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强随着歌剧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演出，演的剧是《白毛女》，他饰演的是黄世仁，是一个反派人物。
演出期间，恰好得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为了纪念这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干脆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布达”。
3年后的1954年，陈强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既然哥哥叫“布达”了，那你就叫“佩斯”吧。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起名叫“丽达”，是匈牙利一座岛屿的名字。
后来，陈强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二十二大明星”，甚至“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年得奖票数最高的演员。
三个孩子，陈佩斯和陈强长的最为相似，子承父业，没想到，陈佩斯还真成为了中国的喜剧大师。
一、小时候的陈佩斯，父母都比较忙，也没有人管，从小淘气顽皮，学习经常是倒数第一，看上去就不是读书的料。
虽然成绩很差，可能吃的东西都用来长个了吧，所以各自是班上比较高的，老师都不喜欢顽皮的孩子，所以就直接让他坐在了最后一排。
顽皮的学生怎么可能就这么忍气吞声，定是要杠上一杠，要不然怎么是顽皮呢？
有天，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个句，陈佩斯把手举得很高很高，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老师就把他叫了起来。
陈佩斯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灰灰想，这难道是最早的“彩虹屁”？
自然而然，感觉到受到侵犯的老师少不了给孩子家长说，等待着陈佩斯的是被鸡毛掸子抽打。
虽然陈佩斯经常被父亲打骂，但他还是崇拜父亲。
父亲名气比较大，工资也比较高，每个月的工资250块。当时他们常常吃一顿饭就要5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一餐，可比现在好几千。
1969年，陈佩斯15岁，特殊的历史时期，父亲被打压，生活开始变得极为艰难。
陈佩斯只能跟着父亲一起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插队，去的地方是建设兵团。
陈佩斯在那里是个运动健将，最喜欢和擅长的是跳高和排球，还曾经得过团里的冠军。
由于陈强被打压的关系，陈佩斯先后报考的学校都没有被录取。
在内蒙古的沙漠地区一待就是4年，生活极为艰苦，连饭都吃不饱。
此时的陈佩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
二、陈强也知道儿子的想法，为了让儿子顺利返程，和陈佩斯商量后，他决定让陈佩斯走自己的老路，演戏。
虽然陈佩斯长的最为像父亲，但是并不出众，北京文工团、歌舞团都不收他。
无奈之下，陈强只好拉下老脸，四处求人。曾经在《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田华，正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
“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生活所迫，陈佩斯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一年，是1973年，陈佩斯19岁。
或许是缘分，刚到八一厂，碰到一个浓眉大眼的小鲜肉，当时没有房子住，住招待所，偶尔去打公共电话，陈佩斯也经常去，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这个小鲜肉就是后来陈佩斯的搭档朱时茂。
1977年，《牧马人》让“浓眉大眼”的主演朱时茂名声大噪。
1979年，陈佩斯与父亲陈强的首度合作，主演电影《瞧这一家子》，并凭此片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电影播出后，没想到陈佩斯一夜成名，名气直逼父亲。
父亲陈强看到陈佩斯的天赋，就告诉他：“你可以演喜剧，以后多给大家带去一些快乐。”
八一厂的演员和观众互动时，陈佩斯和朱时茂搞了一个小喜剧，叫《吃面条》。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小喜剧走到哪，火到哪，风评出奇的好。
当时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听说了这个事，亲自去看了下，也是笑的喘不过气，于是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吃面条》搬上春晚。
送去评审的时候，看过的人，都哈哈大笑，但这样一个节目，好笑但没有教育意义，能在央视上直播吗？
黄一鹤不敢做决定，就把皮球踢给了姜昆，姜昆也不敢确定。
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倔脾气就上来了，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的夜里，《吃面条》到底能不能上，没有任何结论。
导演黄一鹤心一横，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
陈佩斯永远忘不了那个夜里，黄一鹤的话说的何其的悲壮。
那年的春晚，《吃面条》的反响出奇的好，一夜大江南北都认识了陈佩斯和朱时茂。
黄一鹤回忆说:“《吃面条》是我们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
这一年，20岁的陈佩斯出演《夕阳街》，获得当年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三、虽然陈佩斯在春晚上的小品节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他想要在中国喜剧上走的更远。
所以陈佩斯每年一半时间做小品，剩下的时间来拍电影。
八一厂不拍喜剧，陈佩斯在1986年决意离开。田华劝了好几次，倔强的陈佩斯没有听。
最后田华没办法，直接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
“那简单，我不要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拍一部娱乐大众的喜剧真的不容易。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想要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
最后一个副厂长说：“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陈佩斯当时想，你们不做，我做。他承担风险，自己拉来投资，可电影拍到一半，陈佩斯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看到陈佩斯的父亲陈强的面子上，没有追究这个问题。
电影拍完，发行又成了问题，没有厂标，不能发行。
后来，中影公司收购了这个“黑户”，电影《父与子》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父与子》火了之后，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那些年，陈佩斯的父子喜剧电影票房火爆，冯小刚将葛优推上喜剧片王座之前，可以说最深入人心的喜剧角色，就是那个秃头、小眼、一脸贼笑的陈小二。
1988年，陈佩斯因在《少爷的磨难》中饰演“少爷” 获小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同年，陈佩斯在《京都球侠》中的出色表演获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1年，陈佩斯与朱时茂在央视春晚合作演出小品《警察与小偷》。
这一年，陈佩斯组建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最早的集影视创作、制作、发行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并于1993年更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今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
1994-1995年，分别在中央台“东西南北中”开辟了“佩斯快乐岛”、北京有限电视台“天乐时光”栏目。
1995年，在广播电影电视部举办的评选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影星”活动中，被首选为1978-1988年度最有影响的“中国影星”。
四、对于电影的票房，陈佩斯不止一次对媒体抱怨：“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当年派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但上报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
1997年，陈佩斯的新片《好汉三条半》好不容易上了贺岁电影的档期，最后却因为没有去“潜规则”，仅上映几天后就被主流院线撤了下来。
1998年，在排小品《狗娃与黑妞》时，陈佩斯就向导演提出，将蒙太奇手法移植到小品中来，用单机拍摄的请求。
蒙太奇是用镜头转换实现场景转变，在1988年的电影中已经十分普遍，但在小品中尚属首次。
陈佩斯认为这样小品就可以像电影一样不受时空限制，喜剧气氛和观众体验都会更好。他希望春晚小品能不断创新，但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
1998年春晚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成为压垮陈佩斯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这个节目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呕心沥血地反复排演，绞尽脑汁地死磕每一个细节，力求表演时达到尽善尽美。
但是到了直播时不知哪位草率的工作人员竟然把麦克风挂在戏服外，结果朱时茂一上台麦克风就掉在了地上。他只好拼命往陈佩斯那边靠过去，好让自己的话语通过对方的麦克风传出去。
当演出达到高潮时，原先准备的声效光碟也没有如约播放。
这些严重的事故或许在外行人眼里不算是什么，可在对艺术有着宗教般虔诚的陈佩斯眼里，这绝对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先后登上春晚11次的陈佩斯，离开了春晚的舞台，留下他落寞的身影。
五、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在历届央视春晚小品作品的VCD光盘。
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各种方式去寻求解决办法，但他的合理诉求均被置若罔闻。未果，两人愤而诉诸法律。
在此之前，多少人劝他息事宁人，本来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是多少人削尖脑袋想攀附的雄厚资源，而你为啥不识好歹，与之为敌？
这显然侵犯了两位表演者的知识产权。陈佩斯不肯，四处告状之后不仅无果，还被某些工作人员羞辱。
执拗的陈佩斯不干了，他干脆将对方告上法庭。
官司尘埃落定后，虽然央视一审败诉，他们终获赔偿，但陈佩斯也只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
多年后，陈佩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此后陈佩斯被央视封杀。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也放弃了对他的“追捧”，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
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他此前一手经营的影视公司也面临关门的危机。
被封杀后，他坚信自己有能力不会被“饿死”，但是他太自信了，他不知道有些势力强大到，可以手眼通天，他投资拍摄的贺岁电影，没几天就被人因某种原因从电影院撤下。
电影亏损，让他的公司也随之破产。四面楚歌，兵败如山倒，一夜之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光蛋。
传闻，陈佩斯正上小学的女儿要缴费，区区的280块钱，他翻遍口袋，只找出了147块钱，于是灰溜溜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
看着整日忧虑重重的陈佩斯，妻子王燕玲宽慰他说：
“天无绝人之路。你和我都有一双勤劳的手，一颗聪明的脑袋，还能饿死不成？”
1999年，陈佩斯开着他那辆旧的“桑塔纳”带妻子去散心。
到了京郊的三叉村，两人看着一大片荒田停了下来。
原来妻子早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是50年。
她对陈佩斯说：“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六、就这样，陈佩斯过上了很多人向往的生活，但一点也不舒坦，甚至有点艰难。
在山上盖木头房子，吃“大锅煮”。厨房里没有煤气，唯一的燃料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天早上起来，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篓，捡满一背篓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
更艰巨的是，去杂草，搬石头，挖树坑，种树苗，除虫害。每天天色未亮，即起巡山。一万亩的荒山巡视一天有时就得走七八个小时。
脚板磨破，手生老茧；皮肤粗黑，胡子拉渣，那段时间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民，没人知道这个在大山里起早贪黑，躬身种树的人，就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给大家带去无数欢笑的陈佩斯。
“我最大的乐趣仍是上山种树。我的梦想是营造万亩森林，打造一个绿色天然氧吧，让空气变得洁净……”
陈佩斯后来对这种清高却没拿奖的质疑笑着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两年后，靠荒山种树得来的35万元，陈佩斯重新回到他热爱的舞台，但这个舞台，不是春晚，而是话剧。
2001年，他和他的公司推出了话剧《托儿》。
结果这部话剧大获成功，《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当第30场演出结束后，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周转资金，随后推出的《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等也进展顺利，并广受好评。
《阳台》以麻辣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直击社会“痛点”。迄今在全国各地演出已500多场的《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
但演完《托儿》与《阳台》后，他一度变得骄矜自负，觉得十年内，论其喜剧水准，不会有人“望其项背”。
《戏台》巡演三年，至今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仅低于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
《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一起，并称为“陈佩斯舞台剧三部曲”。
2011年陈佩斯就表示有春晚邀约，但他拒绝了，后面一年又接到邀请仍坚拒。
2014年7月，陈佩斯的大道喜剧院开办了“第四期喜剧表演培训班”，他意在将自己悉心摸索出的喜剧理论传播出去。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最近几年，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
一代喜剧宗师，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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