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布衣，生逢周之末世，诸侯多诈力，礼崩乐坏，人心日渐浇薄。于是，他终其一生致力于挽救世道人心，恢复周公之礼，向往“天下归仁”，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为此，他一方面“修己以敬”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方面，谋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活着的时候他吃了很多苦，历经磨折，但是抱负始终未能实现。死后，他世被哀荣，得到历代帝王的加封和追谥，先后有“褒成宣尼公”（西汉平帝）“文圣尼父”（北魏孝文帝）“邹国公”（北周静帝）“先师尼父”（隋文帝）“先圣”（唐太宗）“文宣王”（唐玄宗）“至圣文宣王”（宋真宗）“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至圣先师”（明世宗）“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世祖）“大成至圣先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等等徽号。世人称他为“圣人”。孔子以“圣人”之尊为世人景仰。
孔子一生追求知识，追求完美，追求生存的价值。他以“修己以安百姓”的崇高理想、伟大人格和智慧，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允执厥中”，入情入理，数千年来，已经成为正义的人们判断是非的准则，衡评政治的标准，虽未尽美，然尽善矣。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动乱时代，一生致力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重建社会秩序，使天下百姓共同享受人生的幸福，而周公时代则是他社会理想的标准模板。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孔子从周，是因为“周监于二代”而“有所损益”，将社会文明发展为鼎盛。他要建立一个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理想，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样的和谐社会，孔子渴望登上政治舞台。他说：“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的弟子子贡以“美玉”为喻，叩问孔子的人生追求，孔子毫不讳言地说：“我待贾者也。”他要寻找一位“识货”的君王，把自己推销出去。
但是，鲁“陪臣执国命”“政逮于大夫”，他感觉在鲁国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已经渺茫，及“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于是断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颠沛生活，“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虽屡遭困厄，但他矢志不渝。他说：“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为此，时人以为他如此“栖栖”，是想做个花言巧语的佞人。他说我不敢做佞人，钓誉沽名，之所以忙忙碌碌，是因为社会的痼疾太难治了，积重难返啊！
他求仕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百姓，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一生积极进取，一心救世济民。但在那个“多欲”“尚力”的时代，他的仁政思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始终未能得到当权之统治者的真正赏识，而他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一生是理性追求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的一生。虽然他曾说“无可无不可”，但内心也难免充满痛苦、无奈和叹息。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和我们常人一样，他有追求，也有困惑；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执著，也有牢骚。他很伟大，又很平常。为其伟大，所以世人景仰；为其平常，所以弟子益亲。
孔子一生志在社会政治，在人的发展。孔子“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局面，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治世人才。
孔子想让整个人类共同享受生命的快乐和生活的幸福，但由于未被世用，他的政治主张大多“托之空言”，不曾见诸行事，一腔怀抱未得施展。晚年回鲁，专心致力于人才教育和古代文献的整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以为，人的先天禀赋差不多，人之所以有善有恶，是因为后天习染造成的。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他收徒讲学，“有教无类”。
他的弟子中，以下层平民为多。史载，子路为“卞之野人”，颜渊身居陋巷，闵子骞冬天以芦花为衣，原宪、曾参家皆贫苦，仲弓出身微贱，公冶长曾“在缧绁之中”……这些弟子，皆学有所成。子路仕于卫，冉求用于鲁，子游宰武城，子夏官莒父，“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孔子成功的教育，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度，为专制君王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孔子的教育，以培养弟子人格为第一要务，以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为终极目标。
对于孔子，教育不是职业而是事业，弟子既是学生也是朋友。他与弟子亲如父子，情同手足。《论语》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他与弟子坦诚相见，出示肺肝；弟子对他敞开心扉，由衷敬重。师徒之间真诚相待，很少欺心。他对弟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关注并引导着弟子们成长。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做人做事，应机设教，随问作答，各以其材。
孔子因材施教，实行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他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在自己已有素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终其一生，他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其中不少弟子追随他周游列国，到处奔波，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师徒之间建立起了十分深厚的情谊。
孔子与弟子相处，关爱，教诲，从不装腔作势，而是十分和蔼，极为平易。《论语》载，他训诲弟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子曰：“居，吾语女！……”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呼弟子以名，如同父母呼唤子女一般，那样亲切，那样甜蜜，让人觉得幸福；而“居，我语女”云云，就像朋友推心置腹的对语一样，那么和蔼，那么平易，使人感到温暖！
孔子以其思想和人格赢得了弟子和世人的尊敬。弟子们对孔子的人生境界由衷敬佩。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他那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植根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心灵中，他那忧心民生疾苦的终极关怀，无不默默地融化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液里。
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理想追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境界，李白“寰宇大定，海县青一”的凌云壮志，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伟大抱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担当，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使命自任，哪一个不是来自孔子思想的滋养？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苦，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思，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以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盖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于孔子，孔子告诉他“先之劳之”，子路“请益”，孔子说：“无倦”。不倦地在民之先为民而忧，不正是这为人民谋福祉的殷殷情怀吗？
孔子弟子子贡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又曰：“譬诸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孔子开启了我们民族思想和文化的新纪元，他的思想学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令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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