完善军队，就成了军队统帅的才智体现。
军事行动离不开情报资讯，这是一项基本常识，然而情报工作又与通讯载体密不可分。正缘于此，具备完善的通讯机制便是军事机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一名最高军事统帅，康熙尤其重视军事情报工作，这方面的有效保障，为他遥遥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能够从全局出发考虑战事。
正由于有了通讯保障条件，使他在统一指挥时，能及时地将各个战场局势的发展尽收眼底，掌握了整体军事运作的轻重缓急，优化了军事配置，促进战争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
前线的战况是军事统帅及时发出战略性决策的根本依据。
平定三藩叛乱期间，康熙坐镇北京指挥作战。
为了及时了解前线战况，他建立起直属自己的、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命令兵部在原来已有驿站的基础上，每隔四百里安排笔帖式和拨什库各一人，担任直接军情汇报工作。
从北京到湖北荆州设立十名笔帖式；从河南郑州到湖北武昌设立三名笔帖式；从河北真定到陕西汉中设立十名笔帖式；从北京城到江西南昌设立十一名笔帖式。
在完善的情报系统下，通讯兵飞马报告军情，一夜之间可以疾驰一千多里。
一般情况下，西部从甘肃到北京五千多里，九天时间即可以到达；从荆州、西安五天可到北京；浙江则四天就可以把讯息传到北京。这样就保证了较快地得到情报并及时处理，不贻误战机。
当时，康熙每天可以接到前方三四百封军事奏疏，他都一一过目，手批口谕，达到亲自指挥作战的目的。
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军事情报系统，康熙便能够综合处理战争期间的决策问题。
在作战之初，吴三桂认为康熙年纪小没有用兵作战的经验，再加上远在北京，怎么能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呢？不禁有轻蔑之态。
而当他看到清军反应神速，康熙及时调动人马作战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发出叹服之声。
在东北对沙俄入侵者的战争中，为了及时掌握前线的军情，康熙决定建设吉林到黑龙江的驿站，从二十二年就开始了有关准备工作。
他及早策划，于二十三年委派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等人前往设驿地方勘视，行前叮嘱他们说：这些创立驿站的地方，关系重大，你们会同驻扎在那里的将军、副都统，询问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详细地掌握有关资料，高质量地建设驿站。
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凡是驿站所需用的物资、粮米等要多多储备。如果过于俭啬，特别是食用物品匮乏，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包奇等人遵照皇上的旨意反复地进行实地测量，到二十三年冬天测量完毕，看过有关测量报告以后，康熙立刻命令户部以及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地的将军，就驿丁的选派、驻留牛马的数量、口粮及房屋问题作出具体统计，并于这年十二月诸项落实。
新勘测设立的驿站为收复雅克萨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情报工作及军用物资的输运都更顺利地得以开展。
与通讯机制相应的是运输机制，同样重要十分。而作为一名最高军事统帅，在战争中士兵的调运补给方面，康熙也有系统合理的安排。
譬如在平定三藩叛乱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南方前线兵源充足，康熙先下令设立了太原和兖州两个军队集中转运站。
兖州比较接近江南、江西、湖广地区，太原则比较接近陕西、四川地区，这两个军队转运站成为东南、西南和南方的重要孔道，在这里派驻军队，养壮马匹，只要发来警报需要调动兵马，可以随时调往。
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又增设了河南洛阳转运站，同时汉中、安徽安庆等地也派驻了重兵，作为前方军队的后备力量。
这样，如果湖北前线告急，安庆驻兵可以及时调往，再把河南洛阳的士兵进驻到安庆，紧接着把河北、山东的士兵移驻到河南，化长途运输为短途移送；如果四川前线告急，就由西安出兵增援，再把太原的士兵进驻到西安，接着河南、山西的士兵移驻到太原作为补充；如果福建前线吃紧，就命令江苏江宁、江西的士兵给以支援，让兖州驻兵补充到江宁，再调直隶、山东的士兵移驻到兖州，源源不断地把后方的士兵增援到战争前线，避免了鞭长莫及的缺点，被输运的士兵也没有远征劳顿之苦。
由此不难看出，康熙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项兵源补给措施，可谓英明之极，适合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宽的战争，为统兵作战的将领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改编敌方投诚人员，充实己方军事力量，这是康熙所采取的又一项行之有效的军事策略。
以收复台湾过程中所采取的剿抚并用的措施为例，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战争的开始阶段先以抚为主，当时由于抚的政策对路，郑氏官兵纷纷投降朝廷。
这样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安置投诚人员的问题，而在来降人员自愿的基础上采取改编的方法，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可以补充己方兵源的不足。
特别是郑氏集团投诚过来的水军正是朝廷所急需，因而他们的加人，大大扩充了清政府水师的力量，提高了水上作战尤其是渡海作战的能力。
经过接纳投诚，与郑氏水军的力量对比，清军由劣势上升为优势，组建成了一支高作战能力的水师，依靠他们迅速地平定了海疆，最后完成了统一大业。
事过二十年以后，康熙仍念念不忘他们对朝廷的贡献，曾对臣属们说：“昔之海上投诚者，习于水战，今亦不可多得矣。”
在撤销尚藩以后，康熙着手对其所属部队进行了改编。他决定：“将尚之信标下十五位领官兵分入上三旗，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其三总兵标下兵丁，裁一留二，亦令新设将军管辖。”此后，他又将尚之孝、尚之隆等下属的所有壮了分为五位领，隶属汉军镶黄旗下，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尚之信藩镇势力的撤销。
又如在亲征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对于降人和俘虏也进行了适当的安置：将陆续投诚的一千五百多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位领，对其中的蒙古头人分别授予职衔。
这样做，有利于进一步分化噶尔丹势力并最终剿灭他。
在解决兵源问题上，康熙还有一项措施，这就是在永戍黑龙江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编组“新满洲”的政策。当时为了东北边防的巩固和加强，康熙把边疆少数民族按照满洲八旗制度进行编制，使他们拥有旗籍。
先后编入旗籍的有库雅拉人、赫哲人以及索伦部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其中组编后的索伦部八旗又称为“布特哈八旗”，意思是由狩猎民族编制成的八旗。
康熙时期，由赫哲和库雅拉人编组的“新满洲”总共有八十五位领，大约一万丁以上。
而“布特哈八旗”到康熙十二年已经有四千五百二十四丁。
在组编“新满洲”和“布特哈八旗”之后，康熙给予新旗人房屋。土地、耕牛、种子等，命令他们“屯田耕种”，使东北边防力量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加强。
在吴三桂叛乱期间，所组编的“新满洲”不断调兵支援关内，补充了关内兵力。
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原来宁古塔地方设立副都统驻防，两地驻兵总共达到五十八住领。“新满洲”和“布特哈八旗”成为筑城永戍黑龙江及戍守东北其他重要城市的主力。
在驱逐沙俄侵略军的雅克萨战役中，最初参战的中国军队三千多人，有乌喇和以“新满洲”为主要成员的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达斡尔兵四五百人，两者加起来有二千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而在第二次雅克萨战役中，长期实行对敌人包围的二千三百名清军，几乎全部是吉林、宁古塔新组编的部队。
索伦、达斡尔战士还承担了侦察敌情、安设驿站等方面的重要任务，为驱赶沙俄侵略势力直到最终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我认为，康熙在不同的战争环境中，建立了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情报通讯机制、兵力补充机制，也采用了不同的兵员补给方式，灵活运用，不拘成法，既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费用，又确保了战争的胜利，这些成功的经验为后世的军事家们和统帅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是常规军事谋略中的瑰宝，值得人们去珍视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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