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创作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词作家张藜先生，于5月9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张藜亲友、音乐界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追思。
刻意追求的作家
——记著名歌词作家张藜
不懈地努力和执着的追求，这是张藜在历尽艰辛的人生道路上，成长为我国当代著名歌词作家的原动力，丰厚的生活积累，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以及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是张藜成功地创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亚洲雄风》、《苦乐年华》、《不能这样活》等数以千计的歌词和辑以百篇的理论文章的源泉和根基。了解张藜其人、其词、其文，会使人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张藜，中央民族乐团一级编导，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名誉主席，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和《词刊》、《通俗歌曲》编委。
张藜 1932年出生在大连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童年受过良好教育，喜好读书，哥哥买了不少交响乐唱片，他竖着小耳朵跟着大人听，由此逐渐地与文学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他十二岁时，家境突然破落，小小的他，承担起家中劈柴、挑水、买米等杂活。家庭的衰落不但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反而使他加倍地刻苦用功，以做优异的成绩读完小学，在中学二年级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考入关东文专。
1945 年大连解放，小小年纪的张藜竟出人意料地在大连《中苏友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输血的故事》的小说，记述了一位苏联红军为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女孩输血，并挽救了她的生命的故事。当他收到了相当于一个月的饭费的稿酬时，他惊喜，他兴奋。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从此开始养成了看电影就写观后感，走到一个新地方就写一篇游记，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的习惯。可以说张藜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的积累，是从练习写这类文章起步的。
1945 年 9 月，延安“鲁艺”部分干部随“挺进东北干部团”来到辽宁省本溪组成东北文工团（即后来的“鲁艺”一团）。该团于 1946 年春到大连演出了《日出》、《血泪仇》、《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与此同时还到学校进行演讲和宣传。张藜几乎场场不拉地观看演出，聆听讲演，他深深地爱上了革命文艺工作。
1948 年 8 月，“鲁艺”四团到大连演出歌剧《火》，此时正在关东文专读书的张藜毅然报考了“鲁艺”四团，成为一名小小的文艺宣传兵。当时张藜尚无一技之长，但他的满腔热情促使他干力所能及的各种工作，如舞台工作、群众演员，还在歌剧《白毛女》中担任过领唱。他融洽地生活在同志中间。
1948 年 11 月，东北解放了。此时活跃在东北大地的“鲁艺”四个文工团和东北音工团，奉命到沈阳集中恢复办学。不久，“鲁艺”定校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简称东北“鲁艺”，培养适应革命发展和建设需要的艺术人才。组织上考虑到张藜年龄尚小需要培养，于 1949 年春调张藜到鲁艺文学研究所学习。文学研究所主任是我国著名作家周立波，还有一批名人如诗人侯唯动、胥树人、井岩盾、管桦等。张藜在这些革命前辈的教导和影响下，经过一年半的理论和专业学习，初步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专业的基础。在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了俄罗斯文学巨匠的名著和我国古典诗词，钻研了早在中学时就开始发生兴趣的哲学以及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与此同时，他更自觉地坚持记心得写日记，以此练笔。
1950 年，张藜写出了歌词处女作《建筑工人之歌》并发表在《东北新歌选》上。根据张藜的学习成绩和创作上的表现，毕业时被分配到戏剧部戏剧研究室搞创作研究。 1952 年又调到音乐部音乐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了《文学概论》、《名著选读》、《诗歌朗诵》和《歌词作法》等四门课程的教学。他教学态度严肃认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边教，一边学，一边写笔记，一边做教案”，同时他还坚持写歌词。当他对自己的词作感到满意时，便兴冲冲地拿着歌词给创作室主任霍希扬（《社会主义好》词作者）看。霍看后说“不行”。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写。1952 年 9 月的一天早晨又去找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看他写的歌词，劫夫看过他那些词作竟出乎意料地说：“张藜，我觉得你搞创作够呛！”。如果说霍希所说的“不行”是给张藜当头一棒，那么李劫夫说的“够呛”几乎等于宣判了张藜在创作上的死刑，这对张藜的打击太大了。张藜懊丧了好一阵子。
张藜毕竟是张藜，倔强的性格，轻易不服输的脾气，经过一阵冷静地思考之后，觉得自己确有很多不足，从此又振作起平来，决心从头学起，从零做起。从民歌、大鼓、二人转、说唱、戏曲乃至中外名著音乐知识等刻苦地学，认真地记。 1955 年，张藜争取到赴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的机会。在黄药眠教授指导下攻读美学，听谭丕模的古典文学，听钟敬文的民间文学，并且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元曲小令等，从古至今学个遍，既深入又扎实。这第二次勤学苦练为张藜后来从事歌词写作打下了更加牢固而厚实的基础。
在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一有机会张藜就下乡下厂体验生活。他去过黑龙江省林口县农村，连春节都没有回家；他去过辽宁阜新地质勘探队，住帐蓬，上过钻井台，同地质队员打成一片；在辽宁金县果园向果农学习；在旅顺乘快艇同水兵们在一起体验与八级大风搏斗的滋味……。多姿多彩的生活打开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感情，深化了他的思想境界。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获得了好收成，他这时期写的歌词经作曲家谱曲，经常发表在刊物上，出现在音乐会中。 1956 年辽宁省首次音乐作品评奖中，由张藜作词的《荷花溏好地方》（鸿明曲）《春耕谣》（鸿明曲）、《老汉进城》（绍谦曲）、《我们在春天的早晨》（雷雨声曲）等 11 首歌曲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其中的《荷花溏好地方》和《春耕谣》还灌制了唱片。这些成绩使张藜在辽宁音乐界有了名气，不仅增强了他终身从事歌词创作的信心，而且也促使他下决心调离东北音专到长春吉林歌舞剧院专搞歌词创作。
在较长一段时期，张藜生活在农村，或许正因为此，他的生活积累才这样深厚，他的语言才这样丰富，他对人生的认识才这样深刻，他写的歌词才这样的活灵活现，妙语连珠：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
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生活是一条路，怎能没有坑坑洼洼，
生活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生活是七彩缎，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
生活是一片霞，又常把那寒风苦雨洒，
生活是一条藤，总结着几个苦涩的瓜，
生活是一支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
这些比喻多么贴切、形象，语言多么生动活泼，寓意深刻又通俗易懂。张藜创作的许多歌词都具有这些特点。张藜在回忆往事时说：“现在想想，若没有这一大段的苦日月，绝写不出阳光的温存；爱恋的深切；痛苦的分量；春光的珍贵。”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他创作的真谛。正如他在文集《诗歌之路》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对于如何写好歌词，创作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第一位重要的依旧是生活！生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在生活中切切实实的感受，技巧怎样娴熟，也是无用武之地的。”（重点号为引者加）。张藜不仅在理论上把“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弄懂了，而且通过创作实践把它弄通了。当然，有了生活并不等于有了艺术，还需要作者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要把生活、思想、技巧三者结合起来才成。
1978 年 12 月，经朋友的帮助，几经周折，张藜调到了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搞创作。乐团领导给他在选材、定题、风格、样式以充分的自由。他想以勤奋的工作把失掉的时间抢回来，尽快地写出为人们所喜受的作品来，然而，难哪！
一个人的成就，不但需要自己的才华，而且还需要机遇。由于长期搁笔，又是单枪匹马地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所以一时很难适应环境，打不开局面，甚至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些作品都很难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向他建议，在没有歌词创作任务时不妨写点诗，搞点副业什么的，但张藜又不太情愿。
张藜在北京好寂寞了一阵子，一位编辑朋友看到他这时的处境，不无感慨地说：“你调到北京是个错误，北京这是皇帝爷呆的地方，你在地方上是条龙，可在北京你只是条虫！不信你就瞧着，也就得养老度晚年了。”张藜说“我再试试”。再试试就是不灰心失望，他要向命运挑战，要在北京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干出点名堂来！
张藜在创作上有他自己的信条：“庄稼不收年年种，只管播种不计收成”，他照样猫在家里写东西。词作家晓光看到张藜的处境，觉得应该拉一把，于是介绍他和张士燮二人到云南讲学。尽管这时年关临近，但这是深入研究歌词理论的大好时机，他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他在《这是个“科研项目”》文章中写到：“我写了多半辈子歌词，对歌词真是忠贞不二。可是并没有写出几首全国传唱的东西，什么原因？没钻明白是诸多原因之一。”他早年就酝酿把歌词创作当做科研项目来钻研，以期能够娴熟地驾驭它的规律。趁这次到云南讲学的机会。他要系统地深入地对歌词创作来一番研究。在云南，来听讲学的大都是省内诗界和歌词界的佼佼者，张藜这时着实地准备一番，由于不适应南方冬天室外暖屋内冷的气候，为写讲稿就围上毛毯，毛毯不够再加床被，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讲稿不是写成提纲，而是把要讲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全部写出来，竟然写了五万多字。讲课时，他把几十年来的写作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听课的同行和朋友们。
云南讲学这一炮打响了。之后，他又先后应邀到湖南、福建、山东、内蒙、北京、浙江和吉林等 13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讲学。这一次次讲学，不仅使他的讲稿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且也使张藜对歌词的创作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成专题写成论文发表。这就是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的《歌诗之路》。论文深入浅出，它涉及了歌词创作的各个方面，很适合青年专业和业余歌词作者学习，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
在到全国各地讲学的同时，张藜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触景生情，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写了 900 首旅游歌诗，其中近 300 首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相思潮》 —— 旅游歌诗选。
尽管这时张藜的知名度和影响在北京已有所提高和扩大，但他在歌词创作方面，还没有打开局面，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他还是有些失落感。 1984 年秋，张藜巧遇正在北京党校学习的著名作曲家秦咏诚（《我为祖国献石油》曲作者），经秦介绍又结识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秦咏诚将张藜的一些歌词谱上曲，请李谷一演唱，由于李谷一很同情张藜过去的遭遇，所以她破天荒地一连气唱了十七首他们合作的歌曲。接着秦咏诚又把他承担的电影《元帅与士兵》主题歌的歌词创作交给了张藜。由于时间紧，张藜竟在一夜之间写成了《祖国之爱》歌词。这首歌曲后来获得辽宁省政府大奖。他和秦咏诚合作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也在全国流传开来。此后不久，应云南音像出版社之邀，张藜为其开业创作了 40 首歌词，经作曲家谱曲，录制成三盘盒带。这期间，除前面提到的《歌诗之路》、《相思潮》两本书外，他还出版了《爱的风帆》、《汀江红旗颂》、《草原上有个美丽的传说》等著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两次播放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专辑。
随着通俗歌曲的掀起， 1987 年 4 月，北京国际声象艺术公司适时地在北京慕田峪举办了一次笔会。会上，张藜朗诵了他的新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青年作曲家徐沛东出席了这次笔会，但两人虽然相逢却未能相识。会后不久，徐沛东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首歌词谱上曲，这首歌一经发表便很快地在全国传唱起来，有这首歌的磁带在全国发行了 70 多万盘。
1988 年 4 月，在第二次慕田峪笔会上，徐沛东和张藜相识了，并且一见如故，从此他们开始了长期的合作。相继创作了《应有尽有》、《是你给我爱》、《晚霞迪斯科》、《为了寻求美》等受群众欢迎的歌曲。
1989 年，张藜与徐沛东为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写歌曲，《篱》剧一经在全国播放，剧中的歌曲《篱笆墙的影子》和《苦乐年华》等，便很快地风靡全中国。在由《歌曲》编辑部主办的 1989 年全国“十大金曲”评选中，这两首歌曲双双入选，《苦乐年华》荣登榜首。《篱笆墙的影子》和《苦乐年华》两首歌曲的歌词语言生动，琅琅上口，锵铿有声，形象鲜明，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加上徐沛东的音乐写得好，词曲真可谓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1989 年 11 月，张藜和徐沛东合作，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的召开创作的歌曲《亚洲雄风》，歌曲雄浑有力，热情豪迈：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
这首歌曲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亚运会的赤诚之情，所以，它流传的非常快也非常广，几乎人人皆知，家喻户晓。难怪在群众投标评选亚运会优秀歌曲时，《亚洲雄风》竟获得了 95% 以上的选票。
歌曲《亚洲雄风》的形成，是先有徐沛东的曲调，后由张藜根据音乐填上歌词的，然而词曲竟达到水乳交融，浑为一体的程度。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张藜本人的音乐修养是很高的，尤其是视唱水平，他拿起歌曲马上能连谱带词地唱出来，这是一般的词作者不容易做到的，而像张藜唱得那么好的就更少了。在《歌词的音乐设计》一文中，张藜要求歌词作家要具备起码的音乐知识和修养，要了解音乐的特长，才可能写好歌词，这的确是他的经验之谈。张藜对歌词的音乐设计很有一番研究，从他写的歌词中可以看出歌词的歌唱性很强，既给作曲家提供了曲调基础，又为作曲家留下了充分发挥音乐的余地。
1991 年，《篱笆女人和狗》的续集《辘轳女人和井》又要开拍了，剧中歌曲还是由张藜和徐沛东联手创作。这次的创作可以说是难度更大了。《篱》剧的歌曲《篱笆墙的影子》和《苦乐年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而《辘》剧的歌曲的水准起码不能低于前者，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经过努力，不负众望，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拿出了让人们满意的新作品来。在《命运不是辘轳》这首歌中张藜这样写道：
“白涯涯的黄沙岗，挺起棵钻天杨，隔着篱笆有一座海青房。没有的总想有哇，得到的带盼望，盼来盼去谁愿盼个透心凉！哦！透心凉！女人不是水呀，男人不是缸，命运不是辘轳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
“黑油油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太阳，风吹篱笆雨洗窗泪花泡月亮。人心可难测量啊，啥事都能碰上，挑水的媳妇谁愿挑着黄水汤！哦！黄水汤！女人不是泥呀，男人不是筐，命运不是那辘轳要争断井绳，牛铃摇春光。”
真是神来之笔，听来令人回味无穷。在另一首《不能这样活》中，张藜写的也非常精彩：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究竟还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哟嗬嗬！”
“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迷迷登登上山，稀里糊涂过河。
“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一个脚窝一支歌。”
这里写的全篇都是大实话，看来就像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似的，其实并非这般容易，而是经张藜的慧眼从朴素的日常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的，并且经过其精心构思和巧妙安排之后才写成的佳作。
张藜之所以能够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同他的创作主张是分不开的：“谱上曲子能唱，离开曲子能诵，琅琅上口，锵铿有声，音韵和谐，布局整齐，通俗易解，绝不平庸，容易记忆，容易流传。”后来他又将其补充为：“离曲能诵，谱曲能唱，有文采又上口，有嚼头又不生涩，易流传，能品味，扬诗之情，含戏之谐，既有俚曲之俗风，又有歌诗之雅趣，为广大群众背诵传唱，其情切切，其语铮铮，其乐融融，其歌悠悠。”我们看过最近几年张藜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词后，可以说它们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和他那理想的歌诗形式。
写歌词难就难在既要浅显又有韵味和深刻的思想。张藜高就高在这里。有人说张藜把歌词写绝了，这写“绝了”，第一说明词写得好写得妙，写得男女老少哈哈笑；第二是写得有独到之处，只有张藜才能写出这种风格来。我以为这种美誉张藜当之无愧。
1992 年，张藜更忙了，在这一年里他为《走出沼泽》、《关公》、《半边楼》、《金石滩》、《女人不是月亮》以及《山不转水转》等十五部电视连续剧创作歌词，这一年可谓是大丰收的一年。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大型文艺晚会《奥林匹克风》中张藜和肖白创作的《奥林匹克风》做为整台晚会的主题歌曲，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大陆、港、台的著名歌星对此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时的张藜，手中的笔真可谓是妙笔生花，一朵比一朵香，一朵比一朵美。如他写的近作：《康熙大帝》、《小雪大雪又一年》、《古船女人和网》以及《荒路》等歌词，更是令人赞不绝口。在问及他如何写出这么多的好作品时，张藜感慨地说到：“我爱琢磨，一天到晚地穷琢磨。”他都琢磨什么呢？
搞创作不光是拿笔写，对纸想的事，更要用心去琢磨，反复地推敲、斟酌。张藜在着手创作时，他首先是追求构思立意的“新、巧、深、明”这四个字。“新”就是新生活、新手法、新角度，写的新颖别致。“巧”是指构思立意要巧妙。艺术创作不是生活的翻版，不能照猫画虎，而要把生活事态发展的奥妙写出来，要写得玲珑透剔。“深”是指构思立意的深刻性。艺术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的，客观世界众多的形象，都由人们赋予了各种联想，也都注入了各种思想内函的形象，能够通过形象描写，把某种思想意义表达出来，作品就具有了深刻性。我们的任务，就是善于发现和描写具有时代特点的那些典型形象。“明”，是指明确的构思立意。歌词的明确性，首先表现在作者写作前和在写作中，对所要讴歌者，要有明确的思想上的把握，要通过写什么，写出个什么，告诉人们什么，不允许“写起来看”。而这种明确性是通过形象描写含蓄地表达出来，切忌直和白。了解张藜的构思立意的新、巧、深、明“这四个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藜的一些优秀歌词，总见那样形象鲜明而又寓意深刻的原因了。
勤奋加机遇，使张藜在歌词创作和歌词创作的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据不完全地统计，张藜四十几年来共写作了：歌词 1700 多首；论文和歌诗作品专辑 7 本；盒带专辑 15 个；收入他作品的唱片和盒带 600 多种；为三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和插曲写作歌词。
张藜进入花甲之年后，干劲仍然十足。每年都写出七、八十首歌词，平均四、五天一首，而且佳作连连推出。这对一个年老多病的作家来说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张藜干劲这么足？张藜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不甘心于碌碌无为，也不满足于一般成绩。早年他就立志要写出在全国打炮叫响的作品，为此他“苦心经营，长期储备，决心加入创作的“马拉松”赛跑行列，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做长跑的启动力”，“象女排那样为夺冠军而不懈地拼搏，不止地挺进！”
他的理想激励他不懈地追求，他的抱负鞭策他不停地拼搏！有志者事竟成，他成功了！（文/赵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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