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2015年，我应河北保定市文联邀请，前往当地采访写作大半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开国少将刘秉彦前辈的传记，这是我生平所写的唯一 一部“红色”作品（2016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书大约有三分之一内容，记述了主人翁与冀中军民当年抗战的事迹。
今天又到了8月15日一一日本投降77周年的日子，重布此文，缅怀纪念我们的先辈英烈！
有年轻的媒体同行看了本文上篇，发微信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一，文章偏长。如今已进入碎片化阅读时代，公众未必有耐心认真看这类的长文。其二，标题做的不那么吸睛，应该更煽情些，才能跟上潮流，吸引更多读者关注。小朋友还举了个好标题的例子：
″1700个集体赴死的年轻人，平均23岁！今天的头条只属于他们！"
“同样是写抗战，人家这个标题就比你的更有悬念。”年轻的同行善意地提醒说。
确实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境，我得承认自己有些落伍了。但我并不想提取这篇文章里的个别内容，做一个诸如“他们把鬼子的生殖器割下来当洋药材”之类的时髦标题来吸人眼球。
我总觉得，还是借用这句充满浩然正气的诗句作题目，才能表达我内心深处对抗战先烈们的崇敬之情。我也相信，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原创文章即便长一些，仍会有人愿意阅读。在这里，我也要衷心感谢先后担任刘秉彦部长秘书的赵秉欣、王新正两位前辈，以及住建部退休干部郭保宁先生等微友给予的热情鼓励，我会以此为动力继续写下去。
好。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乱世草莽起四方
一过八月十五，冀中平原便真正进入了收获的季节。白天温热的秋风像一把无形的梳子，更仿佛蘸着看不见的颜料，几天功夫，就把幽幽沉沉的青纱帐染成一片金黄。
天上偶然有南飞的雁阵。平原的秋水是那样宁静，远处望，潴龙河与孝仁河犹如两条玉带，缠绕在蠡县西北部的村庄之间，河水清澈，水波不兴。堤岸上的行人，可隐约看见河里游动的小鱼，稍有一些响动，鱼儿们便一甩尾巴钻到了水底。
庄户人家的菜地，一垄两垄，都散布于村头院落，仍是那么丰富热烈，墨绿的辣椒秧上，挂着青嫩或是火红的辣椒，院墙和菜畦里的竹架上，正攀爬着黄花绿叶，有扁豆、黄瓜、丝爪，还有紫色的茄子垂挂在上面。
冀中平原宽阔的田野，一望无际，令人心旷神怡。图片来自宁肃的博客。
如果是在往年和平安宁的岁月，此时这平原的地头上，便不难见到农民们干活累了，就会悠闲的靠在白杨树下，有滋有味的抽着旱烟袋，眼瞅着即将到手的收成，能忍不住嘿嘿的笑出声来。
可是现在——1937年的秋天，北平城外卢沟桥“七七事变”的战火，已蔓延到天津、保定一带了，冀中平原的形势正一天比一天紧张。在保定所属各个县乡，到处都能遇见逃难的人群，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茫然地向着日本兵还没占领的地方移动。走到晚上，他们就在大路边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横倒竖卧，不断有饥渴难耐的小孩子，发出撕裂喉咙的哭声。月光照着田里等待收割的庄稼。远近的村庄，也担负着无比的惊惶，老人们都很长时间睡不踏实。
战火在平原上蔓延，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寇由北向南，长驱直入。
自1937年9月起，有关日本军人到处杀人放火制造惨案的坏消息，向怒潮大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激起万千恐怖的水珠，或形成悲愤的阵雨不停倾泻在这无辜的土地上。
枪上绑着膏药旗的鬼子兵。
在蠡县潘营村，老少爷们儿也让闹鬼子的事搅得人心惶惶，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在北平念书的大学生刘秉彦回来了。
他刚回来，就听说村里成立了保卫团。年轻的刘秉彦知道，要拉队伍打鬼子，得先把这保卫团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摸清吃透，然后才有可能取得发言权。
他后来对别人说起过当时的心理活动：
“我从北平回家，心情忧郁。在民族意识的支配下，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要求，就想把村里的枪支集中起来，待机而动，这就是我的原始思想。”
旧时河北乡下，各村都有保卫团，或青苗会，一般由村长兼任团长，挑选本村两三个或十来个壮丁担任团员，夜间巡逻打更，维护村里治安。青苗会通常在夏秋庄稼将要成熟时成立，雇佣村中三五个无业人员，每天到田间地头巡视，防止庄稼被盗。其经费由村公款支出。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迅速经历了剧烈的洗牌。说白了就是，乱世英豪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眼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弃地南逃，日军力量又暂时难以全部覆盖而形成了短时期的统治真空，这便加速催生了一大批占山为王的民间武装。
刘秉彦在老家了解到的保卫团的有关背景，就是这大动荡时期，冀中乡村小股武装的原始发端的情形之一。
1937年10月，仅在冀中各县，就一下子冒出了起自草莽的100多支杂牌队伍，其中包括地方乡绅武装，会道门武装，乃至土匪汉奸武装。
这些民间队伍都打着抗日的旗帜，虽然兵力不多，牌子却不小，到处是“司令”和“主任”，老百姓戏称：“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委任状不值一个烧饼钱”。吕正操当时就说过：有不少诸如自卫团、大刀会，红枪会，大股小股，名义纷纷，实际是抢老百姓，趁机发财，当官耍威风”。
比如景县葛里庄有个葛桂斋，外号葛二秃子，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1936年回乡，不事农业，曾做屠户和卖水果的小商贩。抗战招兵买马，他领着老少爷们一拉杆子，呼拉拉就聚集了三五百人，葛桂斋于是感叹：“不知怎的，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弄的这么大！干这玩艺儿，可比卖梨卖枣强多了。”其队伍被八路军收编后，葛桂斋也当上了晋察冀军区冀南五分区司令。不过，此人后来又率众投敌，被八路军纵队司令陈再道飞马追回其大部人马，葛桂斋当了土匪，后被日军处决，终究难成正果。
还有新城县（现高碑店市）当时有个土匪王瑞林，绰号王大刀，一看八路军的名声挺响，就把自己手下的弟兄组建为河北游击军第六路，并且模仿八路军，在军装左衣袖上做一个小四方块的蓝布臂章，上面写着“六路”两个字，简称六路军，；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霸王凤岗，也顺着八路的序列，将他的七八百人马改编为中共领导的冀中五分区外围第七路，号称为七路军。可是这些队伍成份复杂，动机不纯，纪律松散，虽经共产党整顿教育，但却恶40习难改，奸淫抢掠，时有发生。老百姓就给他们编了顺口流：“六路，六路，胳膊上缠块蓝布，大门不走，跳墙而入，吓得妇女们尿裤。七路，七路，胳膊上也缠白布，不是打仗受伤，而是想充八路。”▼⑴
“打日本，救中国”——冀中的八路军战士和民兵在学识字过程中认清抗战形势。
后来没多长时间，六路总指挥王大刀就被八路军逮着处决了，其队伍也被缴械分散编入各个部队。而所谓“七路军”也不能再独立行动，由八路军分区司令朱占魁将其改编的直属特务大队，总指挥王凤岗则被调到27团当副团长，王凤岗不满，于1940年初带一拨人投靠日军成为铁杆汉奸，专杀共产党干部；抗战胜利又投奔国民党孙连仲部，继续反共，恶贯满盈，势力极度膨胀，其主力保安一旅后被本书主人公刘秉彦率部歼灭。这是后话。
其实那个年代，不光河北如此，别的地方差不多也是这样。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那位盘踞在江南阳澄湖一带的抗日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一出场便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再说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年底的几个月里，在冀中这块地盘上冒出的大大小小各类抗日武装。尽管龙蛇混杂，良莠不齐，但很多人也都英勇地参与了对日军的袭扰和作战，虽然战果未必辉煌，但是对抗战初期冀中乡村形成抗日局面，同样起到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且举一例：
定县小瓦房村出了一位抗日英雄岳献忠，乃宋代名将岳飞第26世孙。岳献忠原籍河南伊川县龙王村，21岁时，因两名在本村当保卫团长的村霸欺辱他的长嫂，同时杀害其长兄，怒而将两名恶霸打死，逐被推举当了村保卫团长。后得知村霸家属勾结土匪要血洗本村，为不连累乡亲，岳献忠被迫远走高飞，投军当了吴佩俘的学兵，征战数载，于1930年随军中同伴安润普来冀中落户。
抗战爆发后，岳献忠组织队伍英勇杀敌，威名赫赫，当上了八路军定县县大队长。据史料记载：定北县有个日军队长冈田，1941年农历11月一次即杀死唐县唐梅一带村民65人。后盘据定北县南岗北据点，岳献忠率部参加围攻该据定战斗，双方激战多时，虽未能攻占敌据点，却将冈田击毙，民众人心大快。岳献忠擅长化妆术，既能化妆成日本翻译官摸入伪军岗楼，也能化妆成步履蹒跚的老头、老太太挎篮赶集，“单打一”突袭敌伪人员。当地人称他是神出鬼没的第一个大能人，传说他不但能双手打枪，弹无虚发，甚至连双脚都会打枪，在老百姓心中威信极高。当地人说，他们的老英雄岳献忠，就是著名电影《李向阳》的原型之一。
《保定晚报》曾报道：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侵华时曾是这一带日军的一个连长。田中和岳献忠打过仗，两人交手多次，田中从未占过便宜，以至于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1972年田中首相为实现中日邦交率先访华，后又多来华访问，其间曾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想见一下岳献忠这个人，他是一个大队长。”中国方面经查找后告诉田中首相，岳献忠已于文革期间过世。
田中角荣惋惜之余感叹：“这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呀！”
几支抗日劲旅及主将
民间散兵游勇式的零星抵抗，虽也英勇顽强，毕竟只是村庄里的自卫自保，形不成统一有效的指挥，人员素质和战斗力都难以提高。于是，就有那些有胆有识的人，此时站出来登高一呼，着手整合这一股股散乱的人马。
必须承认的是，在这方面，一向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夺取生存发展的中共各级组织，最能顺应历史潮流，看准时机，眼疾手快，先声夺人。在共产党或明或暗地运作和领导下，这期间在冀中各地，有以下几支抗日的队伍堪称劲旅。
第一当数吕正操将军率部易帜，创立改编的冀中人民自卫军。
这年10月10日，时任国民党军第53军691团团长的吕正操（中共党员），指挥全团在束鹿县梅花镇与日寇激战。当日下午，691团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县半壁店，与日军骑兵队遭遇。尖兵连果断地抢占村庄，向敌进攻，激战一小时，毙日军少尉队长以下１０名，缴获不少军用品和战马。官兵当夜进驻梅花镇。是夜10时，日军进攻梅花镇，将该团1营团团包围。危急时刻，军长万福麟率53军全线撤退，军、师、旅长分别打电报让吕正操丢掉1营，随军而撤。吕正操撕碎电报，翻身上马，带队向敌阵冲击，接应1营突出重围。
霜重露冷，黑夜如盘。吕正操望着国民党大军撤退的方向，突然转身，果断地将手一挥：“就此脱离53军，北上找地下党，打游击去！”营、连长们齐声响应：“我等愿随团座回师北上！”于是， 691团连夜朝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相反方向，开往晋县小樵镇。
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吕正操与所率部队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全团官兵脱离国民党，改编为接受中共领导的人民自卫军。
此后，吕正操部一鼓作气北进，打高阳，一战成名，老百姓踊跃参军，各路地主武装纷纷加盟，自卫军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再以后，吕正操统辖整个冀中军区，声名显赫，家喻户晓。
抗战时期的吕正操。
正因为吕正操敢于在大部队潮水般溃退之时，毅然高举抗日大旗逆流而上，深入敌后孤军作战的功劳和影响太大，1955年我军首次评功授衔，他便成为57位开国上将中（起义将领除外）唯一无须红军资历，而直接获得上将军衔的传奇人物。
1939年，冀中八路军骑兵训练。这张照片的作者是吕正操。吕正操酷爱摄影，曾以两万斤小麦和20条步枪跟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买来了”延安有名的摄影记者石少华。此后，石少华与沙飞一起办《晋察冀画报》。吕正操乃开国上将，曾任铁道兵司令员和铁道部部长。
第二要论孟庆山创立发展的河北游击军。
在吕正操率部改编的三个月前，有一位红军团长奉命从延安出发来到冀中，组织创建另一支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这位红军团长就是冀中军民亲切地称为老孟的孟庆山。
孟庆山和刘秉彦一样，也是蠡县人。他1937年7月下旬在延安经毛泽东、博古、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谈话，被派回冀中老家，在地下党配合下发动训练群众，传授游击战术。当初孟庆山只身回到冀中时，他手下的队伍只有一群羊。他以放羊为掩护，走村串户，一边秘密办游击训练班，一边卖羊买枪，当羊群消失时，孟庆山手下已经有了一百多人几十枝枪。
到1938年4月，孟庆山便在冀中平原拉起了将近两万人马，成立河北游击军，老孟亲任司令员，一时风头无二，并将献县抗日好汉马本斋拉起的回族武装收至麾下，编成回民支队，经历战斗无数，打得鬼子闻风丧胆。
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的著名作家王林在战地日记里，记述过孟庆山的一则趣事：
当初游击军时代，孟庆山初次和日本打仗得到日兵钢盔，孟戴到头上，有人说枪弹打不透，孟立刻举枪向戴在头上的钢盔打了一手枪，把他的头震得很厉害。后有人说你何不放到地上试验。他说忘了。这老孟也真够愣的！
这河北游击军人数虽然不算少，但也有许多乌合之众，发展太过迅猛，老孟文化不高，身上亦多伤病，指挥起来难免费劲。一年之后，中央调孟庆山赴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再回冀中任副司令，建国后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关为孟庆山评定军衔的话题，有人记述说：
“1949年4月，河北省军区与省委机关进入敌人盘踞多年的保定市。9月，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林铁问孟庆山：“老孟，你是留在军区啊？还是去分区？”
忠厚的孟庆山考虑自己文化水平低，就说：“我还是到分区去吧。”就这样，早在1938年就担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孟庆山，又“降职”到石家庄军分区当司令员。
有些冀中的老同志感觉不平：“抗日战争开始时，你就是副军职。怎么现在又降到师职了？”
孟庆山笑笑：“在哪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
1955年中期，军区开始为授衔做准备工作。有关领导多次征求孟庆山的意见，究竟给他评定什么军衔合适。孟庆山的情况有些特殊，红军时期他就是团职干部，在抗日战争中是军职干部，但是，他现任的职务却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吕正操拟定上将，孟庆山似乎定为中将较合适。而且，他的许多战友如余秋里、陈伯均也拟定为中将军衔，他的许多部下都拟定为少将。
老孟说：“评什么军衔我都没意见，我文化低、能力不强，应该低一些。”
孟庆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其实，按照资历和战功以及当时的军衔评定条例，他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但老孟主动要求降低他的衔级，确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孟庆山于1969年2月17日病逝，终年63岁。
第三，就应当算是名噪一时的朱占魁和他的“抗日义勇军”。
要说朱占魁，真是个一言难尽的人物。其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经历，与前苏联经典小说《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可有一比。
有一位名叫萨苏▼⑷的作家，因为在日本找到了有关朱占魁被俘后逃跑的确切资料，对朱占魁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客观的评价。
在萨苏看来：“朱占魁是冀中抗战史上一个颇为纠结的人物。他是永清人，为人豪爽讲义气，好打抱不平，地方人称 “百步大王”，在当地民间颇有威望。1937年永清沦陷后，任保卫团团长的朱占魁和吕正操取得联系，加入八路军，是大清河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所主持的第十军分区是冀中军区的前卫，与敌核心地区最为接近，能在这儿打开根据地绝非等闲人物。所以吕正操对他抗战前几年的工作评价颇为正面。日军正是1941年底先破坏掉第十军分区后，才能在第二年发动五一大扫荡，几乎摧毁了整个冀中根据地。”
抗战时期即与刘秉彦相识的作家王林，当年是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王林也认识朱占魁，对此人颇有好感。
王林曾在1940年5月23日这天的日记中，对朱占魁等几个草莽起家的抗日头领逐一评说，也提到了刘秉彦：
“朱占魁克俭自奉，经常是小米窝窝头，从来不曾大吃大喝一顿。他的老婆还是那贫穷时的糟糠妻。儿子从抗大毕业后当排长。有一次刘秉彦说：“干部的太太闲着没事，叫他们组织洗衣队给战士们洗衣裳吧。”朱立即答曰：“行，叫我那口子当队长去。”她即以身作则去干。
朱枣核脸，鼻子和颧骨高高的，两眼奕奕放彩，爱深思，处处想得到。作战总是到前边，非常沉着。出门总是带一个特务员，有时带着他们那几个元老，因为他们一离开他即造事……”
前北京军区政治部作家王燕光大校，在其著作《土佬李德才》▼⑸中，对朱占魁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1938年6月，朱占魁任十分区司令员，当时第一大队长是刘秉彦。当时在冀中，朱占魁和他指挥的十分区部队还是比较能打的，老百姓都知道：“朱能打，于能转，剩下老孟吃干饭。”说的是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能打仗，二分区的于权伸司令善于和日寇周旋，相比之下四分区司令孟庆山指挥打仗差点劲儿。
虽然这只是老百姓的传言，免不了有些偏颇，但十分区部队的确在朱占魁的指挥下打了些漂亮仗，涌现了像后来跟着吕正操去了晋绥的二十七团这样善打硬仗恶仗的主力团队。
当然，朱占魁也有着致命的缺点，他不具备共产党人一事当前，为了党的事业顾全大局的特有气质。在这方面，他更像一个旧军人，事事处处从保护自己实力的角度出发。1941年冀中军区派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到十分区一带活动，老朱生怕人家抢了自己的地盘，大事小事防着别人，根本不合作。结果回民支队由于不熟悉敌情，在十分区活动期间吃了敌人的亏，受到不小损失。马本斋对此很有意见，两支队伍的闹得不可开交，还要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亲自调解。
在后来著名的“五一大扫荡”中，朱占魁被日寇俘虏。一年后他又出现在根据地，自己说是被俘后跳车逃跑的。因为当时敌情复杂，加上朱占魁本人过去给大家的印象不好，于是有人怀疑他投敌叛变，但一直得不到证实。”
根据萨苏的研究：1941年11月，朱占魁在战斗中被俘，不过抓到他的并非斋藤所在的日军63师团，而是110师团。1942年，朱脱身回到根据地。日本防卫厅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专门提到过朱占魁，是这样说的：“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年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为原冀中第十分区司令，于1941年11月连同其卫兵被110师团俘虏。方面军指挥官召见了他，并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走后师团对朱占魁进行过通缉，但朱终于跑掉。由此可见，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从敌方记载来看，朱没有投敌，跳车逃跑应是事实。
现在看来，朱占魁当初确实是被冤枉的，但领导上怀疑他也有道理，那时候，即使一个基层妇救会主任被鬼子抓去，不叛变的话，也很难活着出来。你朱占魁堂堂一个八路军司令被俘了居然能虎口脱险，确实也太不可思议，难怪我方高层人物不相信。朱占魁到延安后受到组织上严格审查，吃了不少苦头，一度被逼的跳崖自杀，摔断一条腿，也没找到他叛变的证据，只好又让他回部队降级使用。
抗战胜利后，朱占魁一度在冀热辽军区担任副旅长，这让他感到郁闷，我没投敌，组织审查我好几年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但却给我不明不白糊里糊涂降职了，而且现任司令是他以前手下的团长，这让他怎么也忍不下这口气。终于在1946年与国民党军作战中投降叛变，被任命为少将高参，可国军对他也不信任，没有实权，只能领着一帮从共军叛变出来的官兵替国军打前站。到傅作义掌管平津的时候，连这支杂牌军也要给他收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只好回头，于1948年再次反水，平津战役期间，朱占魁率这部分杂牌部队约1000余人起义投诚，重新回到共产党军队。解放后他为此坐了二十年牢。1975年3月5日获特赦，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投诚人员身份，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委员。
据说，朱占魁晚年一心想回老家河北定居，未料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说起来，本书主人公刘秉彦与朱占魁的关系，也颇令人感慨。刘秉彦投笔从戎之初即加入朱占魁的部队，朱当团长时，刘当团里的特派员，朱担任军分区司令时，刘是他手下的大队长，后改任团长。1941年底朱占魁被日军俘虏后，老红军干部周彪紧急回到十分区取代朱占魁担任司令员，刘秉彦任参谋长，不久，上级便任命刘秉彦接替周彪当了司令。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投靠国军的朱占魁曾带兵与解放军对垒，并且和昔日的部下和战友刘秉彦几度交手，均被打败。据说朱占魁当时曾经无奈地对其上司——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承认：“日本人打不过我朱占魁，可是我朱占魁打不过刘秉彦！”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秉彦将军。
因为这个缘故，抑或是两人在气质、文化修养方面的差异，刘秉彦始终对朱占魁没有好感，卑视他缺乏共产党高级干部应有的气节，认为朱属于墙头草两边倒的投机分子。即使朱占魁在天津战役前夕的再一次投奔共产党军队，并且有名无实又短暂担任了解放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秉彦也不愿意再见到他，故两人自建国以后再无交往。
收枪风波与参军入伍
前面我们说了，刘秉彦1937年9月从山东辗转回家乡的路上，曾经和一起流亡的几个同学约定，要各自回家组织义勇军。但是他回到潘营村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连村里的自卫团也没参加。他通过暗中调查，清醒地意识到自卫团是掌握在村长陈云波和几户地主手里的，自己虽然是北平回来的大学生，但毕竟年轻，在全村老少爷儿们面前寸功未建，即使扛着家里的马枪参加自卫团，也没有发言权。刘秉彦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做事沉得住气，他也没有着急向村里人宣传那套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只是不动声色地等待着说话的时机。
又过了半个月，朱占魁突然带着人马进驻潘营村，他的到来，无意中给了刘秉彦一个登台亮相的机会。
那天，朱占魁和他的参谋长黄九如，刚好住在潘营西村刘秉彦家对面的房子里。朱占魁此番前来的目的，就是要收缴枪支，收编该村自卫团，扩充他的队伍。
老朱当时身上头衔不少，名气很大，冀中一带老百姓都传说过朱占魁打鬼子的事迹，认为他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杂牌小股武装无人敢惹。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这样描写过朱占魁自卫军1938年春节前后的一次战斗：
“战斗停止了，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他们必要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跑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鬼子的生殖器。说鬼子的这玩意儿是‘洋药材’，能治百病……”
现在，朱占魁来到了刘秉彦的家乡潘营村，在村长和那帮管事的大户人家眼里，可谓来者不善。他们不想交出本村自卫团的人和枪，但是又怕老朱翻脸，以至于朱占魁在村里转悠了一圈又回到住处，全村竟无人敢和他对话。
就在朱占魁和参谋长黄九如觉得尴尬，有火没处发的时候，打门外进来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小伙子。
这年轻人文质彬彬，长着一双俊秀英武的大眼睛，进了屋，先向朱、黄二人问个好，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刘秉彦，对门就是我家。前阵子我在北平上大学，七七事变闹得书没法读了，就回老家，琢磨着做些抗日救亡的事情。二位都是打鬼子的豪杰，还请多多指教。”
朱占魁当年也就二十八九岁，见着这个比自己小六七岁的年轻人，态度从容，举止落落大方，说话也很得体，不觉眼前一亮，心里顿时欢喜。他抢前一步，拉着刘秉彦的手使劲晃了晃，朗声笑道：“哈哈！秉彦老弟好，原来你是北平城里念过大学的文化人啊！年轻有为，一表人才呀！贵庄子的人不敢来见我，咱们今天就好好谈谈。”
朱占魁说，秉彦老弟，你知道日本人仗着有飞机大炮，把北平、天津和保定都拿下来了，还要得寸进尺，又到农村来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咱们八尺高的汉子指定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必须拿枪拿炮和小鬼子干！现在很多人都叫鬼子吓住了，认为根本打不过他们。我听说安国县还有人设坛，叫老娘们儿磕头烧香，还请道土做法术，以为这样能让小鬼子不去杀他们，真他妈的糊涂！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说你的看法。
刘秉彦一下想起自己和同学们在北平街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时的演讲辞，就原封不动地向朱占魁宣讲了一遍。他讲的一番话，本来属于“学生腔”式的大道理，但是因为他讲得通顺流利，声情并茂，朱占魁和黄九如听了也不禁拍手叫好。
“秉彦老弟，你方才说的，正对我朱某人的心思，不瞒你说，自七七事变之后我揭竿而起，就是像你说的那样闹大了动静。”
朱占魁告诉刘秉彦：“因为我老朱讲义气，老家有一班结拜兄弟都愿意跟着我，这样我很快就拉起几百人的队伍。连吕正操和他的正规军都对我高看一眼。人家老吕可是当过少帅张学良的副官，能文能武，是个科班出身打仗的将军。”
刘秉彦后来在他写的一份材料里，叙述了自己初次与朱占魁打交道的经过：
“我见了朱占魁，办了交涉，劝他先不忙收编我村的保卫团，等我先把自卫团训练改造好了，再拉出去不迟。朱占魁也答应了。这一下子，我在村子里马上就出了名。”
冀中平原的民兵在进行刺杀训练。
就在刘秉彦放手发动群众，带着自卫团天天操练，并要求每家每户把枪集中起来的时候，潘营村的几个地主开始和他较上劲了。
村东头的刘人敬、刘人哲和刘人宗，村西头的刘聚熙和西北头的陈云僕，这些个大户人家都买了长枪、短枪，但是他们要么只同意交出长枪，而拒绝交出手枪，要么干脆什么枪也不交，说是要留着自己看家护院。刘秉彦耐着性子和他们讲道理，并且和一个叫陈文权自卫团员说好，由他负责动员陈家，刘秉彦负责动员刘家。他俩认为，只要这两大家族把枪交出来，其余的就说话了。可是，当刘秉彦来到刘人敬家收枪时，问题发生了，这刘人敬有一挺手提式机关枪，被其视为“镇宅之宝”。
“敬叔，把你家的手提式拿到自卫团来吧！让我们练练手，万一打起仗来也能派上大用场。”刘秉彦对刘人敬说。
刘人敬一听，脸胀得通红，眼珠子一瞪：“秉彦，你别老琢磨我那杆机关枪。有本事叫你爷爷给你买一支去，说破大天我也不交到自卫团。”此人是潘营村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家有专门护院的家丁，所以从来不赞成在村里建立自卫团。
刘秉彦盯着他：“敬叔，抗日就是咱们天大的事，再说不服你，我可叫自卫团来你家里搜了。”
刘人敬听了这话，不情愿地低下头，半天才说：“你先回去吧，让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答复你。”
等刘秉彦告辞出来，刘人敬也悄悄溜出家门，顺着官路就直奔县城。
第二天中午，蠡县城里的保安队长刘希亭，突然带着一伙穿制服的保安队员，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潘营村。刘希亭是个老兵油子，他带人来到村小学，自卫团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刘希亭大大咧咧，冲着手下人一摆手：“去！把机关枪给我架在小学门口，自卫团那些人一个也别想出来。等我去刘人敬家喝了酒，再过来收拾他们。”
原来，刘希亭和他的保安队，是被刘人敬请来教训刘秉彦和村自卫团的。
刘秉彦当时正在小学自卫团部，乍一看到这种情形，心里也紧张的怦怦跳。团员们忽啦一下围上来：“秉彦，你看怎么办？保安队会和咱动手吗？”
刘秉彦思索片刻，镇定下来，招呼大家：“操上家伙，赶快占领小学和村公所的房顶，咱们居高临下准备好。如果他们敢动手，我决心和他们打了！”
于是，蠡县保安队和潘营村自卫团，就在小学校内外对峙起来。村里人见状都惊呆了，怎么鬼子还没来，自己人倒先顶上牛了？！
刘秉彦冷静一想，开始向学校外面的保安队喊话：“你们是抗日的武装吗？为什么把枪对准自己人了！我们是为了抗日在这里训练，难道你们想帮着日本人打我们吗！”
“保安队当然是抗日的，听说你们要在村里闹事，让人家过不安生，我们就奉命维护村里的治安。”对方也有人朝里面喊话。
“既然都为了抗日，就要枪口一致对外！不能让群众笑话咱们。”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安队不打自卫团！”
“咱们要做抗日的英雄好汉，不要当自相残杀的走狗汉奸。”
刘秉彦回忆：“双方喊话你来我往，相持约一个小时。我要求他们立即撤走，要求他们枪口对外。他们也喊着要抗日，等刘希亭喝了酒回来，对峙已经结束，保安队也把机关枪收起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自动收场，就顺坡下驴把他的人带回去了。”
这件事发生后，村里人都知道，刘人敬之所以不交枪，是因为有县保安队的头目刘希亭做后台，刘人敬也不断放出话来：“我看刘秉彦就是共产党，他改变自卫团给养制度，搞练兵，其实都是借抗日之名造反！”
刘秉彦毕竟才22岁，斗争经验还不丰富。家里长辈怕他惹出祸端，扬言要把他关起来。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也必须马上联系上抗日的大部队才有靠山。
此时，朱占魁的部队已经被吕正操改编，朱先是在第三团一营当营长，很快又当了团长和支队长。中共党组织在各团设立了政治部，朱占魁支队政治部主任叫王桂山，副主任便是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同学兼好友崔文炳▼⑹。
过了一段时间，刘秉彦下决心要跟随大部队上前线去。
他不愿意再窝在村子里做自卫团的工作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了收枪，又和地主刘敬人打了一架。而刘敬人的后台，县保安队长刘希亭，最近又接受了河北游击军的委任，成为蠡县的临时“县长”。刘秉彦感觉到，已经和刘敬人结下了梁子，如果不离开潘营村，刘敬人早晚要把刘希亭找来和自己火并。大敌当前，若同室操戈，便是毫无意义的争斗。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刘秉彦去了小学挍北屋的自卫团宿舍。他向几个关系不错的自卫团员亮明态度：“拉队伍出去，找大部队，痛快和鬼子干一场！”
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也有人有顾虑，主要是舍不得离开家乡。还有人担心，出去后把从别人家借来的枪弄丢了赔不起。
刘秉彦说：我决心已定，先行一步，你们如果要去，可以到朱占魁支队的政治部找我。
说完，他最后一次回家换了衣服，便出了门，一头扎进茫茫夜色。
这是1938年农历春节前的一天，天寒地冻，四野肃杀。这个23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跨入奋勇抗日的阵营里来。从这一天起，他成了八路军光荣的战士，他要和祖国一起争取自由，并经受几年火热生活与严酷斗争的考验。
在刘秉彦到达部队之后，潘营村自卫团又陆续有刘清安、刘瑞琪、陈文权、杨绍文、张绍宠、郭宝胜、李丙寅、陈俊书、陈学威、刘敬才等三十几名青年，陆续追随他去了大清河北，参军入伍，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注释1：参见高碑店市政协李克编著的《王凤岗其人》
▼注释3：参见北京卫视《档案》栏目2015年2月9日播出的 “冀中猛虎——‘十万’游击军传奇” 专题片。
▼注释4：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长期在日本关西研究抗战史。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现回国内工作。曾出版过《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京味九侃》、《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与“鬼”为邻》等多部著作。
▼注释5：李德才（1904——1960），江西省芦溪县人，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英雄之一。 1926年，李德才参加革命，1933年任红三军七师二十团机枪连连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李德才率领一个机枪排，掩护红一师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红军总部授予其“强渡大渡河英雄”称号。 1938年1月，李德才任晋察冀军区营长，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平型关战役、南波关战役、黄土岭战役和著名的百团大战。1945年2月，任冀中十分区75团团长。解放后先后任解放军203师副师长和志愿军203师副师长。 1952年11月，李德才任保定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注释6：崔文炳（1911-2004）河北高阳县人。193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历任河北省高阳县抗日救国会主任，八路军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五分区独立第一支队主任，冀中十分区第二大队大队长，冀中十分区第十九团团长，抗大总校二队队长，东北野战军第二总队科长，东北野战军三十九军作战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衡阳铁路局公安处处长、副局长，广州铁路局副局长，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83年7月离职休养，2004年9月在成都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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