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于汉代的古器物收藏与鉴赏，延至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至上而下皆热衷此道。江合幾《醴泉随笔》中记载北宋初年，长安即有“宝货行”，《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东京鬼市热闹非常，可见当时人喜爱古玩蔚然成风。
至于名家好古者，典故甚多。后人传宋太祖为艺祖，宋太宗亦为古物鉴赏家。欧阳修（1007-1072年）、苏轼（1037-1101年）、米芾（1051-1107年）皆已为世所知；另有闻者，“夏英公竦（985——1051年），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月常数四如此”，收藏之风在士大夫中如是盛行。宋徽宗（1082-1135年）赵佶不仅创设了皇家画院，同时他作为艺术收藏家，涉足绘画、书法，另亦热衷奇石、玉器、古瓶，古碑刻，自上而下推动了整个社会对收藏的狂热。
这股热潮普兴于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十世纪开始的印刷术，很快推进了售书行业的发展，笔记体小说与类书由此盛世，不仅有关于绘画、书法、话本、杂剧、曲谱等，也有地理学、历史学方面的著述出版，甚至出现研究自然科学、医学与偏方等方面的小册子。此期出版最宏大的潮流乃是对收藏、编目、博古及至猎奇志怪类的趣味。
其二是于北宋中叶始，士大夫对古器物的主动收集与研究异于以往。吕大临（1042-1090）在《考古图序》中认为：“先秦以来之古器，数千百年后，尊、彝、鼎、敦之器，犹出于山岩陇亩之间……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然至嘉佑八年(1063) 刘敞（1019-1068年）广搜古物深入研究，著成《先秦古器图》，又欧阳修著《集古录》，古物研究在士人中乃成为风尚。
蔡京之子蔡絛在其《铁围山丛谈》“古器说”中认为二人有开创之功：“始则有刘原父( 敞) 侍读公为之倡, 而成于欧阳文忠公( 修) ”。宋人之所以对古铜器如此热爱，首先主要对那个遥远的时代向往已久，“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刘敞推测这些古器“于今概二千有余岁矣”。
在徽宗统治时期（1101-1125年），一批古代青铜器和玉器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了，无疑为金石热又添了把火。从刘敞到欧阳修、吕大临，至徽宗一朝，“金石学”研究渐成体系，出版了一批古器物著录和研究专著，诸如《宣和博古图》、《金石录》等等，“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 这是王国维先生的推崇。
一、缘起徽宗朝绵延的收藏热度，延及南宋仍然在上层酝酿。高宗（1107-1187年）对文化艺术的态度与乃父一样，也致力于充实宫廷收藏，即使动荡不安时节依然如此，甚至还留有《翰墨著》：“思陵（高宗）妙悟八方，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
南宋尽管偏安一隅，但经济实力依然雄厚，又江南物产丰饶，人情雅趣酝酿。这时期出版书籍激增，私学和书院空前扩张，古董和艺术品买卖更有所增长，专做古董生意的商人和古物商店随处可见，真赝古物一时间鱼龙混杂，教人如何鉴赏古物、辨别真伪的需求随之高涨。所有这一切新生事物都不能不影响到当时人的文学和艺术趣味。虽然书画、碑帖、钱币在六朝至唐期间已渐有专论，其他古物的收藏、仿制乃至作伪等鉴赏审评专论至宋因之浮出水面。
金石考古的热情之外，格古清赏的雅风也极流行。此间有诸如唐询（1005—1064年）的《砚录》，米芾的《砚史》，朱长文（1039年-1098年）的《琴史》，以及蔡襄（1012-1067年）的《茶录》，洪刍（1066年-1128年）的《香谱》，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等专项记载；即便文房清玩，也有苏易简（958—997年）的《文房四谱》在前，其序中载“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
显然，赵希鹄并不满足于只做专项的考订，他心目中的文房清赏，有着更系统的象征喻义。此点清代《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书尾记中交代得尤为清晰：
宋以后则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门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立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表明《洞天清禄集》不同于谱录，亦不同于其他杂说。其作者赵希鹄以文人书斋为整体环境，以清雅好古、辨订是否为动因，立意鲜明，分门别类，开创了杂品之书的新体例。
《洞天清禄集》虽仅一卷，论述内容却详实具体，体例系统全面，清《四库全书》收录在子部杂家类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其“洞悉源流，辨析精审”，“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鉴赏家之指南也”。
此著开宗明义，表明作者心志，论及古物鉴赏的目的与意义，全书分门逐类，共列古琴辨、古砚辨、古钟鼎彝器辨、怪石辨、砚屏辨、笔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石刻辨、古画辨等十门类（亦有版本为十一门类，多出“古今纸花印色辨”），均为文房清玩之物。作者尤其对器物种类、形制、材料、制作工艺、时代特征，乃至辨伪方法等均进行了精细考辩，因此多被后代视为文房清玩的鉴赏、品评、考证的典范之作。
赵希鹄的生平却一直扑朔迷离，材料极少，史上所知者仅为南宋宗室子，生卒年不详，《四库全书·洞天清录》提要称“希鹄，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于燕王德昭房下，盖太祖之后。”纪昀在其中有“书中有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语，则家于袁州者也”之语，至今世人皆认赵希鹄为袁州（今宜春）人。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沿用此说法：宋·赵希鹄，其书端署籍开封，家于袁州（今江西宜春），约绍兴十一年（1141）左右生，绍熙三年至庆元二年（1192-1196）间卒。显然，做为一名在历史上仅知其身份与一本著述的普通宗室子弟，他本人的资讯与研究几乎均是了了带过。
好在目前因科技的进步，对材料的获取程度较之以往要便捷很多。除了文献资料，我们还可得到考古（墓志）、石刻等实物材料，另外，相关的家谱也可作为佐证。与新近发现的新材料结合起来，透过它们，我们可略微清晰地推测到距今九百年前赵希鹄大体的生活面貌。
当然，推理式的“问题”进入，往往可能将人物描述成平面的案件索引，如果力图丰满全面一些，我认同包伟民所说的，同样也希望本文对于赵希鹄的生平理解，能够做到如此：“困窘的局面促使我们改变观察的视角，也许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回归历史学的本义，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这样至少在某些方面，尽可能去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有一定的可能性”。
当然，本文实为赵希鹄著述的编外篇，稍涉《洞天清禄集》及其主旨。本人在搜索材料时，对相关实物、文献等材料同时进行了互证与存疑。尽管历史渺茫，但能够将其祖父、家族兄弟等渐悉联系起来，竟颇有些欣喜，觉得有必要成此小文，让我们看到：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这一支既特殊又普通的宋宗室几代人在不同境况中的生活，悲欢离合都含在这些片段当中。
二、赵希鹄的家族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称帝于应天府。建炎三年（1129），高宗在东南立足，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尽管时时风雨飘摇，但一百五十年间，百姓偏安一隅，依然可享太平。虽然除去前二十年从北到南的颠沛流离，再除去后二十年内忧外患的加剧，真正得享安宁的时光，是这中间的百年。本文的主人翁赵希鹄的一生便是在这宝贵的表面平静（实则依然政局动荡、瘟疫天灾时时发生）的岁月中度过，他的家族也在南方开枝散叶 。
1126年，当大约三千名宗室成员被女真人掠到北方时，也有几百名宗室设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爆发时，南宋各地都有宗室做官，不少人做到知州、知县。面对战争与叛乱，宗室也立下赫赫战功。赵希鹄的曾祖父赵子嶙，也曾是这其中一员。
（一）始迁祖赵子嶙
《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三>中载，赵希鹄为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八世孙。他们的祖先赵世雄被封为淄王，子孙世代可享受永居开封的特权。家族的后代因此也自称“浚仪赵氏”。浚仪是开封赤县的本名，1009年改称祥符。然而随着北宋的覆灭，宗族仓皇南下，浚仪赵氏这一支也需要重新寻觅栖息地。
对这一族人产生巨大且深远影响的，是赵希鹄的曾祖父赵子璘。他是这一家族在南方诸暨的始迁祖。赵子嶙，字公远，燕王之后，祖父为淄王世雄，父亲是正奉大夫令郯，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榜与其弟子岷同进士及第，初授左朝散大夫，靖康元年八月曾任承议郎，后通判杭州，权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建炎年间，任湖州知州抗击金兵。
赵子嶙的事迹在《宋史翼》、嘉靖《浙江通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嘉泰吴兴志》等史书与方志均有载。如《嘉泰吴兴志》中载：
建炎二年守郡时，虏人南侵，所过辄下或空城邑去之。公乃躬率将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励，愿以死守。或谓贼且浮舟而来，乃厚赏募人没水，行以凿贼舰、诛巨木、沉废舟，以绝闲道。事甫定，遽罢，去居。人攀恋涕泣，御史以民言告于上，诏还于郡。乾道五年立祠于颜鲁公堂东偏。
诸多版本与上述大体一致，均言子嶙在战争中遭遇强敌，仍能从容应对，智略百出，且身先士卒，为湖州百姓所爱戴。然而他在建炎四年终究被罢免，这大约让子嶙与其后人一直介怀，其子伯衍因此在子嶙死后，多次恳求周必大为其碑刻题跋，向世人解释这段原曲。然而从嗣濮王仲湜、文林郎赵隽之与武功大夫岳飞的角度来看，似乎又有些不同。
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所记建炎三年三月十九日之事，似是宗室之间的意见不同所致。赵隽之，南宋理宗时期同知枢密院事赵以夫的曾祖，乃魏王之后（第五代孙）。建炎三年以文林郎监常州仓。三月丁酉（十九日）：
是日，吕颐浩帅师次常州，与守臣周杞约治兵扼其险要。先是文林郎监常州仓赵隽之闻变，请于杞，率宗室数十人诣秀州，见权两浙提点刑狱公事赵子璘，请团结兵民勤王，子璘不从，事遂止。杞因命隽之措置大军钱粮，以竢颐浩。赵隽之事，以绍兴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要录》中提到的所奏之人仲湜，字巨源，乃太宗玄孙，楚荣王宗辅之子，安懿王孙，初名仲泹。当时政坛重要人物。熙宁十年（1077）授右内率府副率，累迁密州观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军承宣使。钦宗嗣位（1126）授靖海节度使，更名仲湜。1127年康王即位于南京时，仲湜率众往谒，因勤王有功，后上诏袭封嗣濮王，加开府仪同三司，授检校少保、少傅。赵隽之也因此升为左文林郎、平江军节度推官，绍兴四年（1134）概因仲湜的举荐再改为京官。
越年，即建炎四年八九月间，又有一事，当时还是武功大夫的岳飞写过一则奏疏，却正是弹劾湖州知州赵子嶙，依然是关于措置军粮：
乞催湖州赐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臣岳飞状奏：近奉圣旨，于湖州封桩米内支拨五千硕，应副本军起发。臣与士卒同被如天之赐。昨所差般运人回，据本州知州赵子嶙却称，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挥，不肯应付。即日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据，窃虑有失事机。伏望圣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挥装发，庶几即得前迈，以修疆场之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湖州当时正处于关键位置，或许时任湖州知州的赵子嶙期望固守本州百姓而无暇他顾，或出于谨慎行事之风，不意竟导致纷争。况当时嗣濮王仲湜、武功大夫岳飞声誉正隆，他们的言论举措大概无论如何都会对赵子嶙产生影响。岳飞没有得到湖州粮食之后，还曾写信给刘光世请求增援并借十日粮食，帮楚州度过危机。当然，刘光世没有任何回复。最终，楚州沦陷。
而赵子嶙第二次也是最终的罢免竟然也跟刘光世有关。这是淳熈十年，已为枢密使的周必大应子嶙之子伯衍的多次请求，调查事件始末，为赵子嶙写下可供后人瞻仰的跋文。
跋赵湖州祠堂记
湖州刺史赵公子嶙祠堂记。（都）仲并所作，其载守城之功甚备。独云事甫定，公遽罢。后以御史言复还，又数月竟去。凡称罢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惧或者疑公为罪行。故以闻诸太史氏者补之。盖己酉冬，宣抚使出于无防，谬用武臣杨应诚代公守湖。父老遮道闭关，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台评黜杨而还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抚摩以为报。防转运使督缗钱十万饷，刘光世军而堂帖随下，谓州故贷椿钱二万缗、米七千斛，期以旬尽偿。公言民力不支，请先军需后偿欠。朝廷遂勒公侮慢贬秩，而罢。其始末乃如此。是岂以一时守城为功，可谓能固邦本矣。湖人奉尝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衍屡求予书，将刻之碑阴云。淳熈十年九月十日。
淳熙十年，已经是1183年，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具体细节和个中原委我们难以完全清晰。然而大体上，在国家沦亡之际，宗室的身份使他们不同于庶族，对于宗室来说，国与家是纠缠在一起的，难分难解。这点对于大多数宗室而言无庸置疑。
可以想见，或许是行事想法不同，或许是时机影响。从正面来看此事，子嶙一直言民力不能支撑，请朝廷先拨军需，后还欠账，态度坚决。因此转运使以“轻慢冒犯”弹劾赵子嶙，随即被贬罢官。从保护地方的角度而言，子嶙确实是足够尽力了。
（二）诸暨赵氏家族
1、赵氏家族始迁地与墓葬群
1263年赵与伺在所作《浚仪赵氏庆源谱》序言中，提及先祖初至诸暨之事：南宋时期赵令詪(1099～1166)任绍兴知府期间，把家搬到诸暨。《浙江通志》中也有载: 赵令詪，宋宗室世膺之子。两知绍兴府，有惠政。卒葬诸暨之龙泉乡，子孙因家焉。同行的还有从侄赵子嶙，令詪之父世膺与子嶙祖父世雄为亲兄弟（同为燕王之后）。华舍赵氏与银冶派都是从子嶙繁衍而来。赵与伺已是赵子嶙的五世孙了。
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从海上逃难回来的宋高宗，不敢直接回临安府，将当时的越州作为了临时首都，次年元旦改年号为绍兴，寄托“绍（承继）祚（国统）中兴”之意，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升为绍兴府。诸暨，隶属绍兴府，位其西南，在吴越时期就已经闻名，陶朱公范蠡和西施的故事让这座小城蒙上了传奇的色彩。
此处极富江南风韵，川土明秀，至南宋时，家在绍兴山阴的陆游赞叹“村村有画本，处处有诗才”，比之魏晋时期的“犹如镜中游”（王羲之）更添风流蕴藉的世间繁华景象（图一 地貌图）。跟着高宗南渡的臣民分至沓来,据悉一时之间，两浙之民,百倍于之前。随迁的皇族后裔，也将这里作为生活的理想居所。1133年，南宋宗室机构设置了泉州、福州并绍兴三地宗正寺，每处安排一位宗室长者，领导宗室成员，监督并保证宗室所享用的钱粮津贴的发放。
图一 诸暨县境图（清 康熙《诸暨县志》）
赵子嶙家族始迁之地为诸暨智度寺，时间大致为1151年，赵令詪任绍兴知府期间。不仅族人，令詪还派侄儿赵子瀹北上开封迎取其父母的灵柩，在诸暨重新安葬，地方志载赵令詪后葬于诸暨龙泉乡。这支以先祖淄王赵世雄为支系的“浚仪赵氏”家族，真正扎根于南方诸暨了。
智度寺所在的智度山，又名月山，不甚高。如今处于诸暨中学的后山，半山坡还有株明代遗存的大树，其后平地上依然有寺庙遗址。只是九百年时光过去，不知南宋原基址在哪里，大抵在这方圆之地。因为不远处的陶朱山，有这个南迁家族的墓地群（图二）。
图二 诸暨县城图（清 康熙《诸暨县志》。智度寺处右图上中间，陶朱山为左图“十里长山”）
1986年发现一座位于诸暨城西的望云亭旦旦服装厂基址上的宋代古墓, 出土了一块墓志碑，为《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此志石高80厘米，宽53厘米，厚8厘米。首题“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一行11字，正文14行，行字不等，共283字（图三）。志文如下：
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
巨宋艺祖之皇子，曰燕王德昭。由燕王而越六世，而朝请大夫、直秘阁子嶙出焉。秘阁之子伯衍，为中大夫。中大夫生保义郎师傅。今殁而将葬者，师傅之长子，浙漕贡士希簠，字明卿也。噫！若人也，幼孤而立，事母尽孝，兄弟怡怡，宗党雍睦，尊敬师友，诲饬子弟，盖将大赵氏之门矣，而亡之，命矣。夫人寿概百二十，或八九十止，六七十犹以为恨。今明卿年四十七而亡之，命矣。夫明卿之生，以绍熙甲寅六月十九日戊申，其终也，嘉熙庚子八月二十六日丁巳。其冢嗣与琕亦举浙漕进士，次与琔、与镘、与锑，奉母余氏命，以淳佑辛丑八月廿七日壬午，葬其父之柩于绍兴诸暨陶朱乡姚家坞山之原，盖葬于寓里也。从父兄希鹄，洒涕而志其墓，且为之铭，铭曰：德应寿，奄如殁。居陶之麓，佳城郁郁，宜其子孙保终吉。迪功郎姚琯书讳 黄昕刊
图三 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 诸暨博物馆藏
此墓志铭文前面述介墓主人身世：赵希簠，系宋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一族，朝请大夫、直秘阁子嶙的曾孙。祖父中大夫伯衍，其父保义郎师傅。希簠(1194-1240年)为长子，浙漕贡士，于嘉熙庚子八月卒，年四十七，其子与琕、与琔、与镘、与锑奉母余氏之命，葬父于诸暨陶朱山姚家坞。
后段提及立碑时间与撰者：次年淳佑辛丑 (1241年)，为其撰墓志者，正是其从父兄赵希鹄。希簠卒于嘉熙庚子年，《洞天清禄集》中所载，希鹄从岭右回至宜春之时，盖当时赵希鹄在袁州任职，次年希鹄即回到故乡诸暨，为从弟“洒涕而志其墓”。
希簠一系，《宋史》宗室世系表三的序列为“子嶙——伯忌——师傅——希箫——与琕、与琔、与镘、与锑”，与希簠墓志所载有两处出入，当以墓志之实以勘正史料，“伯忌”应为“伯衍”，上文中周必大《跋赵湖州祠堂记》中还提及“公子伯衍”，“ 希箫”应为 “希簠”之名，即墓主人。
这是我们可见到相关于赵希鹄的实物之一。墓志云其从弟希簠所葬地陶朱乡姚家坞山之原，为其寓里。这里当是其家族在居所不远的墓葬群。墓地是一个家族认定其家乡的重要标志。前文所说的赵令詪将其父母的灵柩从开封迁至诸暨，可能也葬于此处（或不远）。
事实上，在陶朱山，此前还有两位女性墓主墓志已出，仔细考量，发现她们也正是这一家族的成员。其一是南宋戴氏夫人墓志，该墓志高53.5㎝，宽82㎝，厚8㎝，为青石质（图四）。
夫人姓戴氏，世居金陵，其先皆隐德不耀。夫人生而慈慧，来归赵氏。承尊有敬，拊众有恩，姻族咸称焉。自中年远荤膻，诵梵典，至易箦犹不废。不肖孤师奭宦游四方，夫人必饬以廉瘽(谨)，勿坠门绪，有所平反，则喜见大宅。为邑长于吉之太和，夫人属微疾，告于上下神祇，弗闻也。于绍熙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终于官舍，邑人六万家缟衣素冠，如哭其亲，哀挽千轴，世谓罕见。
夫人寿登九帙，庆渥三遇，累封太宜人。男一人，师奭;女一人，适进士郭伟。孙男二人:希皓、希瑟。孙女一人。是年四月二十有三日龟卜协吉，窆于越之诸暨陶山之原。是用饮血吞痛，略述梗概，揜置于墓。呜呼!灵车行行，身忍独存。心坏魂蜚，此恨莫伸。书之坚璧，纳诸幽阴。有痛终天，尚何可言?
男师奭泣血谨书
刊者黄琮
图四 南宋戴氏夫人墓志 诸暨博物馆藏
墓志文为其子赵师奭所书。师奭，经查证为伯履之子，子嶙之孙。《宋史》记载伯履为赵子嶙长子，墓主人戴氏适伯履为妻，于绍熙四年（1193年）终于官舍，封为太宜人。所谓“官舍”，当是前文所提南宋朝廷为各处宗室所设置的机构（寓所）。师奭有二子，即戴氏之孙，名希皓、希瑟。
赵师奭在墓志中言他“宦游四方”、“为邑长于吉之太和”。史上确有载，师奭曾做过太和知县。而与浚仪赵氏世代友好的周必大，又在其《文忠集》中载有师奭的跋文：
新光州守赵师奭，字国佐，才高一世。仕京口，以谗废，宰太和，以忧归。得郡待对，没于逆旅。家会稽，又遭焚，识者闵之。今既葬矣，其子寄行状求追挽。嗟嗟不足，情见乎辞（戊午五月）。
戊午，当是庆元四年（1198年），距其母不过五年时间，师奭也故去，想来其当也葬在这片墓地，真令人嗟叹。
另1982年陶朱山东麓桃花岭发现三座宋代砖室墓，其中有一方圹志是赵希贤为其继室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所刻（图五）。赵希贤乃赵希鹄大伯父师赤（同祖父伯衍，其子依次为师赤，师偃、师伊、师仲，师傅）的次子，与赵希鹄、希簠为从兄弟的关系。
宋故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本贯绍兴府诸暨县。曾祖讳虞弼，故任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枢密副都承旨、赠少保。祖讳俣，故任朝请郎、会稽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父讳昌道，故任从政郎、常州武进县丞。母高氏。嘉泰元年辛酉三月初四日生，二十五岁而为赵希贤之继室。越二岁，以疾终，实宝庆三年丁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二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酉，葬于本县陶朱山邢氏墓之右。
廖氏生于世宦，禀性聪慧，通书数，善言容，且约己以礼，克全妇道，事上抚下，举无间言，视邢氏之女不啻如己出。予痛其夭逝，因刻石于圹，以志其实。邢氏既予前室，今以廖氏同葬，宜矣。予念丧偶之至再悲可胜邪？
国子监进士赵希贤志
刊者黄桂
图五 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圹志 诸暨博物馆藏
宝庆三年为丁亥（1227年）。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其曾祖父廖虞弼官至成州团练使，后转枢密副都承旨，他是嗣濮王赵仲湜的女婿。桃花岭墓葬中同时出现的，还有墓主人武氏与廖氏，她们同廖氏百十三小娘子为依次祖孙三代的关系，分别是廖虞弼的儿媳、孙女、曾孙女，廖虞弼与其子或许也安葬于此。
而赵仲湜后人墓葬亦在陶朱山被发现。宗族、士族之间的联姻错综复杂、枝蔓相连可见一斑。
陶朱山，在诸暨城西。据说春秋末期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立国之后，辞官归隐此地，以经商为业，人称陶朱公，故称此山为陶朱山，又名长山，“在县西一里，南北可长十余里，高五千余丈，其顶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
从赵子嶙初迁地智度寺到陶朱山不过三公里。
2、诸暨赵氏家族体系
铺陈宋史、相关文献、方志、墓志等等，这个宗室家族乃至旁支在南宋时期的活动面貌也渐渐清晰。这一支不断发展扩大的家族体系，正如子嶙的五世孙赵与伺在南宋后期《浚仪赵氏庆源谱》中所陈，他们的宗室已经根深叶茂，南渡之后，这个家族节俭持家，忠孝仁爱，惠爱及人。终于在他那一世，已经有两百名天水赵氏后裔居住绍兴。当然，他们都是牢牢依附于王朝的大树上。
两宋统治三百余年间，宗室谱牒编撰体系逐渐完备，分为五个类别：《玉牒》、《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南宋始终所重者主要《玉牒》、《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举凡宗室成员的出生、死亡、赐名、立名、婚娶、官爵迁叙以及功罪等等事情，大都登记在案。
赵希鹄等宗室子之科举、任官等事件，可能登记于《仙源类谱》之中，因为在各类皇族谱牒中，仙源类谱对宗室成员的事迹，记载得最为全面。尽管宋代《玉牒》，迄今多数佚失，庆幸的是靖康之后南宋重修的《宗藩庆系录》、《仙源类谱》在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尚有残本。
南宋（以及后来的）宗室家族族谱的一般模式是把他们的始祖追溯到南宋初年（图六）。赵宋皇族宗谱分为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魏王（赵廷美）三派。今诸暨赵氏宗谱根据《山阴华舍赵氏宗谱》、《暨阳南门赵氏宗谱》续修，以太祖派为主，分为南门、莼塘、清门、兰台四派，太宗派为辅，魏王派间或有之。
有学者对宗谱的准确性持审慎的态度。何兆泉认为，贾志扬等征引的《山阴华舍赵氏宗谱》，始修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光绪十年(1884)续修，“附录的《太祖遗嘱》据称引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修纂的《庆源类谱》。按景定四年去乾德二年(964)已整整300年，而且两宋各种官修皇族谱牒中并没有名为《庆源类谱》者，行文细节又多违背宋制常识”。
因此他据此推论：该文献出自后世赵氏子孙的伪托，其作伪时间虽不可详考，但最早也当在南宋灭亡以后，明代之后杜撰的可能性更大。从时间从材料的引用上来说，元人在编修《宋史·宗室世系表》过程中，主要参考利用了赵宋皇族谱牒的原始资料。至少更接近于当时的谱录。
回到《赵氏宗谱》（表一），确有多处与《宋史》颇出入，或名字、或次序有偏差，但基本情形还能大概。依据出土墓志，其他文献等，比对诸暨华舍赵氏以赵子嶙为始迁祖的支系（可以《宋史》为主），大体如下：
子嶙子：《宋史》为：长子伯履，次子伯忌（“忌”应为“衍”）。
《赵氏宗谱》：长子伯衍，次子伯履，三子伯复（侄继）。
伯衍子：《宋史》六子：师赤、师偃、师伊、师仲、师傅、师鬯。
《赵氏宗谱》五子：师汲、师傅、师偃、师侨、师伊。
师偃子：《宋史》：希鹄、希彖、希鹓、希
《赵氏宗谱》：希鹄、希彖、希鸳 、希渺、希镟。
图六（1、2） 诸暨赵氏宗谱总目与谱序 上海图书馆藏
表一 诸暨赵氏各派源流表（《赵氏宗谱》）
（三）赵希鹄子嗣
正如赵希鹄在其从弟希簠墓志中所述，他们的祖父为中大夫伯衍。希鹄的父亲师偃与希簠的父亲师傅是同胞兄弟，虽然他们的长幼关系在《宋史》和《宗谱》中是混淆的。能够了解师偃的材料目前非常有限，唯《宋史》宗室世系表和《咸淳临安志》所载两浙转运添差中有他的记录：赵师偃曾任东厅添差一职。
宋制，凡授正官，皆作计给禄俸的虚衔，实不任事，内外政务则于正官外另立他官主管﹐称"差遣"，凡于差遣员额外增添的差遣，叫"添差"，以此缓解冗官阙少的情势。欧阳修曾有《送王学士赴两浙转运》一诗。师偃为宗室，盖当源于宗室添差。如宋孝宗淳熙三年时，“帝以张默为秀王夫人之亲，欲与一添差监当，龚茂良言；‘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
师偃有五子，希鹄是其长子。这些《宗谱》与《宋史》基本吻合，虽然有秩序和名字的不同。宋代的宗正司，作为皇室宗族的“档案馆”，北宋时期所记多属五服之内（五世免袒），熙宁年间（1068-1077）宋廷曾经讨论五服以外宗室疏属是否该入谱牒，最终决定所有非免袒宗亲仍旧修入各宗室谱牒，并要求宗室生死者，“外任限三日申所属州县，州县限三日申大宗正司，在京限三日报本祖下袭封宗室注籍”。
到南宋时，一方面因为战乱走失，一方面五服之外的支系纷繁，人口众多，情况颇为混乱。据闻南迁后有不少宗亲没有能够及时上报，致使无法上宗室牒谱（当然地方宗室机构也无法为其发放生活物资等）而沦落于外，境遇不堪；甚至存在铤而走险者假冒宗室去乞籍或兴兵的事例，因而有大臣批判宗正失守。
毕竟宗室子弟身份尊贵，能够凭借着“统宗袭爵、进预科选、迁官给俸，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因此，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以及对宗室异于庶族优渥待遇的有效发放，是朝廷加强宗室（谱牒）管理的两大原因。
宋代皇族牒谱由官方机构组织编撰，有专门的宗正少卿、宗正丞等官员，重要部分更由宰相提举编修。有严密的规范制度，且上报、抄送、誊写过程中的官吏皆极其审慎。但层层叠叠的关系与过程，错记或秩序颠倒甚至遗漏或有发生。
在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和宗室的分离在当时就存在着漏载和误记的情况，在传抄过程中，谬误更加，不然也不会出现上述事件。更何况，元人再刊再传，误差终不可免。如以下赵希鹄子嗣这般完全相异的记载，虽令人费解，想来也正常。
《宋史》中，赵希鹄名下有三子：与郜、与㯖、与栅（表二）；而《宗谱》中只有一子，名“与鼎”，并称其“后单讳鼎，由进士历任大学士，同平章事，卒赠太傅，徙居处州缙云县”（表三）。
此处存疑两点：
首先宋廷律法对宗族名讳非常看重，要求“应命官同国姓、与宗室连名相犯之人，令经所属陈乞改避”。《名讳令式申明·杂令》中对赵姓非宗室者取名作出限制，严格避免皇族与其他同姓庶族之间造成混乱：
诸同国姓者立名不得与宗室连名相犯，谓如廷、光、咸、德、惟、从、守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承、克、叔、公、彦、时、若、嗣、嘉、文、可、修、景、遵、端广、继、大、孝、安、居、多、自、有、茂字系上连；之、夫、甫、卿、中、孙字系下连，单名与式内名讳偏旁相犯者亦不许用。
试问，希鹄子为宗室“与”字辈，怎么可能需要避讳？史上宗室被除掉行辈联名，除非犯有极大的罪。
其二，如若其子“与鼎”曾为同平章事（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并太傅（正一品），不太可能在各类历史文献材料中均毫无踪迹；笔者曾查询处州（丽水）、缙云地方志，亦无果。南宋史上，只有山西解州闻喜县人，著名政治家、两度出任宰相的赵鼎（1085-1147年），在其逝后，被孝宗追赠为太傅。两者并无关联。
表二《宋史》师偃—希鹄
表三 上海图书馆藏《赵氏宗谱》师偃—希鹄
另有一则，诸暨水底俞村南宋始迁祖俞迈，据称是赵希鹄的赘婿。水底俞村，当地人称以往曾名赵村，又叫赵村堡。乃赵希鹄的故居所在。清光绪庚子（1900年）俞攸叙堂刊印《暨阳俞氏宗谱》中郑重讲述其先祖“仁化公之孙千十二（俞迈）来赘暨阳赵村赵希鹄之女，……公观平地一涌，遭洪水而不淹；四围水绕，遇旱魃而不涸。昔曰赵村，今曰水底俞是也。”
据《俞氏宗谱》载，俞迈曾祖父在北宋时为官，父辈亦在南宋有官职，家世殷实。入赘后俞迈将其家人弟兄等迁至此处，宗谱称俞村后人均为俞迈公之后。宋廷确有根据服纪赐予宗女妆奁钱的规定，且鼓励有官者娶宗女，能够因此提供入官的捷径。
从宗谱来看，俞氏先祖俞迈，成为赵希鹄赘婿后，继承了赵希鹄的家业，宋时诸暨超越乡上泉里赵希鹄故里之所在，即今诸暨王家井镇水底俞村。至于何时赵村改成了水底俞村，无从考。
另外，对于《俞氏宗谱》的史料采用，亦需持审慎态度，存疑之处颇关键：其一可解，倘家中尚有男丁，招赘的可能不大，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但其二，《俞氏宗谱》提到的首修时间淳熙十二年（1185年），推算无论如何赵希鹄此时尚幼（赵的生卒年下文表述），最多不过十几岁少年而已，如何招赘。
从智度寺这边到水底俞村距离8.8公里，便是行走，也不过两个小时的距离。
图七（1、2） 诸暨俞氏家谱
三、宦游生涯《洞天清禄集》文中，留下诸多供我们参考的时间和地点：如“庆元间，予官守长沙”、“予溯潇湘,历衡、潭、永、全、道五郡”、“予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等语。庆元年间(1195-1201年)已经入仕当差，至嘉熙庚子(1240年)仍未结束，足见赵希鹄职场生涯的时间跨度很长。
（一）恩荫与科举
“庆元间，予官守长沙”，庆元是南宋宁宗的第一个年号：1195--1201年。能离家外出入仕，说明此时赵希鹄已经成年，而且是以恩荫形式。
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赵恒定承天节(真宗生日)，于南郊奏荫子恩例，这项制度被称作“荫补”。“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然而因恩荫人数太多，甚至年龄很幼小的都开始能够得到门荫。在官僚队伍越发庞大的情况下，又添此恩例，真宗朝的恩荫童子人数遽然翻增，年龄愈幼，当时供奉官知庆州阎日新很急切上奏：“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童龀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给廪”。
古时男子，十五束发，二十弱冠。著名史学家、宰相司马光十五岁时就因父亲司马池为高级官员，得恩荫获取官衔，并有过一次提级，至他弱冠之后，通过科举中了进士真正入仕当差，此时他已经升为“将作监主簿”的官阶（属于中层京官），比起与其一起考试的无官举子，算是早就赢在起跑线上。同样南宋时陆游十二岁恩荫获得登仕郎的官阶，但等到他真正出仕任职，实际已到了三十四岁。
宋代冗官阙少情况很严重：简单的说，至真宗朝时，大体官员品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阶，一部分是职务，官阶如同行政级别，职位即是差遣（实际做的事）。官员多，职位少，因此想要获得实质的职务其实不太易，要么通过科举入仕，要么通过恩荫，但须得等到二十五岁后，通过相关的培训考试，方能谋得职位。而后者，往往职位不高，升职空间有限，很多重要职务也被禁止，例如不得担任台谏官、翰林学士、经筵官，不得出任外交使节，不得主持科举考试，不得担任国子监等教育机构职位。
作为宗室子的赵希鹄，虽然可能恩荫岁数会比较小，但其能够有差遣，入仕于长沙（而且还未知之前是否有过任职经历），想来至少庆元间当有二十岁之上。从《洞天清禄集》中可推测，其后赵希鹄宦游足迹多辗转于湖南、江西等地。
不过，作为燕王德昭—子嶙这一系的子孙，如果光靠恩荫，不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大概会心有不安，怕是辜负祖宗遗训。因为提倡宗学取代宫学教育和科考入仕，是淄王赵世雄和其长子令铄等几代宗室力争而来的。
令铄本人进士及第，据称是宋朝宗室登科第一。令铄是令郯（子嶙之父）的胞兄，其后族人，包括子嶙、伯衍（希鹄祖父）、师偃等也都中了进士。与希鹄同时的宗亲，如家住衢州的希錧二十一岁时就于庆元二年（1196）通过了进士考试，与希錧同年进士的还有赵汝适，宋太宗八世孙，他生于1170年。而赵希鹄也于嘉定十六年（1223）考中了进士。
清代《诸暨县志》在《诸暨文应庙碑》所拓碑文后记：赵希鹄，诸暨人氏，为宋宁宗癸未科(1223年)蒋重珍榜进士。其未载入绍兴进士题名碑者，原因当为“以本贯玉牒不系于县，故题名所不及也。”（图八）
图八 清乾隆38年沈椿龄《诸暨县志》卷十七选举志赵希鹄
宋代宗室考试的确与庶族不同。不管是考题的难易与录取的比例，都较庶族宽松得多。
在北宋前期，宗室基本都是皇族五服之内的亲缘关系，王侯爵位世袭，赐名授官、计年迁转自是天潢贵胄的内部体系，不与民同，自然不需要科考应举及任何选试制度。然天水一朝尊崇文士，宗室中不乏聪敏上进者，也希望能够如士大夫一般施展才华，为国效力。
于是仁宗令学士院专设招试宗室的新举措：宗室可先以文章上陈，或请宫学教授、宗司官员推荐，参加学士院考试以期获得迁转机会。此时的宗室考试，仍然尚被视为皇家内务事，还不能算进朝廷科举制度范畴。
迨至神宗朝，赵宋立国逾百余年，宗室世系也已过五世免袒，宗族考试又向外扩展。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颁布了“宗子试法”的诏书，这项新规定为宗室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宗室考试分为两种，有官阶的宗室可参加“锁厅试”，疏属子弟参加应举考试。“新法”有云：祖宗袒免亲已授官者听锁应，及非袒免亲许应举。国子监及礼部别为一甲，试两场，五分为额，发解所取不得过五十人。殿试与正奏名进士试策，别作一项考校。累举不中，年四十者，申中书奏裁，量材录用。
无论有官锁应还是无官应举，总之宗室在解试、省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贯彻“别试别取”的原则，比如录取比例上，绍兴十五年，宗室有官锁应每七人取三，无官应举每七人取四。每年都有变动，但基本比例（或七取一、二）相差不大，同期庶族士人基本十五取一（或十四、十六取一等）。在考试分量上，有三试的只用考两试等相关规定。
总之，这套宗族科举体系自成一统，一直贯彻到南宋始末。如此看来，宗族进士不列入地方庶族进士榜，也是情有可原。而且，年过四十岁的宗子，是可以通过中书奏裁，特加录用的。
赵希鹄庆元间已满二十，至嘉定十六年（1223），已是过了四十岁，且有官阶在身，根据宋廷的宗子科举制度相关条令，他应该可以拥有有官锁应和特加录用两方面的条件照拂吧。
（二）宦游足迹
宋初，全国行政区域仍沿袭唐制,为道、州、县三级。宋太宗时期开始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全国划分为十五路，湖南在宋代分属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由湖南道改，以潭州为治所，辖潭、衡、郴、永、邵、道、全(今广西全州)7州和武冈军、桂阳监，共39县，又设荆湖南路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和安抚使司。赵希鹄的宦游生涯应该大半辗转于荆湖南路，且《洞天清禄集》中不少出于此地的记载。
《洞天清禄集》十个门类，虽然庞杂，但并非完全借鉴前人，赵希鹄颇具通识才能，每类似乎都能明辨是非。他强调躬身力行，文中大量出现某地某人家有某物的记载，详实具体，概皆为赵希鹄探访所见所知，并所鉴。
余尝见毕文简公张越琴。
余尝见夏琱戈。
予曾见之，辨其质与色，真三代物。
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验。
他尤为批判道听途说的认定，“余虑世人贵耳鉴而无心赏”，“论画当以目见者为准”。实质上，书中展露不少其个人见地。《古今石刻辨》中更有多处访古访碑概况与心得，足见其自信的鉴定能力与鉴赏水准。
余遡潇湘，歴衡、潭、永、全、道五郡，并无古刻，惟道州有汉《绥蛮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兴颂》，乃唐中世所立尔，亦打石之工人，每因旧迹加洗刻，以为衣食业，故愈失真。
湖南古代摩崖石刻以永州最为密集，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余方，为国内之最。其中永州浯溪碑林现存500余处。浯溪《大唐中兴颂》据称为元结撰文，颜真卿所书，是后来历代文人必访之处。对此朝圣打卡点，赵希鹄反认为，即便此为真迹，但稍显陈旧就被打石工人洗刻，也会愈发失真。
幸运的是，在永州江华县，也发现三处与赵希鹄有关的摩崖石刻。两处在寒亭暖谷，一处在阳华岩。其中寒亭暖谷有一处题刻内容为“山阴赵希鹄同邑人李挺祖，嘉熙戊戌中秋日抱琴来游”。李挺祖，号瓠轩，南宋江华人，道州廉溪书院的掌御书臣，主要活跃在宋理宗、宋度宗时期。嘉熙戊戌即为嘉熙二年（1238）。
图九 寒亭暖谷题名
至第二年即嘉熙三年（1239），大略践去岁之约，中秋时节赵希鹄又至，摩崖题刻于另一处阳华岩：“嘉熙己亥中秋，熊桂摄县之暇，与长沙法掾赵希鹄、邑士李挺祖来游。弦琴觞酒，尽一日而返”（图十）。熊桂，湖南湘潭人，进士，时任江华武官。熊桂与李挺祖应是尽地主之谊，访碑游玩之际，与赵希鹄弦琴相和，享山水之乐。
此二处赵希鹄的称呼都不同，前为“山阴”，绍兴古亦称山阴；后称为“长沙法掾”，即潭州司法参军，潭州，古代行政区，隋至明州治和府治长沙的古称。法掾，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始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至大观改制中改变了职官名称，州属六曹参军各配置新的属员曰“掾”。
宋代州级行政属官由幕职官与诸曹官两部分组成。幕职官简称职官或幕职，主要由签判、节度判官及推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诸职；诸曹官则有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在文臣阶官体系中,这些职官与县令、主簿、县尉共同组成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文阶官中最基层的一部分。
《宋会要辑稿》记载，州属官中：“录事、司理、司户参军，掌分典狱讼,司法参军掌检定法律。”其中，司法参军简称司法,又称法曹、法掾、检法、法官等。除检法议刑外，司法参军还被赋予了一些理财职能，也“兼管诸库”，参与管理常平仓与义仓、均平差役、兴修水利等事务。他们是由中央铨选部门统一除授的州(府、军、监)级政府属官。这是赵希鹄作为职官的一面。
图十 赵希鹄在阳华岩的石刻拓片
（三）致仕与生卒
嘉熙庚子这一年，浙漕贡士希簠八月卒。次年淳佑辛丑其从父兄赵希鹄为其立碑撰志。
淳佑辛丑这一年回诸暨，赵希鹄可能应该因“引年”及至而自请”致仕”，从此安身于诸暨（图八）。其著《洞天清禄集》中还有记载：
淳佑壬寅，于临安客舍见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黄仿右军书，前有金字御笔云“王右军书长者帖”，后有宣和玉瓢様御宝。
淳祐壬寅，即1242年。淳祐甲辰(1244年),赵希鹄又为诸暨松山文应庙碑撰文。
与前朝相袭，宋初依然遵行“大夫七十而致仕”的古礼。为了奖励至引年而自愿陈请致仕者，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宋廷特规定“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子孙”，且文臣承务郎(从九品)及武官小使臣(从九品)以上致仕官尝获战功迁官者,给全俸。如有患疾者，可提前致仕。不过如果到了七十仍然不愿意退的，诏书规定：应文武臣僚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许考绩。或于国有功，于民有惠，理当旌赏者，不在此限。也就是不仅以上奖赏均没有，而且还会勒令致仕，除非于国于民有大功的有功之臣。
所以据闻知苏州孙冕，及至引年之前，题了一首诗于州治大厅壁。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
......
题毕，辞官归隐九华山。朝廷感其高义，许其再任，然而孙冕坚辞不再奉诏。这样看来，除非老病，当时确有不少年至七十还不愿致仕的官员，或者如陆游那样，七十八岁还被朝廷召回任秘书监，负责编修国史，嘉泰三年（1203）四月，完成编史任务的七十九岁陆游才得以请求致仕还乡。
身为宗室，又以士夫气度自矜的赵希鹄，理当遵循朝廷制度。之所以推断淳祐辛丑或为希鹄引年，原因在于前述所言，希鹄在庆元间应有二十余岁，至淳祐辛丑及甲辰（1244年），四十多年过去，致仕后的希鹄居家养闲，并受到地方官的礼遇与尊敬，诚邀其撰写文应庙碑文（图九）。
附松山文应庙碑文（节选），碑高五尺七寸，宽二尺九寸，额篆书“敕赐文应庙记”：
绍兴府诸暨县松山敕赐文应庙记
诸暨为邑，左山又泽，地势高下殊绝，故旱涝辄暴至。嘉熙庚子秋七月，……川流骤涨四野，弥漫如泽谷，坏室庐，损苗稼，老幼蹙额。适提点刑狱使者项公容孙行部至县，……翌日，吏率其僚，佐民会其保伍走祠下瓣香，致敬拜伏，未几，浓云忽收，霁色如镜，洪波继息，禾则尽起。吏民大喜，相与议曰“何以报神？”赐遂以事上府，府大师蔡公范闲于朝天子下太常寺议庙貌，嘉熙四年九月三日敕赐文应庙秩于祀典，命下之日，闾里欢呼，因鸠材以葺祠宇，辟重门，揭庙额，仍刻石登载始末。……今礼官以文应庙定庙额,盖取史臣语“内外以文”相应之义。庙成，爰作迎享送神之歌。淳佑甲辰二月初吉记。
宝而书之者开封赵希鹄者，书毕，复为迎享送神之歌……
图十一《松山文应庙记》
诸暨孟氏族谱还保留着赵希鹄拜访诸暨南泉岭下孟氏南宗家庙时所作的二首《南孟庙诗》，据诗文意，他应该多次拜访孟祠，文字四平八稳，有说教之意，或许亦是致仕后闲游应和之作：
昔日曾游夫概地，今朝重叩大贤祠。
庭前草木依前缘，门外溪山分外奇。
要识圣贤传受处，须聆齐魏部酬时。
案头幸有遗书在，赢得人称百世师。
两载无由谒圣门，俄警栋宇奂然新。
西连瀑布源流近，北接玉京道里深。
书藏残碑留古篆，庭前老树噪幽禽。
礽孙秩秩皆梁栋，谁作承先启后人。
如此推断：辛丑是其引年（七十岁），赵希鹄或生于乾道壬辰（1172年）左右，庆元元年正好二十余岁，青年时期多在荆湖南路一带任职，中年始中进士，淳祐甲辰（1244年）依然健在，希鹄或终于淳祐后期，也可能更长寿些。
赵希鹄生卒年可大致判断为1170—1250年前后。
四、结语如果从隔着时空的历史角度来看，无非是这样：一介小吏，一个官场并不如意（或许也没在意）的疏属宗室，一本书的流传。一段暂得平缓的百年光阴。
然而就是这难得的百年安宁，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文艺的高光时刻。赵希鹄用随笔的形式，从庆元至嘉熙，数十年来念兹在兹，“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禄集》序言）。
这其实是整个宋代文人的心声。北宋苏东坡、欧阳修都有类似言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描述她与赵明诚一起买器、读书的时光，“甘心老是乡矣”，这成为她晚年黯淡岁月里可滋回味慰藉的微光。宋人对于闲适的品味和优雅的看重，不仅仅是书画言谈的表述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厅堂、水榭、书斋、松下竹间，宋人画笔下的一个小炉，几缕轻烟，非如后世多少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本是保持着一种生活情趣”。
明代张萱虽然对此书评价略低，“希鹄此录，虽于原父诸人不能一二。即古玉古窑未及窥斑。书画二门寥寥数语”，但仍肯定了他的价值，“独其所载，皆几案中不可少。评劣考核又嗜古之士不可不知者”。张萱所评确实精当，然而却未免苛求。
与金石学考证文字、证经补史等政治文化动机不同，赵希鹄呈现的是文人趣味与文人生活面貌。在他笔下的文房清玩中，展开了一种富有文化内涵和底蕴，又极富有感性随意之乐趣的文人娱乐活动和生活传统。
赵希鹄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从乾道八年（1172）左右，至少活跃到理宗淳祐年间。期间看到或经过了乾淳之治、绍熙内禅、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嘉定和议等诸多事件与变革。他是幸运的，出生与成长于“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的乾淳之治，那时间拥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浸润于这些文化，出自于这昌明时期的宗室子，他的偏安一梦做得算是完满，因他之后不足三十年，崖山海战之后，如此的清福再难寻觅了。
为方便微信阅读，本文删除了脚注，需要了解完整信息的读者请查阅《新美术》2021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