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ennis Lehane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标准收藏（2009年4月21日）
当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杰作《恐惧的代价》的修复版1991年在美国上映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它。
实际上，我对这部电影的了解要追溯到我12岁的时候，我曾看过威廉·弗莱德金拍的美国版的《恐惧的代价》——《千惊万险》。自那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找到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克鲁佐电影：阴暗、令人毛骨悚然的《乌鸦》（1943），风格奇特的犯罪片《犯罪河岸》（1947），当然还有令人难忘的《恶魔》（1955）。
《恶魔》（1955）
在搜集这些影片的过程中，我只找到了《恐惧的代价》的删节版，因为当它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发行商认为其中带有「反美」色彩，因此多年后，我坚持要看这部电影未经删减的版本。
《恐惧的代价》（1953）
即便如此，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我看到这部电影时的震撼。这不仅是一部独树一帜的电影，是最纯粹的、对紧张关系描绘的影像，还是一件让人感到棘手的艺术品。
当你置身于影院时，你会产生这样一种胆战心惊的体验：身旁任何一位观众不合时宜的低语都会引发电影中人物小心避免的爆炸。就像克鲁佐痴迷于叙述的故事主线一样——四个男人开着装满炸药的货车开始了命运多舛的路途，他们不仅为了扑灭500英里外的油井燃起的大火，同时也是为了丰厚的酬金，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地狱般的地貌——不毛之地、布满砾石的崎岖道路和随时都会倒塌的桥。
克鲁佐在这部电影中对企业的霸权主义、美国对外国文化的剥削、对土地的强占以及人们的愚行作出了辛辣的讽刺。当时的评论家们指责这是一部恶毒的反美电影（1955年，《时代周刊》甚至将它称作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影片之一），这样的指责只能使观赏者错过《恐惧的代价》杰出、伟大的艺术成就。
正如导演卡雷尔·赖兹1991年在《电影评论》中的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一部「反美」的电影，但只有当它「不加选择地、公正地反对一切」时，它的反抗声才显得振聋发聩。
我同意卡雷尔·赖兹切中肯綮的评论——克鲁佐的摄影机犹如蜥蜴的眼球般敏锐，用全知的视角展现了人类的情感，但是赖兹「反对一切」的评价，虽然在表面上看似是正确的，但似乎也忽略了克鲁佐、约翰·休斯顿和库布里克以及其他杰出导演所采用的人文主义原则：他们的电影由于去除了主观性的视角，因此主角也就不再带有任何主观污点。被抹去的情绪并不能抵消同理心。
事实上，在紧张的观影过程中，观众被迫展现出他们的同理心。克鲁佐在电影里冷冰冰地离开了对主要人物的注视，反而给观众留下了一种令人着迷的、奇怪的蔑视和爱的混合感。
他就像一位关闭了自己孩子们所有外在情感表达的父亲，他担心一旦悲剧降临到他们身上，就可能会摧毁自己的心灵。
如果今天这么多「阴郁、时髦」的导演们是在设备齐全的郊区地下室里看着尼采的书、听着特伦特·雷泽诺的音乐来塑造着他们的世界观的话，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克鲁佐的悲观情绪并非凭空而来。
当德国入侵法国时，克鲁佐的电影生涯才刚刚开始，人们不禁想象战争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周遭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糟糕——第三帝国灭绝种族的杀戮欲望，道德倦怠的维希政府以及随处可见的卖国者。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克鲁佐拍了《乌鸦》，它成功地激怒了纳粹——然而就像德军占领期间的许多其他法国电影一样，它是在纳粹的赞助下拍摄的。
显然，纳粹对阴郁的《乌鸦》以及影片中对德军行为的描述感到震惊。同样，法国人同样发现他们的代表（那些告密者）令人反感，并认为这部电影才是真正的通敌者。
二战结束后，被列入黑名单长达四年的克鲁佐才被允许拍片。然而，正是由于《乌鸦》，他成功地犯下了一位艺术家最「成功」的错误：他让这件作品潜藏的真相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冒犯了每个人。各方都抨击他，却没有人会支持他。
《乌鸦》（1943）
从那时起，克鲁佐就开始在电影中抨击每一个「体面」社会所固有的虚伪、伪善，而肮脏的事物常常就藏匿于所谓的道德之中，在《恐惧的欲望》里，它无情地在闪亮的车身下嗡嗡作响。
克鲁佐长期以来的身体问题让他饱受困扰，甚至一度让他难以拍摄电影。另外，他的电影受到一些法国社会群体的排斥，他们从未原谅过《乌鸦》。克鲁佐的苦闷还离不开战后困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自我认同的危机。
克鲁佐将在他后来的所有电影中带来一种独特、具有讽刺意味的失落感，那就是人类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一点在《恐惧的代价》中尤以为甚。
我们最初是通过影片的开场镜头（萨姆·佩金帕在1969年的《日落黄沙》中模仿了此片的开头）来进入《恐惧的代价》的世界的，在拉斯彼埃特拉斯凋敝、泥泞的小道上，四只蟑螂被一个孩子拴在一起、随意折磨。一个小贩路过，孩子马上抛弃了蟑螂，贪婪地被他买不起的食物所吸引。而一当小贩离开，孩子又回到了蟑螂身边，但一只秃鹰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
克鲁佐在开场精心设置的这些细节已经点出了主题：人们不断眺望着远方的事物，它所产生的吸引力却毁灭了他们眼前的生活。
《恐惧的代价》
人们往往认为，男人为自己的生活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且沉迷于冒险，渴望成为一名英雄。但克鲁佐却说不：男人都是漫游者，是肾上腺素上瘾者，他们对家庭、壁炉这类温暖、稳固的事物嗤之以鼻。
这样一来，四位「英雄」出现在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小村庄——拉斯彼埃特拉斯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在这里出生，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们来到这里，但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一种特别不可原谅的罪过，因为没有人会选择生活在地狱里，这四个人早就找到了后悔的理由，渴望逃离这个地方。
这四个人是马里奥（伊夫·蒙当饰）、乔（夏尔·瓦内尔饰）、路易吉（福尔科·卢利饰）和宾巴（彼得·范·埃克饰），在克鲁佐的镜头下，他们被这个村落带给他们的贫困、无望折磨地一无是处。
这四个人受雇于南方石油公司，这是一家无情的美国跨国公司，它们的贪婪已经摧毁了这个村庄，也摧毁了中南美洲。公司的代表人物奥布莱恩（威廉·塔布斯饰）雇佣这这个人来执行自杀式的任务，并承诺回报给每人丰厚的酬金，尽管他认为最多只有两个人能活下来。
对于反对雇佣「流浪汉」来做这项工作的同事，奥布莱恩反驳道：「那些流浪汉没有任何工会，也没有任何家庭。」而当他得知安全委员会要来调查这场火灾时，他回答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样他们完了。」
然而，就在观众感到克鲁佐对西方公司冷酷无情的愤怒时（一个角色嘲笑着村子里的美国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他们。」），人们也能感受到他对那些愿意为这样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献出生命的人的愤怒、绝望之情。
四人中的马里奥是一个极不讨人喜欢的主人公。他就像对待一只狗一样对待他的情人琳达（克鲁佐的妻子维拉扮演了这个性感的角色），在第一场戏中，当她匍匐爬向他时，他真的抚摸着她的头。
必须说，琳达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帮凶。她完全是马里奥的性乞求者，无论她的努力如何一再被贬低，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等待她的情人回来。
然而，马里奥对自己的厌恶使他看不到琳达——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美好，她跪在他面前，就像琳达所说的那样，心甘情愿地为他抢劫、杀人。马里奥如此断然地拒绝了这一点，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这委婉地表明了他与乔之间压抑的同性恋关系，克鲁佐在展现人们为了追求更令人怀疑的目标的同时，在此处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
其他人同样也被刻画得冷酷无情。乔，一个昂首阔步、卑微的暴君，用他残忍的性格吸引或排斥着周围的人，但后来，他却发现自己才是所有人中最软弱的那个人。
宾巴看起来像是希特勒口中高挑如木、坚硬如铁的雅利安人，他的命运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他甚至在开车之前就期待着自己的死亡。
而路易吉，表面上是四人组中最有人味儿的一个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高尚的傻瓜，因为即使他在长途跋涉中幸存下来，他也很可能死于尘肺病，在他任职于南方石油公司期间，他每天都暴露在水泥中。
电影开始一小时后，他们终于踏上了这趟亡命的旅途，影片剩下的部分令人屏气凝神、胆战心惊，演员每走一步，观众都为他们捏一把汗。正如乔所说，「每个人的身上都绑着炸药。」
这条路途时而颠簸，时而顺滑，以至于唯一减少危险的方式，就是以每小时不到6英里或超过40英里渐次前行。当他们遇到悬崖上逼仄的弯道时，他们必须退到一块腐烂的木板上，这块木板就是他们所有生的希望了。他们必须用炸药炸掉路上一块50吨重的巨石，才能到达安全的地方。
事实上，这次旅程是进入克鲁佐和希区柯克所营造的悬念感的门槛。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从这两位巨匠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这种紧张感并不来自于任何的噱头和惊惧感，而存在于任何一处对可怕结果的暗示之中。如果以灾难片的方式呈现这种紧张感，只会让影片落于窠臼。
在四人炸碎了巨石之后，他们开车驶过了一片油池，残忍的马里奥不愿意车被陷在这里，于是故意开车压断了乔的腿，结果，他们还是陷进了油池。随着每一次危机的解除，他们四人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恐惧的代价」。
暴露在恐怖中绝不会像大多数英雄片所展现的那样，让人减少恐惧，恐惧感只会增加。你无法战胜恐惧，只能暂时逃避它。所以这个四个人心里非常清楚，每一次危险的来临都只是死神眨了眨眼，这趟旅程终将以死亡收尾。
其中一个角色在死前说：「这里什么都没有！」这肯定会让《恐惧的代价》所展现出的厌世情绪和无神论而受到抨击，但我觉得克鲁佐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个虚无世界」，而是「这就是我们创造虚无的世界。」（在对人类未来感到绝望的情况下，谴责人类所做的事，反常地充满了希望。）
毕竟，正是我们帮助克鲁佐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为了自己简单的需要而冒着一切风险，愿意失去一切，因为这证实了他们自我挫败的「命运」可以摧毁一切，因为一切都是可以摧毁的。这些人不禁让人产生一种荒芜的悲剧感：孩子们一边折磨着蟑螂打发时间，一边等待小贩来兜售他们永远买不起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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