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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为了研究当下大陆电影人是如何表现国军抗战的,看了好几场这类题材的影片,看得自己都快要变成"果粉"了——我想,我这样一个被果粉切齿的人都被感动了,何况那些文青小白?不被洗脑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电影中,2017年上映的《捍卫者》是颇有意思的一部,可以同1956年上映的《上甘岭》做比较。

为什么呢?

首先,《捍卫者》其整个叙事模式可以说直接拷贝了《上甘岭》;

其次,两者的故事具有相似性。《捍卫者》表现了淞沪会战初期,国军一个营坚守上海宝山县城的故事;《上甘岭》则讲述了抗美援朝最后阶段,志愿军一个连坚守上甘岭阵地并赢得最后胜利的故事。

最后,这两部电影都有真实的战例做基础,并非向壁虚构。

最疯狂的对攻气势上决不能怂(只有胜利才能保家卫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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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者》男主角的原型姚子青,淞沪会战时任国军98师第三营中校营长。

1937年8月31日至9月7日,他奉命率部坚守宝山县城,与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姚子青和全营官兵殉国,国民政府军委会追授姚子青为陆军少将。

国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军比较多,其实和这种“追授”制度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没有“追授”的传统,牺牲者虽众,但“将军”就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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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者》再现了这段历史,应该说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

白恩饰演的姚子青,瘦削的脸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沉静,看上去文弱,眉宇间却隐现刚毅之气。

他在宝山城墙上对父亲被日机炸死的女学生曹素君说:“你有家仇,我有国恨,敌不退,我不退!”

这段话讲得从容而又铿锵有力,出征之前,他已经做了牺牲准备。

《捍卫者》的节奏很快,以“阵中日记”的方式做场景和情节转换——

守城首日,日寇兵临宝山,战事危殆,十万火急。

守城第二日,敌众我寡,走对一步生,走错一步死。

守城第三日,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守城第四日,毙敌二百有余,伤很多,寇暂退。

守城第五日,数日激战,伤亡近半,援军、援军。

守城第六日,援军不至,仲贤殉国。

守城第七日,守土有责,誓与宝山共存亡。

最疯狂的对攻气势上决不能怂(只有胜利才能保家卫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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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捍卫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悲情。

这是一场开始前就知道结局的战斗,七天,六百人,全军覆没。

这段时间,蒋介石还在南京对李宗仁发出言不由衷的豪语:“要把敌人赶下大海!”但前线却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一点胜利的信心也没有。

每次看姚子青和副营长李仲贤在指挥所绞尽脑汁,排兵布阵,总有汹涌而来的悲悯: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的,这一切终将以他们的阵亡和宝山城的陷落而告终。

守城到了第六日,雨夜。日军已经停止了进攻,但宝山城里只剩下23名士兵。姚子青接到旅长电话,通知他整个防线已经崩溃,命令他立即撤退。

继续留在宝山城,军事上已毫无意义。在日军第二天清晨发起进攻前趁着雨夜的掩护从容撤退,还可以转到其他战线,继续同日军作战,淞沪会战才刚刚开始。

但姚子青决定留下来,独自迎战明天攻城的日军,其他士兵被他感动,也决定一起留下来。

这不是求生,更不是求胜,而是求死!

姚子青最后的悲凉心境和张自忠应该是一样的。

张自忠在接任29军军长时,对部下讲话说:“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找一个死的地方。”

这真是国军中最有情怀的那一小部分人的悲剧:胜利不是战争的目的,牺牲才是战争的目的!

姚子青知道宝山保卫战已经失败了,他也不相信抗战会取得最后胜利!做为国军序列中一位孤独的爱国军人,他只能用死来为后人树立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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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捍卫者》不同,《上甘岭》则洋溢着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主义情绪!

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集中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

美军炮兵火力的密度,远远超过二次大战的最高水平,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更不要说淞沪会战了。

在战斗中,我军阵地的山头被美军炮火削低了两米,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我持续鏖战43天,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美军900多次冲锋。

《上甘岭》没有悲情,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在战壕里死不旋踵,却从来没有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志愿军不怕牺牲,但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志愿军的牺牲,从来都是在军事上绝对必要前提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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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士的必胜信心,来自于他们身后的新生的人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在《评重播〈上甘岭〉:如何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我的祖国〉为什么令我们泪流满面?》两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重复。

同样的,姚子青在对他的士兵做动员的时候,也谈到了“身后的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更多的论述不展开了,只引用鲁迅先生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中的一段话:“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

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

“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寥寥几笔,勾勒出了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惨状!

这样的中国,如何能够赋予国军必胜的信心?又如何能够激发起国军士兵不怕牺牲的精神?

按照《捍卫者》中闪回镜头的交代,姚子青出身乡绅家庭,生活优裕。他在战前动员时,只问了士兵们的籍贯,却没有问他们在家时都靠什么为生,也没问他们怎样来当的兵。

再问下去,恐怕就比较尴尬了。

本来准备撤退的士兵,掉头回到姚子青身边,喊的口号是“生是三营的人,死是三营的鬼!”

这就对了!激发他们牺牲精神的,是营长姚子青的人格魅力,而不是营长在队列前讲的大道理。

最疯狂的对攻气势上决不能怂(只有胜利才能保家卫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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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者》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无论怎样英勇善战,不怕牺牲,都不能免于失败。能够以死来赢得敌人的尊敬,就是至高境界!

《上甘岭》则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元帅语)

今天,当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百年变局的转折点时,我们是应该到《上甘岭》中去汲取必胜的信心,还是到《捍卫者》中去让自己重新沉浸在失败悲情里?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最疯狂的对攻气势上决不能怂(只有胜利才能保家卫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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