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ndnotes 译/杜云飞
编者按：在过去几个月内，美国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黑人乔治·佛洛依德之死与警察的不公执法点燃了人们的怒火，进而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曾经历过多起严重的种族主义事件，2012年17岁的黑人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之死、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遇害同样引发过强烈的社会不满。而长期以来被视作高犯罪率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居住在孤立地区的黑人对于社会以及司法、政治以及经济制度怀着强烈的不满。在人们惊讶于本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巨大能量的同时，他们或许也应该意识到黑人群体所经历过的伤痛和歧视。
城市的艰难时刻HARD TIMES IN THE CITY
总结潜意识的最佳图像是清晨的巴尔的摩。——雅克·拉康
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由于去工业化，两者在几十年内一直萎缩，大约一半的内城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1970年代，这两个城市都是国家强制隔离的中心，而在2000年代，这两者都是次贷的中心。尽管美国大多数城市的犯罪率自20世纪90年代高峰期以来急剧下降，但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的犯罪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两地的暴力犯罪和凶杀案数量一直位居前十。然而，尽管圣路易斯的传统的黑人郊区，如金洛克，已经被彻底摧毁，但巴尔的摩的那些地区却蓬勃发展，繁荣兴旺。巴尔的摩的郊区位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华盛顿这三个富裕州的交汇处，是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乔治王子县是美国最富有的黑人占多数的县，经常被称为典型的黑人中产阶级郊区，但该县的警察部队以残暴闻名。在塔-内希西 · 科茨（Ta-Nehisi Coates）最近的回忆录中，他将这一发现作为他的黑人民族主义幻灭的根源。科茨在霍华德大学的同学普林斯·琼斯被乔治王子县的一名黑人警官误认为是入室盗窃嫌疑犯而杀害。当时，科茨写了一篇文章，探讨这起谋杀案引发的种族和阶级问题：
通常情况下，警察滥用武力被认为是一个种族问题：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罗德尼·金（Rodney King），或者最近手无寸铁的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被辛辛那提的白人警察枪杀。但是在越来越多的社区，残暴的警察是非裔美国人，由非裔美国警察局长监督，向非裔美国人的市长和市议会负责。
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琼斯枪击案后出现在夏普顿领导的游行队伍中的人如此之少时，科茨指出，“富裕的黑人居民和白人居民一样，认为受害者是罪有应得。”
几十年来，这些郊区孕育了一个黑人政治建制：联邦众议员、州参议员、副州长、市议员、警察局长。这意味着，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一个针对以黑人为主的权力结构发动的暴乱。这与弗格森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这也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应该将黑人死亡归咎于警察的种族主义？毕竟，被指控杀害格雷的六名警察中有三名是黑人。看起来，这些事件开始把阶级问题推回到议程上来。一段时间以来，黑人性（Blackness）作为先前问题的解决方案，用某种占领运动所没有的社会现实取代了处于弱势的阶级政治。但是，正如政治组成发生的变化一样，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种新的黑人联合能否沿着它迄今为止极端垂直的方式保持下去。阶级究竟是与种族无关，还是使种族问题变得激进的社会根源？
居高临下LOOKING DOWN
4月28日，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无人机在巴尔的摩上空盘旋时，奥巴马发表了声明，中断了与安倍晋三的峰会。这似乎并没有剧本：不像平衡支持警方和支持格雷家族的声明；指出和平示威从来没有像暴乱那样受到关注；笨拙地将“骚乱者”描述为“抗议者”——再认识到这一错误并迅速改口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然后升级为种族主义的“暴徒”；将巴尔的摩与弗格森联系起来，将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置于“持续了几十年”的“缓慢发展的危机”之中。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体现了奥巴马言辞的极度紧张状态的种族矛盾如今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深思”的问题特别变成了贫穷的黑人与贫困的社区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问题，尽管在政治上很难解决。希拉里·克林顿也自欺欺人，无法表达和理解这些斗争中的核心社会问题。保守的《华盛顿时报》宣称巴尔的摩的问题是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并同情地谈到“贫困地区居民的感受” 。主流观点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巴尔的摩进行抨击，同时常常默契地认为问题来自城市内部的贫困。与1960年代的鲜明对比令人震惊：极端自由主义的约翰逊曾经将黑人暴动视为共产主义，而现在整个政治阶层似乎都同意暴徒的不满：黑人的生命确实很重要，而且贫民窟的条件和监禁也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
与60年代的暴乱相比，财产破坏的程度相对较低（见表） ，精英阶层对此的接受程度令人惊讶，这也许可以归因于这两个新旧民权运动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以前的运动具有实质性地威胁到了社会和政治，挑战了可以追溯到重建失败时期的种族压迫结构，并带来了推翻一些种族主义精英的前景，而新的黑人团结政治似乎正在踢开一扇没有任何结果的大门。第一种方式至少可以让部分黑人融入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中，而新的运动面临着停滞的经济，即使对于那些幸运地已经避开了贫民区的人来说，机会也在减少。
现有的黑人精英阶层愿意接受“新吉姆·克劳”（New Jim Crow）的说法，只要它能把活动人士引入非政府组织，并帮助巩固选票——但必须处于家长式的体面框架之内，还夹杂着莫伊尼汉式（Moynihan-style）的对功能失调的黑人家庭的调侃。与此同时，教堂既是福利国家的替代品，也是社区代表机构——事实也证明，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愿意扮演这些角色。巴尔的摩的精英们利用了这种情绪，例如，在格雷案中起诉所有警察——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会赢得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Marilyn J. Mosby）的赞誉。不过，“暴徒”这个词最初是由这些精英甚至奥巴马使用过的，这可能意义重大。虽然美国各个阶层的人可以轻易地肯定，从特雷沃恩 · 马丁开始，所有黑人的生命当然都很重要，但他们能对来自巴尔的摩贫民区的暴乱者表达同样的关怀吗？当犯罪行为的污名被推到前台时，黑人身份的脆弱联合还能保持吗？
6月8日，警官迈克尔·斯莱格被起诉，罪名是谋杀沃尔特·斯科特。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一个警察可能会被牺牲，来换取整个警察系统的合法性。当然，他们也很难做出其他选择：这种情况看起来一目了然，任何其他结果都是完全的双重标准。但是，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兰德尔·克里克——杀害乔纳森 · 法瑞尔的凶手——即使是明确的案件，通常也无法定罪；就像“坚守阵地”的案件一样，即使受害者手无寸铁，警察只需要说他们感到“受到威胁”。。
6月17日，在查尔斯顿，21岁的刽子手迪伦·鲁夫（Dylann Roof）杀害了9名黑人教徒，这个南卡罗莱纳州的男人很快住进了斯拉格隔壁的牢房。他的杀戮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后特雷沃恩事件的反应。随着起诉警察的要求最终得到满足（下个月在辛辛那提有更多警察被起诉） ，人们对大屠杀的反应似乎很平静。没有愤怒的抗议，只有震惊和悲伤。在鲁夫的审前听证会上，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出现并公开原谅了他。正是这种基督教的“恩典”让奥巴马有机会最终以民权主义总统的身份出现在州参议员平克尼（Reverend Pinckney）的葬礼上。平克尼也在大屠杀中丧生。受害者羔羊般的无辜和社区的民间反应使他能够援引一个黑人的形象，这个形象覆盖了最美国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借用黑人教会的修辞术语，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对种族和种族歧视的模棱两可放到一边。
鲁夫带有复仇色彩的南方邦联主义意味着黑人正义的愤怒现在针对的不是杀手警察，而是一个象征：邦联旗（the Confederate flag），自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领导白人反对公民权利的运动以来，它就一直飘扬在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大厦上。6月27日，黑人基督教活动家布里·纽瑟姆（Bree Newsome）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撕下了这面旗。在接下来的一周，两个州的共和党州长都下令将此旗从官方建筑物上移除。一段时间以来，对悬挂此旗的人、汽车和建筑物进行攻击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随着夏天的到来，黑命攸关活动人士也开始介入了民主党初选：出人意料的左翼竞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演讲被其解读为左翼“阶级优先”与“种族优先”之间的对抗；活动人士参与了与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临时会议，随后谴责“她和她的家人在维持美国和海外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中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德雷率领的零运动（Campaign Zero）和由加尔萨、托梅蒂和卡洛尔领导的黑人生命攸关网络（BLMN）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显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应该接受民主党的温柔拥抱。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正如美国左派人士喜欢说的那样，民主党是社会运动灭亡之地。今年8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黑命攸关”的决议，但遭到了黑人生命攸关网络的断然拒绝。资深民主党人竞相支持更听话的学生，“零运动”（Campaign Zero）。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民权保守派在夏季的公开对抗虽然没有那么多报道，但也许意义更为重大。这里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是由“黑人对黑人”的犯罪问题定义的：根据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93%的黑人谋杀案是由其他黑人所为——正如鲁迪 ·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弗格森动乱的高峰期指出的那样。对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说，迫切的问题是：“当我们杀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坚持黑命攸关运动？”对于新的活动人士来说，这些话语让“白人至上主义”摆脱了困境，把责任推给了黑人自己，相当于黑人领导人“维持”自己社区的治安，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体面政治”的一部分。
犯罪的黑人 CRIMING WHILE BLACK
几十年来，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唇枪舌剑，使得“黑人犯罪”这个问题被过分地确定下来，这可以追溯到1965年莫伊尼汉（Moynihan）对“黑人家庭”状况的哀叹。保守派谴责文化病态和缺乏稳定的双亲家庭，认为这是黑人居住区高犯罪率的根源；因此，解决方案变成了促进宗教仪式和呼吁黑人承担父亲身份，同时谴责说唱音乐。自由派为说唱歌手和单身母亲辩护，反对宗教保守派，谴责种族主义警察过度监管黑人社区，认为警察夸大了黑人犯罪行为；因此，解决办法就是警察改革和打击种族主义。最后，社会民主人士会同意保守人士的观点，即黑人犯罪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会指出一些结构性因素，如高失业率和贫困，这些因素部分是由现在和过去的种族主义所驱动的；因此，解决方案就成为了针对贫民窟的马歇尔计划。
许多黑人中产阶级对自由主义者否认黑人犯罪持怀疑态度；许多人的家庭成员或朋友都受到过犯罪的影响。他们经常对结构性的争论持开放态度，也厌倦了等待越来越不可能的社会民主人士的灵丹妙药。注意到他们自己相对进步的能力，他们很容易将黑人穷人的状况与其他种族化的移民群体的所谓成功进行对比。因此，他们得出了保守的结论：他们的文化、性观念等等一定有问题。这不仅仅是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们和本 · 卡森（Ben Carson）们的问题，这也是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比如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和 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它也逐渐成为许多所谓的激进分子的立场：阿尔·夏普顿愤怒地反对垮裆裤，康奈尔·韦斯特谴责黑人文化中的“虚无主义” ，并认为宗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把犯罪归咎于文化是愚蠢的。米歇尔·亚历山大的《新吉姆·克劳》是这些活动人士的关键参考点。亚历山大指出了与毒品有关的监禁中的种族差异：黑人和白人使用毒品的比例差不多，但黑人被捕的次数要多得多，有时因同一罪名而被判处更长的刑期，这意味着这些差异是种族主义警察和法官造成的。然而，自由派对这种保守主义论点的反应往往带有盲点。亚历山大把注意力集中在低层次的毒品犯罪者身上，甚至许多保守派人士都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坐牢。在囚犯中，暴力犯罪者与毒品犯罪者的比例超过2：1，而暴力犯罪者中的种族比例失调与毒品犯罪者的比例一样严重。这些地方“黑人对黑人犯罪”对统计数据居高不下，保守派喜欢拿这些数据作为证据，证明黑人遭受暴力的责任在于黑人社区本身。可以理解的是，自由主义者对这些论点做出了反应，他们指出了同一种族内谋杀发生率的相似之处：白人的谋杀率为84%，黑人为93%。这似乎是一个有争议的有效论点：难道白人社区不应该为“白人对白人的犯罪”承担更多的责任吗？ 但是，有些东西被模糊了：根据司法统计局的数据，黑人互相残杀的次数是其他人的8倍。承认这一点似乎是对保守派道德说教的让步，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种修辞逻辑。在这个发达国家最不平等的社会里，难道犯罪率不应该很高吗？难道暴力犯罪不是集中在城市地区吗？避免这些事情的论点往往含蓄地诉诸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无辜概念，因此似乎具有强化犯罪烙印的反常效果；在这里，“体面政治”（respectability politics，指非裔应符合主流价值才能享受平等）的批评者再现了它的创始前提。
虽然通过一项庞大的针对贫民窟的马歇尔计划来解决根本问题的前景看起来是最渺茫的希望，但黑命攸关活动者的许多政策建议只不过是某种版本的“更黑人的”警察。在巴尔的摩等地，警察改革的历史和“平民审查委员会”长期以来反映了广大民众的面貌，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反应的不足。但是，那些更激进地声称应该减少警力而不是改善治安的人，在某些方面也同样脱离实际。保守右派经常提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正是在最贫穷的黑人社区，我们经常发现对加强治安的最有力支持。当夏普顿在他对布朗的颂词中抨击歹徒和暴徒的卑鄙黑暗时，一些激进分子被吓坏了，但他的信息受到了在场的许多弗格森居民的热烈欢迎，这是因为夏普顿呼吁了贫民窟中存在的“体面政治”。在西巴尔的摩长大的塔-纳西·科茨（Ta-Nahesi Coates）承认，许多居民“更有可能要求警察支持，而不是抱怨警察的暴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警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求助对象：当美国白人的“安全感”在“学校、文件夹和摩天大楼”中时，他们的“安全感”却来自“和社会一起蔑视我们的持枪警察”。
2020年6月4日，特伦斯·弗洛伊德（中）在美国纽约参加纪念兄弟乔治·弗洛伊德的集会。
治理过剩人口 POLICING SURPLUS POPULATIONS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资本是色盲的：白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与黑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没有什么不同，当种族主义法律干涉劳动力的买卖时，资本家就会倾向于支持推翻这些法律。然而，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出现了谁必须离开的问题时，通常可以考虑工人之间必要的分歧，通常是按照亲属、族裔和种族划分的。因此，资本家即使不是种族主义的制造者，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分裂会削弱工人本来可以获得的集体协商。从历史上看，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不是资本造成的，却经常是国家造成的——特别是白人定居者和其他殖民国家。反通婚的法律是国家种族主义的缩影，旨在通过宣布种族混合为非法来确保种族差异；民族国家变成了一个单种族国家。
在二十世纪中叶，这种由国家精心安排的竞赛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瓦解了。一方面，纳粹种族灭绝的曝光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成功使明显的国家种族主义失去了合法性。另一方面，战后的快速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吃紧，减少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就业竞争。因此，这是一个同化的时代，表现为民权运动的部分胜利。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再次显现，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利润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最近实现的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阻止真正的经济不平等。在这里，国家将发现自己扮演了一个新的种族决策角色，这一次是作为作为种族过剩人口的管理者。
随着经济放缓，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开始崩溃，无产阶级被逐出工业部门，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足，以及低工资增长。人们纷纷逃往郊区，留下了衰败的市中心。这带来了社会结构的磨损，以及国家财政危机。从里根开始，政府就跨越两党的分歧，把这当作一个机会，迫使一系列社会项目结束，以前存在的社区也开始瓦解。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维度：私人家庭的媒体消费，经济/文化的日益分化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现有的团结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本应在黑人权力运动背景下实现自治的社区发现自己被犯罪和绝望撕裂了，于是，警察作为社会调解的最后手段介入，管理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在社会结构中变得无处不在 例如，当人们由于某种精神崩溃或其他原因进入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时，政府越来越多地派遣警察，而不是“精神健康专业人士” ，他们会用武力制服这些人，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杀人。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维持生存，任何事故或坏运气都会使一个人丧失所有的一切。人们跌倒而无法康复时会生病或转向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警察确保跌倒的人不会造成进一步的骚动，如果造成了，就将他们拖到监狱。因此陷入圈套的不仅仅是那些被警察抓住的人，而是那些被社会分裂蔓延的载体控制的人。与此同时，更广泛的人群——那些害怕下层阶级的人——形成了自己的警察心态，这就给那些把警察说成是强加于社区的反警察口号蒙上了一层谎言，这些口号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如果警察停止干预，这些社区就会表现得很好：在社区和社会本身处于衰败状态的地方，警察就会充当替身；给生活带来一种表面上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对资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不可能通过改变警察的基本特征来解决这个问题。要进行全面改革，取消警察目前作为压制性的最后手段的社会调解职能，就需要恢复社会民主项目。但随着经济资源的减少，国家缺乏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与此同时，黑命攸关活动人士可以围绕更为软化的改革与两党政治精英团结在一起——比如释放低级别毒品罪犯，以及对社区警务进行“司法再投资”——打造更具针对性的监狱国家的可能性。对美国黑人的残酷执法是对人性的预警。要逃离这种反人性的未来，就需要发现超越分歧的新的统一行动模式。
尾声
这股斗争浪潮以“黑人”为标题，吸引了来自美国各阶层的人们，他们抗议与种族主义结构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纵向一体化。与近期其他运动（如占领运动）的盲目混乱相比，这一运动更显重要。这是一场罕见的运动，似乎可以把贫民窟居民、百万富翁明星和政治权力掮客联合起来，推动一项实质性的社会事业。但问题就在于。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跨度上延伸，形成统一战线的基础必然会相应地变弱。如果同一性的内容没有同一性就是无效的，那么在极端的差异中，同一性的存在就会回归到最简单的形式，同时内容也会逃逸。
这股斗争浪潮以“黑人”为标题，吸引了来自美国社会广大地区的人们，他们抗议与种族主义结构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纵向一体化。这个统一术语的内容与近期其他运动（如占领运动）的无方向性统一探索相比，显得有些重要。这是一场罕见的运动，似乎可以把贫民窟居民、百万富翁明星和政治权力掮客联合起来，推动一项实质性的社会事业。但问题就在这里。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跨度上延伸，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统一性必然会相应地减少。如果就身份的内容没有达成一致，身份就是无效的，那么在极端的差异中，身份就仅仅是一个形式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黑人性”似乎可以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其特殊构造的结果：由于作为下层阶级的标志，它被赋予了一种社会内容，但由于其与阶级范畴的不一致，使一种独一无二的认同成为可能。长期以来，许多冲突已经确定了黑人斗争的特殊性：无产阶级的叛乱或“种族领导”；“黑人性”是社会经济或文化的灾难。但是，随着贫富差距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陷入痛苦和犯罪，将两极融合在一起的姿态必将变得空洞。如果要表达某种社会性的内容，就必须放松对身份的控制；如果要拥抱某个身份，就必须放弃社会性的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者。警察改革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或者是为了改善贫民区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警察暴力可能是对其他类型暴力的唯一制约？如果说“黑人性”似乎提供了各种要求并不互相矛盾的空间，那么这只是因为黑人中产阶级也生活在贫民窟里，与他们共享命运，黑人工人阶级有理由希望更好的生活。
虽然很明显，黑人性有能力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大规模的动员。在它的紧张局势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不稳定的时刻，那就是种族主义逻辑的社会根源，在那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在腐烂成为虚无，这将是剩余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果种族可以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政治谜团的解决方案，通过下行的转变召唤出新的统一，那么统一本身就会在另一个政治僵局中出现，因为进一步的下行有可能使其解体。现在，贫民区重新发现了它的暴动能力，并通过这种暴动来迫使变革，那么美国其他更大的白人和拉丁裔贫困群体会袖手旁观吗？在这样的时刻，新的种族领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必须仔细聆听这些转变中出现的新声音。
后记
尸体依然在堆积。2015年7月16日，28岁的黑命攸关活动家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被发现在德克萨斯州沃勒县的警局牢房中被绞死。那些进入这场可怕的运动万神殿的人只是冰山一角。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警方已经杀害了891人，其中217人是黑人，是白人和西班牙裔的两倍多。
8月9日是布朗枪击案的纪念日，当天250人聚集在弗格森。晚上，警察遭到枪击，一名记者遭到抢劫，同时武装人员守卫着弗格森市场和酒类商店。18岁的小蒂龙·哈里斯（Tyrone Harris jr.）——显然是迈克·布朗的密友——被四名便衣警察开枪打死，据称是因为参与了抢劫者之间的枪战。8月19日，另一名18岁的圣路易斯青少年曼苏·鲍尔-贝（Mansur Ball-Bey），在摆脱搜查的过程中被警察从背后射杀。大量人群聚集在北圣路易斯，等待警察催泪瓦斯的袭击； 扔石头、烧汽车、抢劫...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在弗格森长大的黑人祖母佩吉·哈伯德（Peggy Hubbard）攻击了黑命攸关运动，称其支持鲍尔-贝这样的“暴徒”和她在监狱里的兄弟，却对9岁的贾米拉·博尔登（Jamyla Bolden）的悲惨死亡视而不见。博尔登躺在母亲的床上，被一颗飞驰而过的子弹击中身亡。8月24日，一位新任命的弗格森法官宣布，所有2015年之前签发的逮捕令将被取消，密苏里州立法机构将圣路易斯县的法院费用上限定为市政收入的12.5%。尽管屠杀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但是通过骚乱，集体协商再一次令政治权力作出了让步。
责任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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