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萧轶
今年是日俄战争115周年，而去年又是明治维新150周年，这两个周年接连在一起，不免让人会去重新思考日本近代发展道路：明治维新是如何让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的？在世界各国眼中实力悬殊的日俄之间，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近期，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横手慎二的《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新京报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该书序言。
日俄战争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在日本，诸多研究者长期以来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本属于赌上日本国家存亡的战争；另一种观点认为本质上是对朝鲜与中国东北支配权的争夺。那么，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新兴国家日本是如何取胜的，大国俄国又是如何败北的？战争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书籍在论及日俄战争开战原因时，极力指出俄国的南下政策是一大要因。与此相对，苏联时代的俄文书籍则特别强调日本对大陆的扩张意图是开战的原因。既然日俄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对其开战主要原因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染上政治色彩。
同样，要回答为何日本获胜、俄国败北这一问题也并不简单。虽然这在学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还是需要指出一点：日本参谋本部在编纂战史时，首先撰写草稿，然后删除机密事项再行出版。在草稿审查阶段，因为“恐有减少我军之价值，且妨害将来之教育之故”，军队与个人的“怯懦、失策之类情形”无法光明正大地写出来。也就是说，日本官方对日俄战争的记述是不能照单全收的。
另外，二战后苏联的历史书籍对于俄国战败的原因，强调沙俄政治体制的脆弱与整个指导层的无能。这样的议论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是在暗示没有输掉战争的苏联更具有体制上的优越性。不过，貌似优越的苏联体制终究还是崩溃了。于是，俄国方面的议论也需要重新反思。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战争的结果，相关议论利用的分析框架各不相同，其重点自然有所变化。换言之，对这一问题，既有在日本或俄国一国框架下立论的，也有在世界史的大框架下立论的。事实上，有不少关于日俄战争的论述是以这些框架书写的。
日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战争呢？让我们首先从考察这场战争的时代背景开始吧。
《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日）横手慎二著，吉辰译，启微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
十九世纪末的战争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也就是从1894年到1904年，欧洲列强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当时最近的战争，是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
1899年，根据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和平会议，试图通过削减军备换来永久的和平。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诸国与日本、中国、美国等非欧洲诸国代表共聚一堂，围绕着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纷争、陆战与海战的法规展开了讨论。与1884~1885年为瓜分非洲而召开的柏林会议一样，欧洲列强打算以欧洲以外的地区作为交易筹码，避免互相之间的战争。
虽然欧洲列强之间没有战争，但这些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却频频发生。与“落后野蛮之地”的居民之间进行的小型战争，若从巨额贸易利益与炫耀国威考虑的话，是相当合算的事情。这样的小型战争，能够给原本陷入无序状态的人们带来“文明”，并增加作为“文明”中心的本国的财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于是，被称为“殖民地战争”的小型战争便接二连三地爆发了。
这种战争最引人注目的舞台，是如同欧洲后院的非洲大陆。著名的例子，可以举出1895年至次年发生的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塞俄比亚由于得到法国的武器支援而取得了胜利。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历史书，鉴于这一胜利是非白人对白人所取得的，便将其与日俄战争联系起来。这种议论是否妥当姑且不论，当时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孟尼利克（Menelek Ⅱ）利用了接近苏伊士运河的战略优势，以及臣民为基督教徒这一国情，成功地从欧洲诸国买进武器，由此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样的事实得到铭记是理所当然的。
为阿比西尼亚战胜意大利做出贡献的法国，为了将西非化作自己的殖民地，强迫当地人在“和平或火药”中二者择一，并屡屡动用后者以达目的。当然，那时的非洲人也展示出了旺盛的斗志，萨摩利·杜尔（Samory Toure）在尼日尔河上游流域进行的抵抗战争尤其出名。
德国也对在非洲获得殖民地兴趣强烈。根据德国学者的统计，从1891年至1897年，德国向非洲派遣了60批以上的大规模“惩罚部队”。仅在小小的多哥，1895~1899年德国便进行了17次镇压行动。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欧洲列强的军队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被派遣的部队基本上兵力不多，而且不习惯非洲的地理与气候，但是训练有素的派遣军，有条不紊地碾碎了非洲人的拼死抵抗。为欧洲军队的胜利做出头等贡献的要数武器。譬如欧洲士兵使用的机枪，每分钟发射660发子弹。倚仗马克沁机枪或加特林机枪，列强远征军屡屡击败了人数在五倍或十倍以上，但使用着每分钟连一发子弹也打不出的旧式步枪的非洲反抗者。
英国的战争
武器的进步，无疑意味着增加了战争带来的伤害。欧洲列强在非洲大陆上发动的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是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围绕着布尔人的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发现的钻石矿和金矿的所有权而进行的。
1899年10月战争开始之后，布尔人部队初战告捷，击败了英军。于是，英国被迫立即派出增援部队。结果，到同年12月为止兵力为12万人的英军，至战争结束时增加至正规军25万人、从英国本土出动的志愿军11万人、从英帝国其他地区出动的志愿军3万人，以及从南非出动的5万人，亦即有超过44万人的兵力参加了这场战争。英帝国不得不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将他们从遥远的地区送至前线。就这一点而言，这场战争向英国领导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兵站问题。
另外，布尔人在这场战争中也从欧洲筹措到了武器，因此所用武器的水平与英国并无差别。甚至可以说，在战争初期准备充分的布尔人使用的武器性能甚至略高半筹。譬如，布尔人所用的毛瑟枪，枪口初速比英国士兵使用的来复枪更快，弹道也更平直，比起弹道为山形的枪支杀伤力更高。双方也都使用了机枪。
于是，这场战争的死伤者数量是当时非洲战争中最高的。到1902年5月31日缔结和约时为止，英方战死、病死2.2万人，负伤10万人。至于战败的布尔人一方，死亡人数远高于此，但数目无法确认。据称，战场上死去的士兵有8000余人，不包含非洲兵。战争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更多，除了士兵以外，被英军关进集中营的妇女、儿童大量死亡。有一种说法称，从1906年6月至次年5月，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布尔人达到了27927人。这个数字是战死者的两倍，相当于两个布尔人国家总人口的10%。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事情了。
另外，这场战争还加入了一个新的要素，即战争被认为是白人之间的事情。英国也好，布尔人国家也好，对于让非洲黑人在本国军队中当兵都有所踌躇。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Joseph Chamberlain）表示，不让非洲黑人当兵是鉴于“南非的特殊情况”，不希望黑人拿起武器。不消说，如果让布尔人这样的白人被非洲黑人使用对等的武器杀死，就会让支撑非洲大陆殖民地政策的人种论思想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抱有这种危机感的不只是英方领导层，布尔人方面也反对让非洲黑人加入战争。由于英方打破了不让非洲黑人当兵的默契，布尔人因此公开指责英方，这可谓人种论思想渗入骨髓的表现。但是由于战局严峻，双方最终都让许多非洲黑人拿起了武器，使这场战争成为即将来临的白人与非白人作为士兵对等作战时代的先声。
美国的战争
尽管在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美国，与这一时期的小型战争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在1898年因古巴与西班牙进行了战争，在海战中完胜西班牙舰队。同年底签订的巴黎和平条约中，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并割让菲律宾、关岛等地给美国。古巴从此实际上被美国纳入其保护之下。
美国的战争没有就此告终。为了镇压反对势力，美国在巴黎会议之前就向菲律宾派出了部队。当然，对于不承认独立的美国来说，这不是“战争”，而是镇压“叛乱”的警察行动。但是，菲律宾方面的领导人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决心运用地利开展游击战，令警察行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战争。被派往菲律宾的美军最多时达到1万人，与菲律宾合计10万人的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1899年11月至菲律宾独立运动首谋者被逮捕的1902年春，美军死亡4000余人，菲方死亡2万余人。
在此期间，苦于游击战的美军故意让菲律宾的非战斗人员卷入军事作战行动之中，借此烧毁村庄和农田，不时扣押平民作为人质，挫伤了游击队的战斗意志。据说这是因为菲军的领导者警告岛民，将对里通美军者加以惩罚，于是美军便将居民与战斗人员不加区别地都视为敌人。
美军指挥官雅各布·史密斯（Jacob Hurd Smith）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彻底。他对部下反复说：“我不想要俘虏。我希望你们尽量杀和烧，最好杀光拿着武器抵抗美国的人。”在他担任司令官的1901年10月至次年2月间，美军破坏了数千座房屋，将数吨粮食化为灰烬，杀掉数百头牲畜。这样的言行自然在美军中惹起非议，战后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然，这样的司令官并不是个例，相似的情况也在其他的指挥官身上发生过。譬如，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这名指挥官曾下令逮捕涉嫌以任何形式援助叛乱者的人。他命令将居民迁往城市，没收各地的粮食，进而逮捕或杀害在这些地区发现的人。这种指挥官的人种观，为当时的美军士兵所共有。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他们反复提到菲律宾人“知识与文化的落后”。
战争在任何时代都会带来新情况。可以说，没有哪场战争在结束前未能引起武器、战术、思想方面的革新。如此观之，通过机枪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通过游击战，通过旨在对抗游击战的将非战斗人员卷入的战术，以及通过不能忘记的一点：全球规模的人种歧视及使之强化的弱肉强食式的“适者生存”思想，19世纪末的战争显示出了新的样貌。
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也发生了战争。论其远因，不消说在于甲午战争暴露的清朝的衰弱。国力的衰退，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十分明显。从1898年左右开始，在山东贫苦民众中间发展的义和团运动，成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原因。他们自称义和团，认定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欧文明的扩大，是民众生活苦难的根源。
恰在此时，清朝上层的权力斗争使得失败的开明派遭到驱除。于是，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等省迅速发展。到了1900年初，他们进入北京周边。义和团尽管在其发展之初对清政府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但到了1900年转而接近清政府，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因而，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究竟应当视其为“匪贼”还是“义贼”的争论，而后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无意严格督管义和团的清政府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00年5月底，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出少数部队在天津登陆。
其后，随着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区，杀害德国公使，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事态急转直下。这一过程中，大沽、天津、北京等地的义和团与清军联合，与列强军队反复交战。伴随着清朝内部的动摇，义和团与清军的关系也在变化，令事态趋于复杂。至迟在清政府宣战的6月21日，清军与列强军队之间的战争开始。也有研究者认为6月17日的大沽炮台攻防战标志着战争的开始，这一说法或许更接近实情。
战争的规模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列强以英国的西摩尔（Edward H.Seymour）中将为司令官，从天津向北京派出了2000人的救援部队，而阻击他们的是义和团与超过1万人的清军。清军也拥有马克沁机枪与克虏伯大炮这样的武器，其实力不是列强能轻易打垮的。而且，拥有旺盛斗志的义和团也增加了清军的勇气。结果，西摩尔的军队在一周内死伤10%。
据一名与西摩尔同行的英国军官回忆：“说起抵抗的情况，（6月）20日前进了9英里，21日4英里，22日1英里，这样的事实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清军的抵抗，我方的伤亡在持续增加。”清军与义和团方面充分认识到了从天津通往北京铁路的战略价值，对其进行破坏。因此，列强派遣军未能抵达北京，一度不得不退回天津。
天津的战斗是这场战争中最为激烈的。在这里，从6月中旬开始的四周内，1.4万余人的列强军队与数万人的清军及义和团反复攻防。清军的某些部队，如曾参加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所部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因此，仅7月13~14日对天津城的攻击中，参战的日、美、法、英四国军队便付出了700余人伤亡的代价。
清军和义和团虽然顽强抵抗，但实力终究不敌列强派遣军。结果，北京在8月中旬被1.8万余人的八国联军攻占。截至当时，向清朝派遣军队（即使为数不多）的国家有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日本和俄国。攻占北京后，这些国家的军队继续追击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追击下，义和团成员大多逃入村庄，不时进行游击战，因此多有平民遭到波及。
整理 萧轶
编辑 张进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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