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活着》
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第一”通常被赋予了格外厚重的含义，莫言获奖之后，很多读者却在为余华鸣不平：这个世界欠余华一个“诺奖”。
面对纷纷扰扰的“诺奖第一人”之争，平日很少站在公众面前，此时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的余华以反常的强势姿态力挺同行兼老友莫言，甚至不惜语出惊人：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余华无形中得罪了一众作家同行。
年过半百，余华早已练就了一身的“社交”技艺，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余华33岁便写出了长篇小说《活着》。12万字篇幅的小册子，至今销量已经突破2000万册，给作者余华带来了超过千万元的收入。当外人问余华《活着》为何近20年来畅销不衰时，余华略带南方口音地微笑回答：感谢伟大的语文老师们，我的很多读者都是在中学时看的《活着》。
“ 活着”在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
与作品中一贯凌厉、字字见血的语言风格不同，余华在生活里通常是一副轻松风趣的样子。提及往事，余华自己不动声色，却能让听者忍不住抚掌大笑。就连幼年时在医院太平间睡午觉的惊悚经历，都能被他用海涅的一句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轻松化解。
从小生活在外科医生父亲与麻醉师母亲的“阴影”下，见惯了生死的大场面，听惯了亲人离世的哭泣声，谈笑风生间余华仿佛是一个不羁的浪子，带着用阅历和睿智造就的幽默“保护色”：弃医从文是因为受够拔牙的工作，读两页《人民文学》便开始提笔写小说。
青年余华
在文学创作中，余华的标志是“死亡叙事”，冷峻凌厉读完如鲠在喉，字里行间让人“怀疑人生”。《活着》里，除了主人公福贵老汉，一家7口无一幸免，均为“非正常死亡”，其他代表作如《兄弟》、《在细雨中呼喊》无不充斥着暴力、苦痛与灾难。
小说的情节残酷与人物的在孤独中挣扎的主题
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在细雨中呼喊》
与死亡意识贴身肉搏，用平静的语气讲述无常的宿命，余华需要全神贯注的勇气。因此，他的写作过程通常是一个人进行的：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朋友，实在无聊的时候，只给远方的莫言打电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华就是获奖呼声很高的热门作家，然而回顾近20年来余华所获得的荣誉，国外奖项的分量和数量都远超国内。
在很多读者心里，命运不仅亏欠余华“诺奖”，还有代表着国内文学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单凭一部《活着》，改编成电影都能拿到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原著小说的分量更是毋庸置疑。“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中有一条要求“字数在13万以上”，因此外界有声音：余华拿不到茅盾文学奖，难道只是因为《活着》少了1万字吗？
从未向作家协会写过“入会申请”，连成为中国作协会员都是在王蒙的推荐下“被动吸纳”的余华将自己与作协的关系形容为“井水不犯河水”。面对身边好友兼同行王安忆、莫言、苏童纷纷问鼎的“茅盾文学奖”，余华的态度很是微妙：不把这个奖给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我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我还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给我。万一以后反腐败反到文学奖了，起码我是干净的。
在余华那里，世间繁华大多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但他心里却有一个“恩重如山”的人：“天才捕手”李陀。1986年，26岁的余华还籍籍无名，他带着自己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参加了《北京文学》笔会，当时这本杂志的副主编就是是李陀。
李陀不仅帮助余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更真诚地告诉余华：你以后的作品再在我们这发，就糟蹋了，我帮你推荐到《收获》上去发。就这样，《许三观卖血记》获得主编巴金的认可，登上了有着文学圣地”之称的《收获》杂志，余华的文学“江湖地位”稳固。
至今，一向“反主流”、“反权威”的余华都敬称李陀为“上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的精神领袖”，正因为有了李陀无私的鼓励，余华才知道，“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写下的东西，是中国最好的作品之一”。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活着》
今年，执笔像拿手术刀一样稳的余华已经60岁了，几十年未改的中分发型里已经泛起了不少银丝。他的面容中少了几分愁苦，多得是舒展与慈祥，他开始几乎无可避免的“重复”，也像普通的老人一样唠唠叨叨地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感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半生时间都走在中国文学最前面的余华归于日常，从小说走向散文，余华一路走来完成了与死亡、与时间的和解。
生活是那么的强大，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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