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前线战事紧急，将领将重要通信交给一个骑手，然后大喝一声“八百里加急！”，骑手飞身上马，一骑绝尘。
那么，“八百里加急”到底有多快呢？这就要从驿站的发展历史说起。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科技不像今天那么发达，信息的传递及物资的运输途径有限，只能依靠人和马来进行短距离的传输，所以官家会在各地要道建立许多驿站。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驿站源于秦汉时期，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官府为传递公文和军情，设置“十里一亭”，是乡以下以维持治安为主体的行政架构，用于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治安职能，而在交通干线上的“亭”又兼有公文通信功能，被时人称为“邮亭”。
这种“邮亭”就是秦代以步行递送的通信机构，也是驿站开始形成的雏形。
西汉中期以后,出于对外战争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改邮为置”，即改人力步行递送为骑马快递，并规定“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时的25公里扩大为150公里。
"置"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交通机构,其安全、高效和快捷的驿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了扩大功能，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对驿骑的广泛使用使其独立发展成为驿站,并逐渐成为国家主要的军事交通机构,由此军事化的驿站管理体制和驿站法律制度也开始形成。
唐朝时期，在继承前代交通和驿站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定型了中国古代驿站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其所确立的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和法制内容一直沿用到清末。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制度的完善，再加上中央政府对传递信息制度的重视，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按照《中国邮驿发达史》的叙述，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行书律》，可见秦朝对驿站制度的高度重视。
秦朝邮驿制度虽没有明确的系统，但到了汉朝，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驿组织：“每三十里置驿，有驿马，亦称驿骑。驿各有传，传置车，称曰传车，旋又改置马称曰传马。” 汉朝时期，对车马传递已经有了明确的安排和适当的法律——《汉驿律令》。
汉朝每三十里置驿，由太尉执掌。邮驿仅用来传达政令及军情，民间通信无法利用。
到了唐代，由于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国际交流频繁，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为此，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功能。
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
唐朝时期，由于疆域广阔，驿站划分更为细致。将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而且，唐代对邮驿行程中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在文学作品《大唐六典》中，有句精彩描写：“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离去！此时，古道凝云，晴空赫然！
由此可见，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最快可达800里，按照唐代的尺度，一里合454.2米，当时的八百里相当于今天的363.36公里，这个速度在当时可以称之为神速了。
两宋时期，全国的陆上交通已是四通八达，北宋通往辽、夏、金的各条道路均以京师东京汴梁为中心，向各州县延展，连接重要城市及州治、县治。宋朝将连接各行政区域的道路成为官路，一些主要官路也是驿路，官府每隔一段路程便会修建驿站，驿路中的主干道称为“大路”或“大驿路”。
北宋中叶，专门修建了通往陕西、甘肃的驿道，途中建有驿站2309间，邮亭385间，其他驿道一般50里设置一间驿站。
而且北宋还修建有供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休息、住宿的驿馆，就如今天的招待所和宾馆，这也是宋朝驿站的一种创新。
除此以外，宋朝以前，政府公文和书信都由各地驿站的递夫负责邮寄，递夫一般由乡村百姓担任。北宋以后改由地方厢兵负责传递，后来又设专门的“递铺（邮局）”，将邮递公文信件与驿馆在职能上加以分列，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不再混同。于是驿馆成为了官吏、军卒的招待所，而“递铺”则专事邮递。这也是宋朝驿站的第二种创新。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宋代的邮递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形式。步递用于一般文书及物资的传递，由各个递铺间接力步行传递，速度较慢。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因此速度较快。为了能及时传递重要文书，北宋真宗年间，又出现了“急脚递”，据说能“日行四百里”，用于传递机密文书。
南宋时期，将步递、马递、急脚递铺合而为一，将其归于尚书省兵部管辖，于是改为省铺。而且出于军事需要，在杭州至江淮一线和通往四川的驿路，还设立了摆铺和斥候铺，每十里置一铺。每铺由五名身体强壮的马手值守，后改为兵士担任。
元代疆域空前辽阔,为维持庞大的帝国，于是强化了驿站制度，时称站赤。
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
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
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
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迈耳，或三十迈耳，必有一驿。无人居之地，全无道路可通，此类驿站，亦必设立。
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三十万匹，专门钦使之用。驿站大房有一万余所，皆设备妍丽，其华靡情形，使人难以笔述也”。
【明朝时期的驿站】
明代在全国皆建有驿站，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
公元1441年，会同馆分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
在明代，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 60里或80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 30或 80 匹不等，小站则有少至 5 到 10 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
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
【清朝时期的驿站】
清代幅员辽阔，经济高度发达，在东北地区、外蒙古地区、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都设立了大量的驿站。全国的驿站分属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中央归兵部管辖，由车驾清吏司具体管理;地方归各省按察使管理，具体则由各地府、州、县进行管理。但是在边疆地区，一般归驻防八旗将军、大臣管辖，蒙古地区则由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管理。
清代驿站路线的设置也是较为完善的。驿站的总部设于京师，名字叫“皇华驿”，位于东华门，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
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清代的驿站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军机处将重要文书直接交给兵部发给驿站向下驰递。军机处公文上有如注明“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日行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不等，最快速达八百里，往往到站时，已人仰马翻。
此俗称“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按照清朝的尺度，一里就等于576米，八百里相当于现在的460.8公里，这个速度在整个封建王朝可以说是最快的。
清末,由于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至此，绵延中国3000年历史的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尽管驿站作为一种官方信息传递的机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驿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的重要作用，堪称现代物流业的鼻祖。
其中驿站中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 比如说开封城外的陈桥驿兵变事件，开启了经济发达的北宋王朝；河北怀来的土木驿(堡)事件使得明朝开始由盛转衰；陕西兴平的马嵬驿兵变事件,直接影响了大唐时代皇位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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