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孟子以“亚圣”著称。不过，这位亚圣，并不是孔门嫡传。他出生的时候，孔门弟子都已经去世，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从年龄上推断似乎不太靠谱，但孟子的思想，却明显是子思一流，后世干脆称其为“思孟学派”。所以，司马迁很谨慎地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由于孟子的师承并不清楚，人们曾为此不断考证，其实并无必要。孟子自己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本章以下引《孟子》只列篇名）看起来，他基本上是一个自学成才者。
孟子是邹国人。邹国是个小国，在今山东邹县，距离曲阜不远，“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关于孟子家世的记载不多，人们仅知道他祖上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家境贫寒。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却广为流传。《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说法，几乎尽人皆知。看来，即便是圣人，小时候调皮贪玩不好好读书的天真，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古今皆然。正因为如此，“孟母三迁” “断杼教子”成为历代相传的家教典范。可以告慰孟母的是，孟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终成儒学大家。
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给了各种游士大显身手的机会，孟子也在成年后游历各国。不过，孟子的游历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求职和发展，更有着超越个人前途的明确目的性，他的远大志向就是推行自己倡导的仁政和王道。
孟子先把目标锁定在东方大国齐国，没想到去齐国后同齐威王谈不拢，既无官守，也无言责，又同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发生了矛盾，正好宋王偃（据钱穆考证疑为徐偃王，因宋国都彭城即徐州，故称）要推行仁政，于是他转到宋国。宋王偃和宋国的大夫们并不接受孟子的主张，王道不行，他只好回到邹国。由邹国再到鲁国，还是得不到重视，这时他想起了滕文公。当初他在宋国时曾两次见到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一番对话讨论，使滕文公对孟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去了滕国。尽管孟子胸有大志，滕文公敬重有加，君臣合力，但这样一个纵横只有几十里的小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七十里而王、 百里而王的理想。
于是，他挑选了当时大力招贤纳士的大国梁国（魏国，因其都城为大梁，故称）。这一次，是孟子游历生涯中最气派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俨然是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梁惠王频繁召见，孟子侃侃而谈，似乎他的理想实现有望，然而谁也没想到，不久梁惠王去世，新继位的梁襄王根本不吃孟子的那一套。
孟子对他印象极坏，称其“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继续在梁国游说仁政无望，正好齐国的威王死后宣王继位，喜好文学士人，齐宣王设立的稷下学宫名扬遐迩，于是孟子到了齐国，担任了齐国的客卿。可以说，在齐国这段经历是孟子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但齐燕之间的战争考验着齐宣王仁政的真假。燕国内乱，齐国趁机出兵攻占燕国，孟子劝齐宣王顺从燕人的民心向背，拥立新君后撤出燕国，但宣王贪恋燕国的土地人口，导致燕人叛齐。孟子因此辞职。
这时，孟子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于是他不再游历，而是回家授徒著书。现存《孟子》七篇，基本上可以看作孟子自己的著述，他的门人万章等人参与了记录整理和编辑。
《孟子》本是子书，后世被列入经书。儒家经典以“六经”著称，因为《乐》佚亡，所以也称《五经》。一般情况下，泛论儒家经典则称“六经”，如 “六经则我开生面”；言及具体文本则称“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如“五经博士”“四书五经”。
隋唐有了“九经”之称，即五经中的“礼” 分为三礼（《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分为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五代后蜀时，加上《论语》和《孟子》，变成“十一经”。宋代沿用了“十一经”的说法。从五代到南宋，经书仍在不断增添，又加上《尔雅》《孝经》，最终到明清形成“十三经”的固定称谓。尽管朱元璋对《孟子》中的民本言论不满，曾一度把《孟子》踢出经典，但最终未能撼动《孟子》的地位。 另外，经过北宋理学家的推崇，南宋朱熹又在《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从四书确立开始，孟子的亚圣之位已成定论。
以上内容，摘自人民出版社新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
细节决定成败：《吕氏春秋》里面的“察微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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