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霍夫曼《门》，布面油画，190.5×123.2cm，1959-1960年
人们常常借助展品旁的文字说明、艺术家的高谈阔论来“看懂”一件作品。看展时，说明牌上的只言片语对很多观众而言是仅有的背景知识，也是自己在“排他性”艺术场所中立足的救命稻草。但同时，正如约瑟夫·博伊斯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当代艺术又不断地强调“多义性”，要求观众具备主观判断能力。艺术作品应该被解释吗？正反争讼仍方兴未艾。
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这不是一只烟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布面油画，63.5×93.9cm，1928-1929年
“两件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认为，“解释”在欣赏艺术作品时起到关键作用，它定义了艺术品的身份并建立起审美活动。一旦具备可阐述的观念，寻常物就能嬗变成艺术品；反之，缺少理论解释，寻常物就只是寻常物。尽管两者的外观与物质属性相差无异，但其所处位置却迥然不同。
白南准《Think of you》，装置艺术，1991年
约瑟夫·博伊斯《毛毡西装》（Felt Suit），毛毡，170×60cm，1970年
事实上，抽象、个性化的当代艺术作品似乎也越来越依赖解释。没有解释，作品就不完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就是作品本身。以风格派先驱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两幅作品为例，倘若失去标题提示，观者就很难将这些几乎无差别的方块矩阵加以区分。
彼埃·蒙德里安《New York City》，布面油画，119.3×114.2cm，1942年
彼埃·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布面油画，127×127cm，1943年
但倘若告诉你后一幅色块景观被命名为“百老汇爵士乐”，沿此线索，再去看作品，便可感受到艺术家暗藏其中的情绪之美——彩色立方体犹如连续的鼓点散落其间，黄色矩形则是歌者故意拖长的腔调。画面呈现出向四方扩展的动势，浮华都市的韵律与能量跃然纸上。
保罗·高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布面油画，139.1×374.6cm，1897-1898年
理查德·汉密尔顿《究竟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与众不同？》，拼贴画，21×29.6cm，1992年
生活中，大部分麻烦与冲突都来自双方的交流不畅，以积极姿态寻求共识无疑是解除矛盾的良方。置身于力求高效率沟通的时代，展品旁的辅助文字能够最快普及创作背景和艺术流派知识，让艺术欣赏大众化。
汉斯·霍夫曼《情诗》，布面油画，1962年
马丁·基彭伯格《怀着良好的意愿，我不能看出一个纳粹军徽》，布面油画，1984年
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坚称艺术就是概念，而非如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言——艺术是审美。当代艺术的真谛在于作品中被融入的哲思，而不是媒介与表现形式。当“思想”高于“美”，文字说明便可以让艺术家的思想正确传达，让观众以特定的态度和特殊的角度看待世界。
约瑟夫·科苏斯《One and Three Chairs》，1965年
如在欣赏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作品时，是“没营养”的幽默，还是挑衅世人的戏谑；是不明所以的残酷标本，还是对死亡、权力与荣耀的再度解构……可能在低头看说明牌的一瞬间，答案便会悄然转变。
莫瑞吉奥·卡特兰《美国》（America），18K金，2016-2017年
莫瑞吉奥·卡特兰《哔嘀哔嘟哔嘀咘》（Bidibidobidiboo），松鼠标本、陶瓷、富美家台面、木材、颜料和钢材，45×60×48cm，1996年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是普遍理念与个别感性形象由矛盾对立而统一的精神活动。精神溢出物质，艺术也让位于哲学。今时今日，许多创作者与策展人愿意带领观众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非止步于审美本身。
约瑟夫·科苏斯《An object self-defined》，160×12×7cm，1965年
反方：尽在不言中❎
克里斯托弗·伍尔《Why?》，铝上搪瓷，274.32×182.88cm，1990年
人们在许多当代艺术展中不难发现，一些策展人与青年艺术家酷爱将作品与“人类起源”“社会本质”“自然宇宙”等宏大命题相挂钩。观众看完作品无动于衷，听罢分析却“不明觉厉”、掌声连连。
大卫·史瑞格里（David Shrigley）《无题》，纸上亚克力，30.5×36.2cm，1999年
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讲解真的有必要吗？很多作品立意高远，却独独缺少了一份感触他人的“真”，缺少了感染观众情绪的能力。正如杜尚的《泉》放在那里就会引起哗然与震撼，戏谑之意昭然若揭，无需多言。并非只有传统艺术才能传递“真情”，白瓷小便池也是“真”。
艺术大师马塞尔·杜尚
曼·雷创作的实验短片《别烦我》剧照，1926年
美是一种直觉，而非科学。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极力否定美学具有可探究的科学性，认为其并非是一种经过严密定义的系统。人们对于美的理解并不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美应该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单纯探讨“何为美”没有价值，其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欣赏实践中才会出现。
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黑色火焰I》（Black Fire I），布面油画，289.5×213.3cm，1961年
贾斯培·琼斯《灰色矩形》（Gray Rectangles），布上彩绘、装置，152.4×152.4cm，1957年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拒绝带有道德或者政治价值的艺术，却偏爱波普。因后者将艺术简化成平面且没有意义的图像，与当代社会逻辑暗合，即艺术是消费社会符号的再生产，受制于商品和市场的规则。
安迪·沃霍尔《花》，丝网彩色印刷，91.4×91.4cm，1970年
罗伊·利希滕斯坦《Sweet Dreams Baby!》，丝网印刷版画，90.5×65.1cm，1965年
有观点认为，能用文字诠释就没有进行艺术创作的必要，能够被说明的作品注定是失败的。文字和语言不能取代视觉表达，亦不能成为贫瘠专业素养的遮羞布。艺术家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曾坦言：“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是重点。”
罗伯特·莱曼于瑞士巴塞尔艺术馆，1975年
罗伯特·莱曼《二号塔》（Tower II），装置艺术，1976年
另一方面，很多观众的看展方式约同于做阅读理解，强迫自己找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来解答作品。而当代艺术家最希望破除的正是这样一种惯性思维，观众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意识更有价值。时至今日，“被看见”只是一种表面形式，“被反思”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终极追求。
马克·罗斯科《No.1 Royal Red and Blue》，布面油画，288.9×171.5cm，1954年，2012年纽约苏富比成交价约7500万美元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亚克力、喷漆、油画棒、施乐拼贴、木板，182.9×121.9cm，1982年
谁才有足够的权威去解释眼前的作品？来自外部的声音比策展人与艺术家更能表达一个时代的观点与立场。近日，在由纽约历史学会举办的展览“纽约场景”（Scenes of New York City）中，策展人将专家图注与没有艺术背景的观众的私人感受并置，展现出当代艺术审美的包容与多样性。艺术的理解属于个人，引发共鸣比统一理解更重要。
展览“纽约场景”中的说明牌，2021年
陶公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即读书应领会内在精神，而非咬文嚼字。这种“不求甚解，且思且行”的态度在观看艺术作品时正合适。某种意义上，“看不懂”才是看懂了。深究作者创作思维意义甚微，不同切入视角的观念汇集，方才构成作品的最终意义。
Sarah Morris《Bye Bye Brazil》，纸上作品，75×75cm，2014年
点到为止的文字说明能够为观众提供理解艺术作品的入口，但这些“官方注释”也一定程度限制了产出观点的自由。艺术作品的最终解释权应归谁所有？看展时，你是否会着重关注给定的文字说明，又是否愿意接受艺术家的预先阐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编辑、文何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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