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明末清初的历史尤其感兴趣，除了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农民战争颇多，还延伸出了很多历史未解的宝藏之谜。
献忠是明朝末年与李自成齐名的乱世枭雄，一度攻占四川大部分地区，建立大西政权。
对于这位起义军首领，后世对其褒贬不一，明清史书都将其描述为嗜血恶魔，如《明史》说他“性狡
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给他贴上了“屠蜀”“乱蜀”标签。
但在四川一些地方，却流传着不少关于张献忠的正面传说，如智斗奸商恶僧、大战火烧桥等。明朝末年进入四川传教的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曾亲与张献忠相处过2年，他们在《圣教入川记》中描绘的张献忠是一位对天文、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又带着传统帝王思想的起义统帅。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明、西、清三方势力在四川的相互攻伐征战，张献忠的真实形象已经被涂抹的无法辨别真伪。
然而，比起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人们更急于弄清楚的是张献忠留给后世的最大谜团：宝藏。
据《彭山县志》记载，张献忠于1646年从成都撤离，由于旱路被清军封死，张献忠改走水路，却又遭遇南明参将杨展伏击，张献忠索性多年积累的宝藏沉入江底。《明史》说张献忠“埋金宝亿万计”。
自张献忠败亡后，成都民间始终流传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民谣，传闻破译了这段隐语，就能找到宝藏所在，四川简阳、彭山、芦山也有类似民谣，传播甚广。
但数百年来，人们对于张献忠宝藏始终是“只闻其事，罕见其实”，很多人根据传闻前去寻宝，还是一无所获。直到2017江口古战场水下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张献忠宝藏才浮出水面。
在出土的四万两千件文物中，除了“西王赏功钱”、“金册”等封赏用度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地名的大批银锭，成色较差，地域覆盖江西、湖广、四川。
张献忠宝藏背后深扒的是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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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在古装影视剧中经常见到，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式，即古人的货币都是银子。但其实，唐宋以前的货币为铜钱，而明朝的法定货币则是宝钞和铜钱，银子并不被官方认可，朱元璋在位时还一度下令禁止金银流通。
但是，明朝的宝钞贬值很快，从洪武朝到成化朝，宝钞贬值了1000多倍，而众所周知，货币贬值太快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明朝民间甚至出现了用缎匹、米谷以物易物的情况。
在这一背景下，明朝的商人、百姓已不再顾及大明律法规定，私下交易中再次开始使用银子。民间对非法货币的大量使用，最终迫使明朝也做出了让步，隆庆朝时下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到万历朝时，张居正改革税法，开始以银来计算，但这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结果，是大明朝廷无奈下的妥协。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明朝如此排斥银子呢？
这是因为我国是个贫银国，以万历朝为例，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大明所采银为300万两，平均每年只有30余万两，而整个明朝开采的银子一共只有8300万两，海外贸易流入大明的约有2.9亿两。
但这些白银储备远远无法满足整个明朝经济的运行。仅崇祯朝辽饷、剿饷、练饷合计就需要1600万两，这还没有把民间商品贸易对银子的巨大需求算进去。而张献忠宝藏只见白银不见宝钞铜钱，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后期民间只认银子的货币观。
由于银产量的有限，贫瘠的白银成为货币，将导致明朝出现严重的钱荒，这也是崇祯朝屡屡出现拖欠军饷导致哗变的原因，更严重的是大明朝廷对经济的失控，有限的白银也全部藏于富商巨贾和官吏手中。
过去我们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无外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灾荒等，但实际上，钱荒才是深层次原因，并且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世，也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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