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斯言极是随着今人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探寻与日趋亲近，不管是院校教授还是市井百姓，渴望“穿越”到宋朝者似乎越来越多，只因宋是一个“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可以说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然而，从北宋到南宋，从东京到临安，在一个王朝繁华与落寞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对北宋君臣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感同身受？又有多少人能对两宋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鞭辟入里？怕是寥寥笔者近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新著《大宋之变，1063—1086》，随她一同深入历史细节，探究“大宋之变”错综复杂的原因，揭秘朝代兴衰、帝国演进的深层根源，委实有豁然开朗、受益良多之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历史最大的魅力在于知兴衰?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历史最大的魅力在于知兴衰
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斯言极是。随着今人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探寻与日趋亲近，不管是院校教授还是市井百姓，渴望“穿越”到宋朝者似乎越来越多，只因宋是一个“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可以说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然而，从北宋到南宋，从东京到临安，在一个王朝繁华与落寞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对北宋君臣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感同身受？又有多少人能对两宋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鞭辟入里？怕是寥寥。笔者近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新著《大宋之变，1063—1086》，随她一同深入历史细节，探究“大宋之变”错综复杂的原因，揭秘朝代兴衰、帝国演进的深层根源，委实有豁然开朗、受益良多之感。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的大河滔滔奔涌，岁月的尘埃漫漫覆掩。明明是一个军事上相对较弱的朝代，为什么又偏偏造就了一个传统文化与艺术审美上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作为君王，英宗、神宗、哲宗也曾奋发图强，行新法，败安南，收河湟，改制元丰，伐夏开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走向衰落？在书中，赵冬梅教授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有史有据地描摹三朝政坛风云，力争通过对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重大事件的细致梳理与深度剖析，还原历史本相，探究大宋王朝的历史转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知兴替”“明得失”的机会。
盛衰无常，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实际上，从1063年到1086年，短短的24年间，沧海却已变桑田。“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司马光早在17岁时，便似已勘破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但司马光又如何能料到，君主神宗对臣相王安石，已远非“信任之”这么简单。恰如曾极力推荐王安石后又成为王安石反对派的宰相曾公亮所言：“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主张“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把皇权彻底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赵冬梅教授分析说：“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
诚然，试图寻求变革的忠心都是一样的，但国家层面的改革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角力，复出的司马光虽意欲力挽狂澜，却又如文彦博给韩琦的信中所言：“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书生意气过浓，几乎不像现实政治中的人，盲目调整政策，整体考虑欠缺，纵是一腔热血，也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终亦无法消弭对立分明的官僚集团间的裂隙，亦无法改变君臣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的现实，皇朝“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自然成了梦幻泡影。
“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赵冬梅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历史的眼光来旁观并深入历史，“让学术的回归学术”，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情境中，成与败、功与过皆以史料为依据，复从人性的角度去辩证看待，以期全方位还原大宋之变前后君与臣在历史的激流与漩涡中的努力与挣扎、命运与抉择。在她看来，作为宰相的王安石，“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根源却还是在皇帝那里……
打开本书，读者的思绪便会跟随赵冬梅教授一起追根溯源，以她的书写为引领来感受王朝兴衰。掩卷回首，似才惊悟“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只要读者乐意，何妨追随苏轼“聊发少年狂”，或与欧阳修一道“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只要大家得闲，何妨悄然潜入《清明上河图》，在汴京清明时节繁盛多彩的市井风俗画中作一回逍遥游……
【作者简介】 刘敬，安徽省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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