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守义之心“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酷暑难耐刘备将营寨移入山林?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酷暑难耐刘备将营寨移入山林(荆襄豪杰汉末荆州牧刘表传)

酷暑难耐刘备将营寨移入山林

八十、守义之心

“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评语

两汉数百年的儒风,造就了广大知识分子普遍性、深厚的汉室情结。

东汉末年,虽然多数有实力的地方官早就割据一方、自成体系了,但毕竟还有些另类人士,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大汉的臣属子民,坚持着“守义之心”。

比如曹操的首席幕僚荀彧,就坚持“义士有存本之思”,而且还是一个把“义”字时刻挂在嘴上、始终印在心中的人。

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从关中东归洛阳,曹操准备“奉迎都许”,在部下文武大多不看好的情况下,荀彧力劝曹操,说当年您“首倡义兵……乃心无不在王室”,现在皇帝回到了中原,“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您更应该抓住机会,“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才是真正的“大顺”“大略”“大德”(《三国志·荀彧传》)呀!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一统河朔,“天下畏其强”,曹操本人也忧心忡忡,又是荀彧给他分析局势,说他与袁绍相比,有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等四大优势,“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袁绍虽强却难能有所作为!一番鼓励,给了曹操战胜袁绍极大的信心和决心。

但后来,他与曹操渐行渐远。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复古置九州”、扩大自家冀州版图的图谋,被荀彧拦住了;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要“进爵魏公,九锡备物”,一直以来对曹操“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抱有极大期望的荀彧,眼看着曹操“霸业既隆,翦汉迹著”,在绝望之下忧愤而死,“亡身殉节,以申素情”(《三国志·荀彧传》及裴松之评语)。

荀彧之死,有的说是“忧死”,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有的说是“隐诛”,比如范晔的《后汉书》、孙盛的《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裴松之对荀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评语)。

刘巴和桓阶,大概也都是有这种“守义之心”的。

桓阶虽然没有荀彧那种近乎纯粹的忠义,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君臣大义的底线不能突破。

既然皇帝在许县,那许县就是正统;既然曹操是汉相,那曹操才是正义;只有投奔皇帝所在的许县,才算是“本于义”,只有投靠代表朝廷的曹操,才算是成大义;只有“立功明义”,才能“全福远祸”。在桓阶看来,“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者也”,袁绍割据河北,就是阴有异图,更是不义之举;刘表与他结盟,就是为虎作伥,也是“取祸之道”(《三国志·桓阶传》)。

这就和身在荆州政权核心的荆楚名士们,政治立场一致了。

刘巴除了没有桓阶的胆气,也没有桓阶的运气,其实和桓阶坚决反对刘表,是同样的道理。

右将军张飞有一次在刘巴那里住了一宿,刘巴竟然没有搭腔,张飞很郁闷,也很恼火。诸葛亮委婉地批评刘巴,人家张大将军虽是武人,却一贯“爱敬君子”,对你老兄也十分“敬慕”,你这也太不给人面子了吧?诸葛亮还提醒他,“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主公称帝在即,老兄高尚忠正,还是要稍加留意,谨言慎行一些的好。刘巴脖子一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兵子”翻译成现代汉语,类似于“丘八”、“兵痞”或“老兵油子”,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极具侮辱性质的称谓(唐长孺《曹魏士家制度》)。彭羕因为私下骂刘备“老革”,也就是老兵的意思,就被刘备下狱处死。刘巴骂张飞为“兵痞”,隐然还有影射刘备的意思。诸葛亮劝他稍加留意,谨言慎行,确有道理。但这件事传出来,刘备怒不可遏,要不是诸葛亮拦住,立时就要把他一捋到底。

这件事儿传到江东,孙权的首席文臣张昭就认为,刘巴过于“褊阨”(biǎn è),也就是心胸狭隘、气量不宏的意思。倒是孙权认为,刘巴之所以是“高士”,就是因为他孤傲高洁,不“随世沉浮”啊(《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只是,孙权虽然嘴上这么说,江东的“高士”们却被他或杀或贬了许多,呵呵)。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因为刘巴犟劲,不仅犟劲而且清高,这才得罪了大将军张飞。但骨子里,还是因为刘巴的政治立场使然。

对于刘巴的立场和动机,刘备其实也看得清楚明白,“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这刘巴一心一意要北上许都投奔曹操,留在我这里是迫不得已,怎么会帮助我成就事业?在这种政治立场之下,刘巴虽然身处尚书令高位,在政治上却一贯与刘备唱反调。所以,刘备对刘巴做了一个结论:“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而且,刘备还说过一句阴恻恻的话:“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当上了汉中王,“锐意欲即真”,就是要称帝建国了。

刘巴认为,“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刘)备在蜀,四方延颈”,正是要着力躬身虚位、广招天下英才的大好时机,如果这时候就称帝,“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会影响刘备胸襟开阔、心怀天下的形象,所以他建议不如缓一缓。称帝建国已经箭在弦上的刘备,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干脆找个借口,杀了与刘巴意见一致、一同进谏阻拦的主簿雍茂,作为对刘巴的警告(《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后世学者李清植、刘家立均认为此事与正传不合,“不足为信”)。

但刘备大刀一举,也确实如刘巴所言,带来了“由是远人不复至”的后果。

刘巴于“章武二年卒”(222年),这正是刘备倾力东征、夷陵大败的那一年。是病逝还是隐诛?(《三国志·刘巴传》云,刘巴死后,曹魏尚书仆射陈群给诸葛亮写信,“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

回头来说,也许刘巴眼中的刘备,和桓阶眼中的刘表一样,都是一个“不义”的割据军阀,所以才会前期坚决反对,后来高唱反调。

桓阶以他的实际行动,刘巴以他的心思立场,诠释了他们所谓的“明义”。而流寓荆州的北方士子,其实也大体和他们一般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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