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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的气象
朱良志
在中国哲学中，所谓“圣贤”，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风神、气象和风韵。中国哲学强调，有一等之胸襟，方有一等之思想。这些圣哲们的胸襟气象足以映照清流，风范百世。今天我们汲取传统哲学的精华，如果能咀嚼到其背后所隐藏的哲人的胸襟气度，或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思想的精髓。这篇文章从三个角度谈谈我对所谓“圣贤气象”的体会。
匡庐图，五代，荆浩，绢本水墨，185.8cm × 106.8cm，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患所以立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人来到这世界，就是“立”的过程——在茫茫天涯路上铸造自我形象。一个自立的人，是一个独立意义的生命，他不能脱离世界的秩序，但却可以以自己独立的意义作用这秩序，在与秩序的协调中，创造新生命。
在儒家看来，人凭什么自立，当然需要知识，再就是德行，更重要的还有生命的境界。儒家哲学中的自我，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即欲望我、知识我、德行我和宇宙我。人的生命是不断超越的过程，知识是自立必不可少的基础，德行是将自我汇入群体的关键，是超越欲望我的重要力量。但儒家强调，要将自身的小宇宙装点成灵光绰绰的世界，还必须有宏阔的境界和气象。境界与知识、德行有关，但又不同。境界可以说是人生命的徽章，是显现一个生命体特点的关键性因素。知识，主要与能力有关；德行，主要与人品操守有关，而境界则是一个生命体的光源，它将一个小宇宙微弱的光芒汇入大宇宙无限的光芒中，如孟子所说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易传》所说的“刚健笃实，辉光乃新”。知识有多寡，德行有高低，人的境界也因人而异，一个具有大境界、大气象的人，必由知识我、德行我超越而进入宇宙我之中，那是一个优游的生命。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三十而立，是说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独立人世，独立担当，开始了“自立”。但如何“立”，如何立而不倾，如何树立一种恒久的生命风标，则是一生的功课。有知识的“不惑”追求，更有“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等洞察生命奥秘的体验过程，超越欲望我，从知识我、德行我一步步融入宇宙我的从容博大的境界之中。
立，是一种“信心”的确立。“信心”是人的生命尊严，一种不可动摇的类乎宗教的情感，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嘉赏。孔子非常欣赏《周易》中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能恒久地守持自己的信心，或许会因此蒙受耻辱。在孔子看来，自立是一种选择。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远人，但大道自在，人如果无弘道之心愿，则与道失之交臂。在先贤的人格境界中，生命就是一种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的自立，不是立于一地，就能保有此功，如果不能时时保持自警向上之心，生命就会坠落，人所自立的根基就会崩塌。生命不是向上，就是坠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像佛学所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必然有所染，或净染，或污染，人在世界上，如同与一种不明的力量在拔河。生命必须保持警醒的力量。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向上者超越，向下者坠落。人的自立的功夫，就是一种心灵维持术。人应自觉地提升生命境界，培养内在超越的欲望，见贤思齐，见不善如探汤，就是自觉的上达。
《易传》认为，人是天地的儿子，人立于天地之间，必以生生不已的创造，才能“德配宇宙”。在儒家看来，世界不是我认识的对象，而是与我相互交融、彼摄互荡的生命，我在这生命统一体中获得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以健动不已为德，而人必以自强不息应之，人惟有如此，方能成其为人，二者隐藏着一种逻辑关系。
中国哲学的这种超越精神、自尊气象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唐代禅宗高僧神秀，作为北宗禅的代表人物，南宗禅的一些后学出于宗派之见，常常予以贬低。其实，在神秀的身上也有一种放旷高蹈的自尊境界。神秀临死前，给他的弟子留下了三个字：“屈、曲、直”。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对人存在状况的哲学思考。人如果不独立思考，就只能重复别人的路程，这样，就只有屈服的命，这是“屈”。第二是“曲”，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生都在和不明的力量角逐，这种“曲”是强大的张力，不是屈服在地下，而具有无限上升的力量。然后是“直”。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注册自己的意义，虽然有曲折，但是他昂然的生命，永远向着“直”而发展。“直”是充满圆融的和谐境界，它鼓舞着人们，不放弃这永恒的企盼。神秀的遗言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圣贤的自立精神。
采薇图，南宋，李唐，绢本设淡色，27.2cm × 90.5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君子不器
立大人之气象，还需精心护持，这涉及到中国哲学“养”的思想。
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个“器具”，仅仅掌握一定的技能，具有一定的用处是不够的，那是一种“物质化”的人，君子是具有生命大智慧的人。中国哲学对知识和智慧有特别的区分。孔子并不忽视人获得知识的必要性，知识可以帮助人了解事物之特征。但此知识是形式之知识，不能代表人心灵的气象。孔子超越纯形式的知识节文，关心道、仁，关心生命的大智慧，这智慧是人意志力的纯化，是人对生命的洞悉，对天命的体认。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又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知识只能解决“不惑”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生命的根本问题。所以孔子所说的进学过程，由“四十而不惑”到最终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知识的获取，而是心灵境界的提升。中国哲学推重心灵的大气象，转局促为圆融，变扞格为和谐，弃低俗而慕高远，不重在向外追求知识，而强调反己内求，以生命的内养为主要功课。
儒家哲学强调，圣贤的气象不是由知识的推求得到，而是于“养”中转出。儒家哲学提出“有耻且格”的耻感思想、“慎独”的自律思想以及“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理性的反思、知识的推证，而是心灵的陶养。孟子将养气作为生命境界提升的唯一方法。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他这样解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生命缺乏持养，就会“馁”——如同一个饥饿的人，干枯而匮乏。人通过生命之养，养得充满圆融，克服卑微和渺小，克服物欲和自私。中国哲学更强调，养气是同于群体、合于天地的根本途径。“德不孤，必有邻”，个体、群体、宇宙三者的和谐，是奠定在心性修养基础上的。佛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假设，来说明明心见性以实现和世界共通的可能性，而儒家则通过“诚”——真实无妄的澄明心灵来实现与世界的共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人归于诚，就归于性，归于性，即通于群体，从而会归于天地之性。正是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儒家所说的胸次悠然、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孟子说养气可以“塞于天地之间”，正奠定在生命共通的基础上。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培植好生命之树的根，才有可能等待它的果实；往生命的灯盏不断加上油，才能指望生命之灯常明。这使我想到清代画家石涛的一个重要观点：“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呕血十斗，是技巧上的追求，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啮雪一团，是精神上的超升。技巧当然是作画之必备，但一个成功的画家不能仅停留在技巧的追求上，而应超越技巧，由技进于道。因为中国画强调的是“心印”，绘画的空间形态是心灵的显现。导致绘画成功的关键因素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是独特的精神境界。所以，养得一片宽快悦适的心灵，就像石涛所说的吞下一团洁白的雪，以冰雪的心灵——毫无尘染的高旷澄明之心——去作画，才能自创佳构。他虽说的是绘画，但与“君子不器”的哲学传统是相合的。
溪山独钓图（局部），南宋，李唐，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三、与点之乐
“养”得一种心灵的大气象，有了这种气象，则可优游回环，畅游生命之乐。
元代艺术家倪云林有一联诗道：“喟然点也宜吾与，不利虞兮奈若何。”此颇有韵味。前一句说的是孔门之事。孔子一日和弟子闲坐，子路、冉有、公西华等都“各言尔志”，有的愿去管理一个国家，有的愿去做一个礼仪官员等，而此时，曾点则在鼓他的瑟，听孔子询问，方舍瑟而言。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完他的话，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这天光云影的气象、惠风和畅的格调、与天优游的境界，感染了一位时值暮年的哲学家。这暮春季节的向往，简直有王羲之兰亭燕集的风韵。
下一句“不利虞兮奈若何”说的是项羽事。项羽作为一世英豪，当初引八千精兵北上，气势如虹。但却在残酷的楚汉之争中，最后兵败垓下，四面楚歌。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中军帐里，项羽饮酒数过，面对绝望的美人虞姬，一首悲怆的歌从他胸腔传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自叹是“天之亡我”，历史学家则多认为他有勇无谋，而在艺术家倪云林看来，项羽缺少的正是那优游回环的心灵境界，如此好勇斗狠，如此褊狭局促，焉有不败之理！云林在此正是要突显圣贤的气象，一个器宇阔大，一个激进褊狭，其成败不言自明。
中国传统哲学对“圣贤气象”非常重视。朱熹《近思录》专列“圣贤气象”一节，如其云：“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北宋周敦颐仪态雍容，有人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评之。程颢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所彰显的正是其心灵的“云淡风轻”。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所写的，也正是他心灵的“天光云影”。涵容广大，体露真常，了无滞碍，一任慧心流淌，正是所谓圣贤气象的体现。
中庸是孔子所奉行的哲学原则，但孔子却并不排斥狂狷。在他看来，狂妄的人喜欢进取，狷介的人往往奉行正道。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使我想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想到春秋时那位泛舟五湖的贤达范蠡。孔子这里所陈示的不是未来生活的安排，它与风乎舞雩的境界一样，透露出的是从容潇洒、无所羁绊的精神气质。据《孟子》记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这里所包含的就有一份“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情怀。圣贤的气象中，洋溢着浓厚的乐观格调。有位叫叶公子高的人问子路：“你的老师怎样？”子路不知怎么回答，归而告老师，孔子说：你就说，他这个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畅游在道的领悟中、生命的体验中。后代儒家有寻“孔颜乐处”的说法，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而孔子自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实这里透露出的不仅是安贫乐道的忍耐力，而且是一种幽深远阔的生命情调。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识的获得是技能的，喜爱一种东西并为之奋进，是一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而在倾心的对象中获得快乐，这是生命的安顿、心性的超越。由知到好，由好到乐，其实正是气象的提升。
中国先哲们的快乐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宇宙人生体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说：“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的时候，就是幸福的。”孔门的乐处，当然远远超越了物质满足所带来的愉悦，同时也超越了德性原则满足所带来的快乐，而是一种“宇宙般的快乐”。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的短暂超越了，欲望的局限超越了，种种有限性的困扰烟消云散，从而会归于天地之一气。此时，一如陶渊明所说的：“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也道出了这样的大乐境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仔细揣摩孔子这段关于“乐”的表述，可以发现，仁者寿，不是说生命的延长，自然生命并不一定能延长，而是人在宇宙中伸展自己。孔子以山静为人生之蕲向，描画的是一个生命宇宙的大和谐。
中国哲学关于圣贤气象的学说，在今天仍然有其意义。气象和境界，是人生命的智慧，是人所以自立的基础。培植心灵的气象，使我们的心宇更“大器”一点，虽未必要去成就圣贤，却可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气象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以从容的心态对待急速流转的节奏，可以舒缓我们因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可以使人生的步子走得更坚实，并富有快乐的韵味。我们知道，在一个优游的心灵中，月更明，风更清。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7日009版）
朱良志（1955—），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99年底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2000年至200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日本岩手大学特聘教授，现被聘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观念的研究，出版有《中国美学十五讲》，《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真水无香》等著作，认为中国具有丰富的美学传统，中国传统美学是一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理论系统，以“生命超越”为特点的美学思想是世界美学中颇富学术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将美学研究延伸到艺术观念之中，出版《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南画十六观》等著作，尝试从若干个案研究中寻找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发展的内在脉络。
文章转自北京大学美学散步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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