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年,高圆圆复出,在电视剧《完美伴侣》中出演一位并购律师,在剧中,她面对一个被问了无数次的问题:职业女性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中找到平衡?
经由角色,她说,我的客户,这些男性都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甚至在工作和家庭有冲突的时候,他因为选择工作,还能非常自豪地说,『我这个人非常专业』,但是女性就必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高圆圆也问过自己。从原生家庭到现在自己的小家庭,她习惯于把自我放在家庭之后。
演艺行业喜欢ego大的人,一个人会因为强大的自我,在人群中闪闪发光,但高圆圆不是,她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发现自己完全不能享受其中,那些人多的场合,对她来说就是人生最深刻的灾难,她参加一个电影节,为了不和别人说话,对着一棵树站了一晚上;参加时尚杂志的活动,溜出去呆在洗手间,觉得洗手间里好自在。
她也曾想过那种恣肆的生活,去旅行,说走就走,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她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在百分之百的自我中自处,相反,要为人付出,要被人需要,要沉浸在亲密关系里头,才能获得平衡和满足。于是,她结婚、生子,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家庭。
关于自我,关于演技,关于才华和天赋,关于打破贴在身上的女神标签……她都想过,但现在,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不再靠想事儿过日子,生活变得具体起来。
保持自我和为家付出,哪种生活更值得过?以下,是高圆圆的经历和她通过这些经验获得的答案。
文|王双兴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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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我工作不多,上一部放映的戏还是2012年拍的《咱们结婚吧》。过了两年,我结婚了。我从小跟家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在我眼里,未来的生活一定也是在一个亲密的家庭关系里,至少这是我期待的,也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从没有怀疑过婚姻这件事,也没有觉得婚姻会是坟墓,从一开始就期待可以快点迎来一个相濡以沫的阶段。
我和父母关系一直都很好,一直跟他们住到我结婚,才算真正从家里搬出来。他们就是完全的平衡,更大程度在于我爸的包容和付出。我妈是非常弱势的一方,她身体不好,性格也比较内向,我爸会说,好,你想做什么就做,你不想出门就不出,不想上班就不上,你不想干什么都没关系。我爸几乎没有对我妈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就默默地去做我妈不做的那些事。
大概从2005年开始,有十年左右,我接戏很少,更多时间用来陪妈妈。
我妈妈身体很弱,很长时间里,我会有一种不是很健康的精神状态,会觉得这个人随时要离开,比所有人都更早地离开我。这种慢性病,不像脑出血那种来不及反应,而是一个慢性消耗的过程,我一直在练习跟她告别,也在延缓和珍惜这个过程。其实做得有点过了,过到会影响我自己做选择,会觉得什么都不如她重要,当我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时,会有一点罪恶感,觉得应该拿这个时间陪伴她。
妈妈在40岁生下我,我也是40岁生下女儿。妈妈在世的最后两三年,都是在重症监护和家里往返,后来我们就搬到医院旁边,方便进出医院。病房外面是北京CBD,能看到车流人流,冬天的时候,还能看到树木、枯枝,北京看起来又繁荣又萧瑟。你想象着,外面的人有哭有笑,但里面的人生命垂危。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口气憋在那儿,总想,这个时间只要渡过就好,非常坚信这一切是能渡过的。但慢慢地,进出医院次数多了,你就知道,其实有些事是很难渡过的,你不知道哪一次来,她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那段时间看到的都是生命在枯萎的状态,当时有一位台湾作家跟我妈一起住院,有时候我从那个病房路过,就能看到他,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身躯,像山一样,但说倒就倒了,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动。
病房门窗是左右开合的,只要经过时刚好打开,就能看到里面,真的是人间百态。有完全没有人来看望的,有女儿在照顾自己老父亲的,有像失心病一样地在敲墙的,也有那种老爷爷腰已经那么弯了,每天来看自己的老伴。每个病房里面都有各种故事,哎呀,就是生命吧,有很多种走的方式,有那种一下就走的,让你来不及去思考,要用漫长的时间去消化;也有那种告诉你有一天我要走了,然后你要用漫长的时间去接受对方要走。
我高中的时候,我爸的堂姐、我的姑姑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她刚好是我妈过去的同事,两家人很近。那时候,她女儿从美国回来奔丧,一直哭,一直说妈妈我错了,不应该去美国,不应该离开你。那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我觉得将来一定不要像她那样留下遗憾。对妈妈的这种陪伴,是为她,也是为自己。
所以,很多年就是一年一两部戏,就这么过来了。
妈妈离开的时候,我比预想中镇定很多。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把它从一刻慢慢地拉到了十几年,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情感上,已经预演了那么久,所以那一刻真的到来时,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这个事里面最怕的是遗憾,遗憾在死亡面前是不能弥补的,这太让人难过了,但我跟妈妈相处是没有遗憾的,要面对的痛苦,就是去接受生命的规律,会变得相对容易。后来,真正让我释然的,就是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走,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们都要去接受生命的循环。
以前都是把妈妈放在前面,付出是让我觉得快乐、满足的事。她离开后,我开始尝试把自己放在前面,发现我不会,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明确的答案,有点迷茫,有点无所适从。我过去是在一个上弦的状态里面,那个弦就是工作和我妈,在这两者之间辗转,后来这个弦彻底松下来,反而不知道生活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过去我一直在说,以后一定要完成一场独自的旅行,要去看这个、看那个,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可以去旅行了,真的有机会实现它,我从心底里压根就没那么想做,也完全没有驱动力说服自己去做。也尝试了其他的,但还是找不到可以让自己投注兴趣和心力的东西,混一混,两年就过去了。在那个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想放慢节奏,后来慢够了,还是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结婚了,但夫妻关系还是一个很自由的关系,两个成年人谁也不用把对方照顾到无微不至。等到拍完戏回来,做了母亲,有了宝宝才知道,原来我并不能享受百分之百自我的生活,我就是一个需要有责任在身上的人,那种被人强烈需要的责任。要为人付出,要被人需要,要沉浸在亲密关系里头,这些是能够让我内心得到满足、得到平衡的基石。有宝宝之后就觉得,好满足啊,有一个人和我这么亲密,三个人组成铁三角一样不可撼动的关系,我好享受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出去走走,去逛街,去享受什么的,好像这些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心里已经被另外一个东西塞满了,除了这件事,除了工作,我可能很难主动去寻找一个完全需要我放下手里事情去做的事了。
有的时候会天马行空地想一下,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我;如果那个时候选择离开北京到一个陌生城市,我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大学毕业选择一个人到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生存、竞争,是不是会激发出其他什么潜能。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可能,我始终都不是一个愿意改变、愿意选择不可控生活的人。
高圆圆与她领养的猫 图源高圆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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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是外向型的,在一个我认为安全、舒服的环境里面会很开朗。比如小学和初中,那时我生活在云岗,在离北京市区很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城乡接合部。我家住在航天部大院,整个被田地包围着,同学、朋友一半都是航天部子弟,一半是附近村子里的小孩,每个人都很傻,特别钝,特别晚熟,男生女生在一起疯玩、疯跑,男生都跑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后面一把把男生的衣服抓住,往后一拽,然后比他跑得还要快。
但到了高中,你会发现,身边同学的复杂性超出了过去的生活经验。那时候我的心智也就10岁,还没有明确的男女分别,觉得和男生肆无忌惮地聊天没什么。军训的时候,有人唱歌,我就举手说我也要唱。那时候我就是那样的性格,我要我要,选我选我。唱了之后,我发现其他女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刚好唱歌的男生在我们年级算比较帅的,她们就会传言说,你是不是喜欢他之类。
军训完,大概刚十一之后,我就开始看到班里女生抱团、这个女生讲那个女生坏话、那个女生排斥这个女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应付不了,慢慢开始把自己收起来。
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比较容易被别人注意到,比较容易被针对,可能是因为还算漂亮吧。加上一些男生会喜欢我,紧接着在大街上被发现,然后去拍广告,开始有了关于长相、关于美的意识。
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和我讲,她初中就经历过校园暴力,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看起来有点高傲,被其他女生堵在厕所里面。加上我们班主任是个气质很好的老太太,快退休了,她不喜欢女生特别疯、特别张扬,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淑女。
现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还挺容易被驯化的,别人不断加给你一些东西,我就被驯化成功了。但当时不会有这种意识,而是要去求生存,一种自我保护,你没有能力去打破,去重建,就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内敛的淑女,直到现在。
高中时,我和同学去王府井玩,被别人发现,拍了第一支广告。后来我拍了很多广告,经常放了学就去拍。包括最开始拍电影,导演对我的要求也是:你别演,可千万别演啊,生活中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知道选择我是因为形象,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形象,一个清纯的女学生,这个形象在市场上很少,是相对稀缺的。
我就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去符合一个美的形象,不会有什么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没打算当演员,报了一个普通的大学,读了公关文秘专业。
如果不是后来遇到周芷若这个角色,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坐办公室的白领。刚入行那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拍不好戏,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个演员。除了形象适合以外,其他该拥有的技能我是没有的;除了在镜头前那一刻,其他什么时刻都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趣,但真的站到镜头前,我一点也不享受,浑身不自在。
《十七岁的单车》去过电影节,那时候我20出头,没出过国,觉得出国可以到处去看就是最高兴的事了,除此之外其他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去凑热闹的。那时,我是逃避的状态,即使作品被大家不停赞誉,我还是会觉得,我是被赞誉的部分里拉低大家的那一个。
那会儿我非常内向,非常不懂得怎么跟外界交往,羞涩,不善于言谈,那种人多的场合就对于我来说就是灾难,最深的人生灾难,你不想跟任何人眼神接触,你们不要看我,我也不想看到你们,你们不要过来跟我讲话,我也不知道跟你们讲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图源电影《十七岁的单车》
记得那是2005年吧,去香港参加一个电影节,人家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人家,大家在那个场合里面推杯换盏,我也不知道干吗,就觉得说如果我看一棵树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吧?我背着所有人站,至少不会有人拍拍我说你是谁,在干吗吧?最后我面对一棵树站了一晚。
后来有一次参加时尚活动,我躲在厕所,一直被工作人员找,后来被揪出来了,说你来跟谁谁打个招呼。但我就是想赖在那儿,去个洗手间,觉得好自在啊在洗手间里。
可能女性会从自己妈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学习怎么做一个女主人,但这一点我没有在妈妈身上学到太多,要自己去摸索。现在我稍微好一点,因为我脑子里面已经有流程了,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完成什么任务,我需要在这个任务里面做什么,我需要跟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话,它可以被设置成一个流程,像是我自己的小白皮书。你每次碰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白皮书去做,社交变得简单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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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长得好看跟好演员是有距离的,我得让人说好,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演得好。形象和演戏没办法划等号,我还是想努力往前走一步,有很多次,想要尝试打破那个淑女的我的形象。
比如遇到周芷若这个角色,她身上那种境遇的被动和抗争的主动有特别大反差,是一个蛮命苦的女孩,但始终想打破这种处境,又一次次被辜负,无奈之下黑化。这个角色对我提的要求和之前所有角色都是不一样的,终于不再是扮演一个乖乖女了,当时还挺开心的。
高圆圆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
因为不希望特别符号化,后面几年也会拒绝一些类似初恋回忆的角色,但很多时候,主动选择和被动接受剧本,中间还是有距离的,演了周芷若,不代表以后就一直能打破。包括后来拍《宝贝计划》《男才女貌》,都是按照原本的印象来,因为接到的剧本就是这样。
为什么《南京!南京!》我当时一定要接,就觉得,是不是能再打破这个东西。结果,因为长久地处在比较抑郁、灰暗的状态,后来失控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悬,听郭德纲相声才缓过来。那种痛苦的沉浸,想要抽离,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南京!南京!》最终的呈现我还是不满意。我发现,虽然我有作为演员的野心,但它和能力不成正比。那之后,有一点放弃打破这件事了,顺其自然吧。所以接了《咱们结婚吧》,就是一个轻松的、家长里短的戏。当时还没有特别多拍电影的演员去拍电视剧,有些人不太能理解,但我就想拍一个轻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挺喜欢的,我相信观众也会喜欢,特别简单的想法。
前些年,其实有个阶段,对自己特别失望。那时候刚好快30岁,重新审视自己。之前自视非常高,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门,每一扇门打开,里面都会有宝藏,但后来,慢慢地有机会打开它们了,才发现,门里面是空的——原来不是没有机缘,是没有天分啊。
也会沮丧,但更多的是接受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其实,过了那个阶段,就不会再去思索这件事了,不会去想太多概念化的东西了,更不会去想心里有什么、门里有什么,只是觉得,当下有什么,呈现出来,就好了。
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会时不时冒出来,有时我觉得,哎呀,我就这样了,也挺好的,我现在所有的平衡又不是自然得来的,是通过我的思考、通过这一路的生活经验努力得来的,我要把它打破吗?但是很多时候又觉得,我才40岁,打破它又有何妨?失控又能怎么样?
做演员,碰到一些角色,有时候必须要失控才行,所以一些好演员,你很难看到他生活非常美满,会产生很多问题。医生、心理咨询师很厉害,要有同理心,又不能全部投入进去。而演员会更难,那种实践性要求你得去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地去探索,这个人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行动。我跳进跳出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我想要做好一件事,永远是沉浸式的才能把它做好。那种时候,人是容易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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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了妈妈失控是不行的。
一个妻子失控不可怕,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是不怕失控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很快就会觉得,不行,我是一个母亲,我得有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心态,才能做好母亲,这是我的责任感驱使的。
这次拍《完美伴侣》我发现,拍到特别痛苦的戏时,会有一个屏障自动竖起来,以前那个屏障不在,我会告诉自己不能出来、不能出来,但现在会和自己说要赶快出来、赶快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救的声音,出于人生经验也好,责任感也好,屏障会自动竖起来,就像是生理反应,告诉自己,你不能往那儿去。
图源电视剧《完美伴侣》
每天的生活都是跟着孩子过的,到晚上,给她洗澡、送上床,读完故事书,关灯,之后我和老公两个人可以有点自己的时间,看剧或者电影,这是我非常日常,也非常理想、非常完美的一天。
我特别特别能理解很多女性做妈妈之后的不适应,可能作为一个过去完全关注自己的人,现在要弄一个小东西,整天睡眠不足,也听不懂Ta在说什么,把自我抛弃了大部分,怎么适应啊,我特别理解。但我一直在过这样的生活,从妈妈到女儿,中间有几年,试图过很自我的生活,反而找不到重心。
这几天,我在花很长时间录一个访谈节目,第一次聊了三个小时,第二次是昨天,聊了整整一天,不断地唤醒一些回忆。
其实这两年,我都非常沉浸在家庭生活里,没有任何觉得闷、无聊的时刻,就觉得挺享受的,跟小孩的相处,责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真的觉得她挺好玩的,喜欢跟她在一起玩。我老公也常常说,你不用那么有责任感,可以让别人带一会儿,你去休息一会儿。我好像没办法,就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沉浸很久,慢慢地,那个我就消失了,觉得这不重要,我消失了又怎么样,能体验到快乐不就够了吗,这不就是我追求的吗?
但昨天做访谈,好像做了一天非常不常规的我,和另一个人那么久地在一起,把一整天用来聊天、听音乐,对我来说是这两年从来都没有过的体验,才被动地拎出另一个我,这个我不完全是一个家庭里的我,还是一个社会的我,可能一个社会的我才能给女儿注入更多、更丰富的东西。
这段时间因为出来工作,做访问时,我会觉得自我不重要,不自我也挺快乐的,但不断地跟你们聊,被动地关心、关注自己,会发现,自我也挺重要的(笑),那个东西被挖出来了,它不会是长久的,但偶尔还是需要回到自我。可能在百分之百的自我和百分之百的付出中间做选择,对我来说后者更能接受,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必要一定把生活过到极致,在那个里头,我偶尔也要蹦出来一下。
这之后,我又回到了常态的我的生活,迎接一个小孩起床,陪她玩、互动,收拾收拾家里,再睡个午觉,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一直回忆昨天,好奢侈啊,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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