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马克思对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理论基础
(一)收入差距理论
(1)马克思主义收入差距理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中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创造价值总值,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总值就是劳动总价值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和的差额,这部分价值也被称为“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价值增值”。
故而,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是收入差距问题的核心,以及由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产生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无产阶级之间不断激化的利益冲突。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崩塌的根本矛盾。
(2)古典经济学收入差距理论
1662年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首次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的讨论。
他认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故而,商品价格差距与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差距是有紧密联系的。
1776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收入差距的产生过程进行的深入的讨论。
他认为,随着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出现,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动提供者三防办都会参与到劳动创造的收入的分配中。
而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源于不同的要素投入,根据要素的占有情况,可以将社会群体分为工人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
由于不同阶级获得收入的方式的差别,出现了工资收入、地租收入和利润收入三种收入来源模式,这三种收入的差值就构成了收入差距的核心。
李嘉图在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土地产品在阶级之间的分配问题做主要研究。
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积累与财富增长直接相关,考察阻碍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认为,地租产生的原因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土地生产力的差异,长期来看呈上涨趋势;
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体现,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理论上,在供求市场达到均衡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与其维持基本生存的成本相等;利润则表现形式为工资与商品价值的差额。
在发展过程中,各部门的长期利润率趋于一致并且有下降趋势,直到经济达到稳定状态。
所以李嘉图将工资和利润、地租和利润的对立关系与阶级利益相联系,提出了他的政策主张:
政府不应过多地限制工资,而应该对地租进行征税并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3)其它收入差距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收入差距问题的讨论另辟蹊径,创立了效用价值论,把商品的交换基础和物品的效用联系起来。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对生产过程中要素需求和要素供给进行研究,提出“企业家才能”是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福利经济学对收入差距的理解有所不同。
旧福利经济学中,庇古提出,社会共同福利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且强调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的益处。
且考虑到公众心理因素,收入差距问题的改革是无法避免的。
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则更偏强调实现“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
他认为只要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二)能力理论
(1)马克思主体能力理论
马克思对于人的能力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
马克思认为,个人能力发展受到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人个性三个层面的影响。
劳动能力是“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包括多方面能力。
个人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个人的新能力,从而使参与者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改造,个人劳动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个性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相互统一、相互影响且相互促进。
个人只有在特定规则约束下的群体或整体中,只有通过为整体服务,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更进一步讲,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
个人发展与现有物质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只有物质条件为个人发展服务时,个人全面发展才有成为社会现实的可能。
(2)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创造性地将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引入经济学讨论范畴,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
舒尔茨、贝克尔、明瑟尔等人认为,个人能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教育实现。
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所具备的经验、知识、能力、教育和健康等。
并且,人力资本的投入与个人收入是呈正相关的。
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所能获得的工资形式的劳动收入越高,所以他认为教育资源的投入对工人获取收入的能力有正向作用。
明瑟尔研究发现,受正规教育程度能够解释工资及收入差异的三分之一,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离校后的人力资本投资与获得收入的弹性也就越高。
因此,教育不仅是产生个人收入差异的直接原因,也具有影响收入的外延效应。
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往往用受教育程度衡量人力资本,且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
原因在于随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因教育水平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距缩小。
同时随着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相对上升,源于财产等其他因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相应下降,使社会各阶层收入趋于均等化。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新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了心理学等范畴的概念,加入了“个性气质”、“特征性偏好”等因素。
并将其定义为非认知能力,对能力的关注从教育衍生到自尊、努力等非认知能力的范围。
教育更多作为一种衡量人的认知能力的指标存在,像性格、自尊等非认知能力同样被证明和个人经济价值相关。
(3)可行能力理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将发展的表征局限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现象是一种狭隘的观点,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指自由的扩展。
建构性作用是指包括免受饥饿、营养不良、疾病等灾难困扰的实质自由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工具性作用是人们扩展自由的手段。
在国家经济衡量方式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等经济指标上时,阿马蒂亚·森提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自由的扩展和人的能力发展。
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是人所追求的工具性目标,工具性目标的实现是为促进人的发展和提高人的福利而服务的。
森对“发展”的内涵的重新定义,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认可。
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延续了这种能力的概念,人不再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存在。
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通过提升人民福祉,从而提升人民的个人发展能力,更高的个人发展能力又重新推动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两者之间能够构建起这种联系,那么良性循环发展确实能够实现。
经济增长必须加以引导才能形成这种循环,因为许多经济增长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常常伴随着高失业率,同时也不会对人民个体能力带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