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煎饼侠》的结尾，柳岩在国贸招商局的天台楼沿上，最后问了大鹏一个问题：“是做‘屌丝’比较开心，还是做‘煎饼侠’比较开心，你自己想想。”看了《缝纫机乐队》之后硬糖君想，对于大鹏来说，还是“披着屌丝外衣当煎饼侠”最开心。
确实，在这样一个“全民屌丝话语”时代，没有什么比“屌丝逆袭”这种小概率事件更得人心了！“屌丝”身上那种“失志”的犬儒式人生态度，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的对抗与拥抱。
所以，“屌丝逆袭”作为必须先有行动和抗争而后才可能有的一种结果，作为“屌丝们”的梦想，它的想象性显然远大于现实性，网络书写的频率要远高于实际发生的概率。
造梦师大鹏，虽早已脱离了屌丝生涯，却深谙兜售梦想的商机。大鹏在电影中坚定地选择了“成为自己的英雄”。不过在电影之外的现实世界，他倒是既主演了《屌丝男士》，又把《煎饼侠》卖了个盆满钵溢。
这部《缝纫机乐队》背后自然也带着大鹏狡黠的笑意：我给你小梦想，滋润你心窝；你给我大票房，吹开我花朵。别管这梦想真不真诚，廉不廉价，平不平庸，一手收钱，一手卖情怀，再没有比这更经济实惠的买卖。
上次卖煎饼，这回组乐队
炒过冷饭都知道，想要好吃得加料。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将梦想由“拍电影”改为“玩摇滚”，《缝纫机乐队》的叙事模式基本是《煎饼侠》的二次倒模复刻，懒得连水印都不舍得消的那种。
《煎饼侠》中，“人格破产”的大鹏在缺少资金又失去人心的境遇下，组织起了一个极不靠谱的电影团队，想要实现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拍摄一部超级英雄片。
《缝纫机乐队》里，资金短缺只有五十万秋裤现货的音乐经纪人程宫，深夜打开了乔杉的魅惑小视频，北上集安带着一群人保卫吉他，拯救摇滚——在摇滚公园开一场演唱会。
《煎饼侠》的结局：身穿超级英雄战袍的大鹏，骑着重型摩托冲入犯罪集团的工厂救人，在轮番升级的战斗中他终于消灭了所有坏蛋。四位“古惑仔”登场，观众欢天喜地、热血沸腾。
《缝纫机乐队》的结局：程宫其他乐队成员一起血战街头，赶到摇滚公园。重拾梦想的程宫在娜扎的鼓励下再次登台，为他伴奏的人是所有集安的乐手，而他的偶像Beyond也在其中，群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比叙事老套更加让人失望的是梦想的干瘪。如果说《煎饼侠》里还有人是真的喜欢演戏，《缝纫机乐队》里的五个成员，你几乎很难看出谁是真的热爱摇滚：
娜扎饰演的贝斯手丁建国，是因为男友劈腿想找点刺激；鼓手炸药是为了追周冬雨，才来到对方的家乡集安；键盘手希希则是着墨不多的小学生，你可以说她喜欢音乐，但究竟是不是热爱摇滚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整部电影的几首音乐，也充分暴露了对摇滚理解的浅薄。空有呐喊，而无反叛。徒有情怀，而乏内核。拍电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搞摇滚也不是凹个造型摆张扑克脸。
除了小镇青年胡亮和老医生杨双树之外，整个摇滚乐队充满着投机氛围。你让五个人组队去打个游戏，也绝无违和感。为谈梦想强说愁，人物都成呆木偶。全片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是完整的：主线剧情被一眼看透还敝帚自珍，支线剧情唾沫横飞且不知所谓。
以程宫带领胡亮等人组乐队为主线，电影的节奏完全被无关紧要的小段落带跑偏。娜扎和程宫的感情线更是几乎零铺垫：只要你讲述一个逐梦的辛酸故事，富二代美女就会倾心。这是把观众当成选秀评委吗？
而摇滚梦最大的阻碍，竟然来自脸脸这样的吃醋情敌，本该被寄予厚望的反派开发商，其实也曾是一位摇滚迷。他所起的最大反面作用，只是给了程宫一点金钱诱惑而已。
既然所有人都是基本支持摇滚梦的（那些开始反对的人也莫名其妙的被开导了），那么是什么支持了电影需要117分钟来完成半小时就可以搞完的叙事呢？强制被加塞的老旧段子和煽情，使得该片尾大不掉，臃肿赘余。
媒体点映会，大鹏约架累
《缝纫机乐队》里有一场国产电影的标志性套餐：打群架。争风吃醋的脸脸带了一帮兄弟和乐队大打出手：为了梦想去打群架，你们还敢嘲笑我没努力吗？
而在电影上映前，大鹏则在朋友圈约架影评人“二月鸟语”，豪言要“扇他大嘴巴子”。理由是“电影没上映，就写好一颗星影评。这不是鸡贼，这是坏。”无论是理解为大鹏的真汉子，还是影评人枉做了假小人，我们都需要明白：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影片虽未上映，但有点映和媒体看片会这些提前观看的渠道，撰写影评无可厚非。如果上映前的一颗星是鸡贼，那么上映前的五颗星是否就算“坦荡”？
不揣测二月鸟语的评价是否有恶意，大鹏急得跳脚的态度似乎并非一时意气。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大鹏，使他潜意识深处沉潜着浓重的自卑情结，在逆境中反省自我，渴望超越自卑，渴望走出狭小、孤独、封闭的世界，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煎饼侠》中，大鹏是卖煎饼的现实处境，使他不被他的同学们所认可。幼年的同学质疑、诽谤他想成为煎饼侠的梦想，他在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中是另类个体，被排挤、被边缘化。他欣赏、崇拜自己绘制的煎饼侠画像，煎饼侠的光辉形象是他自恋情结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在《缝纫机乐队》里，这种自卑的情绪演变成了更加隐性的颓丧。他唯利是图，一天见不到钱就要回北京。两次被开除的经历，使得他在生活和理想的重压之间挣扎彷徨。
在这类疯癫喜剧电影中，男性形象奇观的塑造主要靠疯癫卖萌、低矮搓穷、渣贱烂怂，披着“屌丝”的外衣下作个遍，在影片的最后再呈现一场精彩华丽的屌丝逆袭：或者是一段触动心灵和情感渲泄的的成长故事，亦或是一副家国叙事中的英雄情结的高大上呈现。
屌丝男这个看似无害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其实反映的是处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各阶层所感受到的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奋斗上升路径的狭窄和公共秩序的失范等，进而带来的自我权利和身份的被挤压感和被削弱感。当人们面对诸种社会矛盾而无力解决时，无奈的自嘲往往是一种安慰和保护。
与其说大鹏要和影评人打架，倒不如说这是他独有的自卫方式。一方面，早已脱离草根阶层的他继续兜售着草根阶层的梦想和情怀。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这种廉价兜售带来的冷眼和嘲弄。
社会阶层的转换带来的身份认同障碍，这个现实情况远比屌丝逆袭来得深刻和更有况味。有时候逆袭往往不难，真正的挑战在于逆袭后的话语机制的转换和自我定位的磨合。
卖不完梦想，穷形无余味
影片中或是一晃而过，或是蜻蜓点水般闪现的摇滚音乐人（唐朝、眼镜蛇、天堂、OK King、黑豹、面孔、新裤子、二手玫瑰），如同《煎饼侠》中的港星一般，都是这类情怀电影的老干妈辣酱。
戏仿在后现代语境下更多的是通过碎片化的拼贴来完成，可以对经典的历史人物及故事戏仿，可以对经典电影戏仿，还可以对现如今时尚的元素进行戏仿。《煎饼侠》中戏仿了周星驰代表作《喜剧之王》中的一句台词“人活着，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缝纫机乐队》则“戏访”“致敬”“借鉴”了《海角七号》和《欢乐好声音》，并且告诉我们：人活着就算有梦想，拍不好也和咸鱼一样。
国产的跨界导演，青睐的重灾区是喜剧片和青春片。而他们对色彩的审美取向显得雷同而艳俗，我们姑且称其为游乐园电影色彩学。其主要特色为大红大绿、曝光过度、调色辣眼并伴有极强的棚拍感。你不能说像电影学院的学生作品，因为他们也没本事搞到这么多投资。
转型期的中国娱乐逐渐步入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人们只需通过消费物的符号意义来获得自我与他人的身份认同就好，至于符号本身是否多少内涵，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娱乐性，甚至审美的提高，或许并不是最紧要的事。支持或者反对一部电影，没准还真是不看就能做到。
这也正是为什么东北味成为近年的国产喜剧主基调，网络段子四处加塞三部小品延长成一部电影。浅层次的感官刺激和低俗笑料，可能还不如一部快手视频剪辑版。
《煎饼侠》拯救不开心，《缝纫机乐队》继续拯救不开心。真正该被拯救的除了不开心的观众，还有穷形尽相的情怀造梦师。娜扎的长腿、林志玲的嗲、二人转的段子、岳云鹏的相声，一锅乱炖之后只剩品相不雅的电影和面露尴尬的观众。
所谓情怀，永远都是聪明人在兜售。不敢嘲笑任何梦想，只是不愿再人傻钱多去买单。
行文至此，硬糖君打开票房软件，截止到首映日晚20点，《缝纫机乐队》斩获3800万票房。嗯，感觉国产电影曙光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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