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戈弓长
今年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100周年诞辰。包括伍迪·艾伦、库布里克、拉斯·冯·提尔和李安在内，众多名导把伯格曼奉为启蒙之光和精神导师。在89年的人生里，伯格曼共创作影片75部，多次斩获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奖项，四获奥斯卡奖。还排演了174部舞台剧，拍摄了众多电视片。他在电影、戏剧、文学、音乐上均有很高造诣，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剧照
伯格曼曾说：“我的全部创作都是以童年印象为基础的，我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童年，始终在和童年对话。”1982年《芬妮与亚历山大》采用多幕剧结构，耗资巨大，出场人物众多，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64岁的伯格曼回到了儿时：男孩亚历山大在大家族的荫庇下成长，在外婆华贵的别墅中发着幻想，痴迷于煤油放映机的光影梦幻，也时常想象死亡。亚历山大当演员的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芬妮改嫁主教。继父虚伪冷酷，孩子们备受摧残。结尾处，主教因火灾被烧死，家人们救出了母亲和孩子们。重获团聚的家族成员登上舞台，一起出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伯格曼称这部华丽铺陈的童年自传是“一曲热爱生活的轻松的赞美诗，作为导演的一生的总结”。影片不再陷于个人的心灵痛苦，而是关注大家族成员的生活和命运，情节曲折动人，结局幸福圆满。该片获得第5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伯格曼随即宣布息影，定居在只有几百户人的法罗岛上。
1934年，16岁的伯格曼曾经游历柏林，参加了有希特勒出席的大会，一度被纳粹的狂热所蛊惑。瑞典在二战时和纳粹德国关系暧昧，这些让伯格曼倍感耻辱和自罪。1968年的《羞耻》是伯格曼唯一的战争电影，片中音乐家夫妻逃避战争来到小岛，外部世界充满烧杀抢掠，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满目疮痍。1977年，伯格曼因为税务纠纷侨居慕尼黑，当时新法西斯主义正蠢蠢欲动。伯格曼最政治性的影片《蛇蛋》问世，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社会状况和中产阶层的心理，揭示国家是如何变成法西斯的温床，如同孕育毒虫的蛇蛋。他从知识分子的自责，变为直接参与反法西斯的发声。
英格玛·伯格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
20世纪70年代末，伯格曼电影的主人公终于走出了内心荒原，回到探讨人与人关系的“银幕戏剧”。1978《秋天奏鸣曲》是他电影中色彩最为明媚饱和的，但在绚烂的秋色下是人性的悲剧。女钢琴家为了事业抛夫弃女，晚年女儿邀请母亲到乡间寓所居住。短暂的重逢欢乐后，女儿痛哭流涕地控诉母亲给她的伤害，母女经过艰难的对话，终于能够尝试和解。伯格曼恢复了对人能够沟通交流，互相谅解的信心。片中母亲的饰演者是好莱坞巨星英格丽·褒曼，她当时已罹患癌症，影片是她最后的作品。瑞典两大国宝的唯一一次合作不太顺利，褒曼难以适应伯格曼的冷峻沉郁，伯格曼对褒曼的好莱坞式夸张举止无法容忍，“我们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说她是国际明星，还要人教她演戏。”但结果令人欣喜，褒曼第10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伯格曼晚年给电视台做节目，写作《魔灯》。在这部自传中，他以令人震惊的坦诚，把灵魂赤裸裸地解剖给世人，带读者经历他一生的爱与死：6岁时对年轻保姆的好感，中学时和女同学安娜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初尝性爱。13岁时沉迷自渎，身体愈发羸弱。牧师家庭古板冰冷，给他关爱的女仆未婚先孕投河自尽，唯一的哥哥企图自杀被送回家乡。成年后失败的婚姻给他无尽苦恼，妻子病故后意志消沉。辗转于戏剧和电影界忙碌焦虑，几次站在自杀的边缘。他以拍电影来自我抒发，“制作电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需要，就像饥渴一样”，但拍的时候殚精竭虑，像“一条两千五百米的绦虫吸食我的生命，从我身体上吸出剧本”。写完自传后，伯格曼在一封信里说“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没有悲伤，只有无限的平静和满足”。
晚年的伯格曼已经功成名就，但大多数时候的他只是个被人束之高阁，令人敬而远之的神祇。他如此复杂又如此纯净，映射出我们每一寸怯懦、自私与缺失的灵魂。他用他的孤独照亮了人类的永恒孤独。他如同苦行僧，一生都在鞭笞肉体、拷打灵魂，我们却因他的痛苦而得救。2003年，85岁的伯格曼为瑞典电视台拍摄的《萨拉邦德》在全球公映，堪称一个影坛事件。片中丽芙·乌尔曼饰演的老夫人去看望30年前离异的前夫。老先生独居在林中的老屋里，妻子去世，儿孙和他矛盾重重。晚上两位老人裸身抱在一起，用衰老的身体彼此慰藉。影片如巴赫的乐曲一样理性深沉，看似无情却动人，如同几十年来离群索居，法罗岛上孤独灵魂的自白。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逝世。包括早已谢世的塔可夫斯基和费里尼，西方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全部与世长辞。2007年8月18日，法罗岛依然静谧，只是下了一整天的雨。伯格曼的遗体安葬在法罗大教堂墓园中，长眠于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的身边。来送别的包括他曾经的情人和缪斯丽芙·乌尔曼、毕比·安德森。葬礼简朴而庄重，瑞典官方降半旗致哀。他的去世宣告欧洲人文电影时代最终落幕，留给影坛一个难以逾越的巨大背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