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易文 口述
范基农 整理
1953年陈毅与管易文摄于上海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我受周恩来同志派遣，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信和厂的福利科科长，主要任务是通过日伪军政界内部的一些关系，开展窃听日汪情报电话，搜集汪伪与日寇勾结卖国反共的情报。
领我们唱《国际歌》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陈毅任军长。当时新四军急需一批干部，上海地下党通知我们把进步青年作为抗日力量输入新四军。1941年4月的一天，地下党一位同志在上海山西路一个秘密地点与我接头，指示我把已经联络好的12名向往抗日的进步青年带到盐城去。历经重重困难，我和爱人黄范及其他同志来到了盐城解放区，参加了陈毅率领的新四军。
对于长期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工作的我，初到解放区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新四军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这年4月29日，盐城解放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设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操场上。我们全体军民坐在泥凳子上，静候开会。这时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目光炯炯的领导同志。他身穿浅黄色衬衫，灰色旧军裤，裤腿卷到膝盖上，脚穿一双草鞋。他操着一口四川方言大声宣布：“大会开始！”在我身旁的同志悄悄告诉我，他就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他座位两旁坐着的是抗大校长，还有来华援助我们抗战的奥籍医生罗生特。
陈毅讲话时，气势雄伟，言语精辟，很能激发斗志。大会结束时，他亲领我们高唱《国际歌》。此刻我不禁想起往日在白区工作时庆祝“五一”的情景：几个同志在小屋子里，用棉被蒙头，轻声唱这支《国际歌》。而今在解放区的广阔天地里，能和同志们纵情高歌，心情无比兴奋，受到极大鼓舞，不禁流下了热泪。这是我首次见到陈毅。
怒怼美蒋代表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新四军军部迁往山东临沂。年初，由国共双方和美国“调停者”联合组成的“停战调处”小组在这里举行谈判。在临沂要接待他们，为照顾他们生活，华东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络部组织成立交际处。
谈判前夕，陈毅对我们谈了美蒋的居心，指示我们既要坚守原则，坚持斗争，又要以礼相待，尽可能使美蒋代表生活得比较舒适。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城东一个传教士的小楼中安排接待。那时解放区缺乏英语传译人员，因我曾在美国读过四年书，还勉强可以听和讲，就由我担任翻译。
谈判那天，陈毅着粗布军装，穿草鞋。谈判前我问：“陈军长，你想说些什么，我好有个准备。”他对我说：“让他们先说，我们不需要准备，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陈毅在谈判桌上，气宇轩昂，大义凛然。他每次发言都成竹在胸，针锋相对，摆事实，讲道理，有论有据，驳得对方瞠目结舌。当国民党代表蛮横无理攻击我方，胡说我们“叛乱”时，陈毅立刻沉下面容，怒目而视，以手击案，发出巨响，严肃而又激昂地驳斥他们。我因受陈毅的感染，异常激动，传译时不禁慷慨激昂，汗湿军衣。
在鲁南、莱芜各地战役击败蒋军时，我们还争取瓦解蒋军军队。张克侠、何基沣部队起义归来，到山东临沂，由交际处接待他们。
陈毅军长在部队里既是首长，又是普通士兵。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没带口令。回军部时，岗哨不准我们进去。陈毅遇到这种情况，不但不生气，反而当场表扬了这名战士：“小同志，你做得对，没有口令，不管他是谁，都不许进去。”后来，由我打电话给军部，等有人来接，我们才得以进去。事情过后，全军纷纷传颂陈军长以身作则，不愧是自觉执行纪律的模范。
1949年北京解放后，中央调我到北京，我随陈毅进京。我在北京担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布置和接待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任上海市长，我又随他到上海参加交际处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华东地区第一任交际处处长，负责接待国际妇联、苏联代表团和上海工商界上层人物。
在刚解放的上海，社会极为复杂，对残留下的美蒋人员，必须提高警惕。但是一时难配备的是招待工作的翻译、饭店经理人才。
陈市长指示，不能将有经验、有办法的旧职员全部辞退，要提高警惕，加强教育，要让他们知道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是共产党的传统精神。过了一两个月，渐渐由旧职员带动不少从解放区进入上海的年轻一代应接这个招待任务，总算完满完成两个国际代表团的接待任务。
每接待一次客人，陈毅都亲自向我们交底，指示我们对中外人士要心中有数，不卑不亢。一次，有一位经邵式平同志介绍的爱国人士，从南昌来到上海。这位先生在南昌时，人民政府给他配备了专车，但因上海的客人多，只能给他派车而非专车，车也不大好，他不大满意。我向陈毅反映此事，陈毅说，我们不能超出可能，一味迁就，应向他解释清楚，但还是要尽可能照顾，不能用党员的生活标准要求党外人士。
那时上海刚解放，是一个烂摊子。陈毅以他那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勇敢地挑起重担。在工作中，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遇到问题，果断处理，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那种敢说、敢干、敢当的崇高品德。他一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性格豪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拘小节，不尚空谈，有错必改，灵活、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对那些资本家、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都做到力争团结；他还主动接近工人、学生、群众和其他各界人士。他身居市长要职，毫无特权思想，终日勤勤恳恳，作为一名公仆，为人民不知疲倦地工作，显示出他既有指挥打仗的本领，又有治理国事的多方面才能。
我在交际处工作，经常和外宾及各界人士来往，陈毅市长总是告诫我说：“你的工作政策性很强，一定要注意党的政策，尽量多团结人，要发挥他们的特长。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在陈毅市长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我的工作虽然纷繁，但还是开展得比较顺利。
陈毅对任何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严格的批评。一次，他来到上海大厦我们交际处办公的地方，看见大楼内秩序很不好，来往的人杂乱，有许多人吵着要上楼。陈毅见我后，严肃指出：“上海刚解放，社会情况复杂，你的工作不仔细。今后，这里的楼门、电梯门全要设岗哨，这不是讲究排场，而是为了更好地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在生活上，他也特别关心我，经常到我住处看我，对我的孩子也爱护备至，问长问短，十分温厚，使我全家老幼倍感亲切，至今都感激难忘。
陈毅平易近人，自奉节俭。在上海，他经常外出散步，上班往往是步行，许多群众认识他，和他打招呼。他乘船坐四等舱，乘火车不开专列，也不加专挂，软卧车厢有窗帘，他上车后还要把它拉开，与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他父母到上海住时，我到他家看望二老，问他们在食宿方面有什么要求。陈毅知道后对我说：“老管，你不要为二老操心，他们在这里住，比在四川的艰苦日子好多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大多数群众要好，再多照顾就会脱离群众啊！”
1954年，陈毅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我1958年也调到国务院工作，时常还和他联系。有一天，我去他家看望他，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容易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流露出来。这样往往就要脱离群众，所以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以保持我党的光荣传统。”陈毅当时职位之高，声誉之重，众所周知，可是他却那样谦虚谨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个人太渺小，马列主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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