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恺 来源：《隐蔽战线写春秋》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负责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事宜，并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蒋介石为控制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严令国民党警、特、宪加强对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监视。中共代表团则针锋相对，在秘密战线上与国民党当局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
左起，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合影
“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
中共代表团入驻南京梅园新村17号、30号和35号后，国民党中统局“首都实验区”专门成立了“梅园监视站”，作为对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主要成员进行监视、盯梢、跟踪、破坏的首脑机构。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院内
“梅园监视站”的特务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特务工作方式。除了最基本的监视、跟踪外，还包括翻墙入室窃取情报、私拉电话暗中窃听、策反人员安插内线、破坏民主运动等。
汉府街钟岚里，国民党特务监视中共代表团的据点
郭沫若在《梅园新村之行》一文中回忆道：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董必武的警卫刘国安后来也回忆道：
“（国民党特务）从高楼房的明窗暗洞里用望远镜、照相机对我们院内进行监视。在地面，诸如各种摆摊设点、补锅钉鞋、铲刀磨剪、算命卜卦、说书卖唱、谈情说爱、照相绘画以至讨饭行乞等等，许多都是由特务伪装的。还有那些戴着墨镜、歪戴流氓帽、腰间藏着手枪、鞋里插着匕首的公开特务，更是四处乱窜。”
解放前夕的南京街景，国民党特务若要伪装，当是这番模样
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保证来往梅园新村的朋友、同志们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中共代表团的所有人注意观察特务的特征，注意他们的活动规律，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国民党特务在梅园新村31号所设监视梅园新村30号的窗口
国民党特务在毗邻中共代表团驻地的梅园新村31号设立了监视站。为此，中共代表团特意对房屋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堵死与31号特务监视站相通的大门，另开一扇小门与30号相通，在小院两边盖起两座小平房，暨可供警卫人员住宿，又可阻挡31号特务的监视。在30号，又将院墙加高了一倍，还在前面的传达室和后面的晒台上面各加了一层小楼，以挡住特务的视线，同时作为观察周围国民党特务活动情况的瞭望点。
梅园新村30号院落加高的围墙
中共代表团一旦有人外出，便会有国民党特务相尾随，因此，甩掉“尾巴”便成为代表团成员的一项必备技能。中共代表团的司机段廷英是一名驾驶好手，他技术高超、道路熟悉，只要发现有“尾巴”跟踪，很快就可以甩掉，从未出过差错。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深谙这句话的道理。早在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之前，周恩来就对情报工作作出了缜密的部署。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
1946年3月，周恩来指派刘少文和他领导的一批情报干部先期抵达南京、上海，利用原来的社会关系恢复和建立新的情报系统和秘密电台，为中共代表团顺利迁移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又派机要人员携带小电台潜入南京，与中共中央建立了通讯联系。
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在中共代表团内建立了资料组（即情报组），由情报干部吴克坚担任资料组负责人。资料组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对国统区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重点掌握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等确切情报。
左起：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摄于上海解放初
1946年6月初，周恩来把吴克坚调往上海，由他在上海独自建立一个情报系统，同时任命徐光霄接替吴克坚担任资料组负责人。1946年11月徐光霄随周恩来先行返回延安后，童小鹏承担起资料组的负责工作，直至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全部返回延安。
徐光霄，摄于1962年
1946年8月，为了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绝对分开，中共代表团经请示党中央批准，把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二人从中共上海工委分出，自成系统。如此一来，中共代表团下面就有了三个相互平行的情报系统，即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和刘少文情报系统。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在上海解放后合影
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
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上述三个情报系统专职负责情报工作的干部有几十人，而工作关系最多时发展到了上千人。其情报活动范围除覆盖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外，一直延伸至汉口、长沙、福州、昆明、香港等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隐蔽而庞大的情报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方位的情报来源
中共代表团的情报工作，与国民党利用金钱、美女、地位等手段换取情报截然不同，靠的是中共深入人心的政治主张，靠的是在国统区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上层民主人士，国民党的高级党、政、军人员以及新闻、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中，有很多人同情、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他们将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代表团的有关同志，有的人甚至把国民党的机密文件、资料直接送进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
《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士，他于1946年8月报送了国民党正空运大批毒瓦斯至苏北徐州，企图用在战场上屠杀解放区军民的情报。10月12日，谢蔚明又报送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秘密授勋的情报。中共代表团及时将这些消息公之于众，让广大民众进一步看清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
晚年谢蔚明
中共代表团的外事、新闻、军事、青年、妇女等各部门的同志也注意从各方面收集消息和动态，并在周恩来召开的每晚碰头会上进行汇报。
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任务除了日常开展新闻宣传外，还有一项便是情报搜集工作。当年《大刚报》的经理王淮冰回忆道：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范长江有时还不得不趁黑夜化装出访不能来梅园的各界朋友。次数多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后干脆改为白天定期约会，或在偏僻的中华门外的马祥兴回民菜馆，那里谈话方便，或在达官贵人进出的夫子庙六华春高级餐厅，那里虽容易被人注意，但有单独的包间，拉下门帘，可以畅所欲言。但每次出来，范长江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都要动许多脑筋才能把‘尾巴’甩掉，由于他的勇敢机智，总是让那些狡猾的特务们为之兴叹！”
范长江
此外，中共代表团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情报来源，那就是打入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长期埋伏下来的秘密党员。
如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中共党员沈安娜，她从1938年起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速记员，参加了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他军政会议，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专门反共报告。
1984年，沈安娜、华明之夫妇与老领导吴克坚（中）合影
又如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蒋介石亲自授予佩剑的将军张克侠。1946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指示他向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带兵者说明政策，争取策动大部队起义。根据董必武的意见，会后张克侠又撰写了一份关于徐州布防情况的详细材料交给周恩来。
“佩剑将军”张克侠
上述沈安娜、张克侠等潜伏敌内的情报人员，往往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秘密，因而他们报送的情报对于中共代表团乃至党中央而言意义非凡。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平时中共代表团资料组的人手极其有限，但是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除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掌握一些重要关系外，所有情报关系均由资料组负责人一人对外接头，按规定非经批准一律不准转手。
邓颖超与童小鹏合影，童小鹏曾任资料组负责人
得到情报后，先由资料组负责人抄写或整理，交由工作人员李重德用铅字排印极少几份，然后呈送周恩来和董必武，经周恩来签批后报送延安。由于周恩来上午下午常常忙于谈判或同各方人士谈话，有紧急或重要情报时，多在他吃饭时向他口头汇报。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周密，不容丝毫差错，常告诫资料组工作人员：“任何环节的点滴差误，都会造成重大损失！”
出于安全保密考虑，当时外面的情报关系是决不允许进入梅园新村的。一天深夜，为了报送一份紧急情报，在南京担任情报联络工作的何以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突然闯入梅园新村。周恩来指示徐光霄立即把情报记录下来，并拿出军用地图标出国民党军的进攻路线，随即电告党中央。即便何以端报告的情报非常重要，但是周恩来仍然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鲁莽举动，并责令他今后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再进入梅园新村。
1920年代何以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留影，解放战争时期，何以端是吴克坚情报系统在南京的负责人
正是由于所有人的细心谨慎、忘我工作，从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这短短十个月间，中共代表团的情报工作成绩卓著。
首先，有力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铁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把戏，帮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其次，中共代表团报送的大量军政情报，为配合党中央积极准备自卫战争、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虽然公开的中共代表团返回了延安，但是中共代表团布置的情报人员和情报关系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坚决贯彻党的白区斗争“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隐蔽战线上为随后到来的全面内战织就了一张走向胜利的情报大网。
1947年3月7日，中共驻南京、上海工作人员74人在董必武（左二）的率领下乘美机返回延安。董必武坚定地说道：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作者：孙恺 来源：《隐蔽战线写春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