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城台伯河沿岸，有一座被称为“陶瓶山”的小山丘。虽然有“山”之名，实则是由约5300万只陶瓶的碎片所堆成的垃圾场。
这些陶瓶大多产自公元2-3世纪中叶，是古罗马人用来盛放橄榄油的容器。在将橄榄油倒出之后，瓶子就被丢弃到这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人工小山丘。
罗马城中的陶瓶山
这一时期恰好是古罗马的全盛时期，人们的消费力惊人。根据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的估算，当时的罗马城“每年要消耗约2000万升的橄榄油、1亿升葡萄酒、25万吨粮食”。
“福兮，祸之所伏”，正当古罗马人在为自己的盛世欢呼相庆时，巨大危机的阴影正在悄悄逼近，盛极而衰的轮回再次上演，陶瓶堆积如山、生活奢靡无度的景象也将不复存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一局面呢？
历史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一位德国学者在统计之后发现，有210种关于罗马衰亡的原因假设。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鸠和爱德华·吉本的观点，他们倾向于认为实行君主政体而非共和制、长时期对外掠夺政策，以及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等，是导致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
美国著名史学家、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一书中，则从人类学、生物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出发，对公元2-7世纪罗马的气候、传染病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气候条件的显著变化，以及数次传染病大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推向衰颓的边缘。
《罗马的命运》一书卡片思维导图
在凯尔·哈珀看来：罗马的命运结局，固然有“人”的因素作祟，但自然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01 最优气候期 技术、贸易：共同打造“罗马奇迹”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农业社会中，当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产资料为算术级数递增时，人均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下降循环，最终战争、瘟疫、饥荒、野兽等外部力量，会将人口重新拉回一个较低水平。
但2世纪中叶的罗马，却成功打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压力的魔咒。
彼时罗马帝国的统治疆域横跨3个大洲，总人口一度达到7500万。罗马城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城里有豪华的浴室，也有设计精妙的高架引水桥。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罗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降反升，这一时期也被爱德华·吉本称为“最幸福的时代”。
罗马城景象
之所以能够成就“罗马奇迹”，从根本上得益于多重有利因素的叠加。
首先是作为“背景板”的气候条件。
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为“罗马气候最优期”，比起今天的“地中海气候”，当时环地中海区域的气候条件要更加温和湿润，降水的月度分布更为均匀。
这样的气候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十分有利，葡萄、橄榄、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更靠北的区域种植，土地的生产力也大大提升，因此可供养的人口数量也有效增加。
一份估算数据认为，气温升高1摄氏度带来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增加，足以满足300-400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其次是对外贸易网络扩张。
罗马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军事霸权组织，罗马的士兵们四处征战，通过掠夺、收税获取资源，扩大统治疆域。
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建立起了一个长达8万公里的公路交通网络，再加上地中海的海上贸易通道，为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罗马人对于消费主义的推崇和对奢侈品的偏爱，进一步推动了罗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率，交换的商品包括：香料、纺织品、橄榄油、葡萄酒、陶器、象牙等。
在一份2世纪的纸莎草文件上，一条驶往埃及的商船上所装载商品的总价值可能超过600万塞斯特斯。开头所提到的陶瓶山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时罗马从西班牙大量进口橄榄油。
曾经古罗马的繁华地带
再者是技术条件的进步。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向更边缘的区域进发，非洲等地的农业生产变得活跃，为了应对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人们开始修水库、建大坝、挖水渠，水利磨坊等新的技术手段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02 两次瘟疫与气候变迁：罗马命运的隐忧已现命运的天平并不总是青睐罗马人，曾经是罗马帝国崛起重要助推力的气候因素，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宜人。
这时，流行病菌也开始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徘徊：公元176年，安东尼瘟疫爆发，公元249年-262年，西普里安瘟疫肆虐百余年。
在古罗马的全盛时期，财政、军事、农业、贸易等因素共同维系了帝国内外的均衡，但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稳定的。随着气候变迁与细菌侵袭，罗马帝国的根基开始遭到侵蚀，罗马的命运开始走向一个新的转捩点。
先来看气候环境的改变，大约公元3世纪时，罗马气候最优期走向了尾声，随之而来的是罗马晚期过渡期。
一边是太阳活动的变化，导致全球气温的下降，光照时间与强度降低。
随之而来的还有干旱，地中海南部、北非等地降水减少，原先肥沃的尼罗河区域洪水也变得稀少，于是，对降水量十分敏感的小麦等农作物出现减产。
农业生产受到重创，罗马帝国政府能获得的粮食也相应缩水，据估计，罗马每年的税收损失约为9.6-19.2万奥里斯。
另一边是人为活动产生的不良后果。
为了扩大农业种植面积，滥砍滥伐成为普遍现象，局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中海地区的降水量减少也部分与此有关。砍伐森林使得积水区域增加，蚊虫孳生，加速了传染病菌的传播。
数次瘟疫肆虐造成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和严重。
作为军事霸权国家，罗马必须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事队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帝国需要士兵，而士兵需要钱”。
瘟疫先是影响人口数量与结构。在医疗水平有限的时期，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基本上可以与死亡画上等号，古罗马也不例外。
安东尼瘟疫夺走了帝国约10-20%的人口，西普里安瘟疫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从50万减少到了19万。
致命的病毒夺走了无数年轻人的生命，罗马的可征用兵源减少，后来不得不征召奴隶、强盗入伍，甚至引入蛮族雇佣军，军队的战斗力日渐削弱。
社会经济也受到了瘟疫的冲击。在人口锐减、粮食减产的大背景下，帝国银矿开采量也遭遇突然下滑，一系列因素引发帝国的财政危机和严重通货膨胀，罗马的货币和税收体系都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笼络军心，克劳狄二世选择用黄金犒劳将士，这一不成文的制度之后又延续了数代，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古罗马金币
03 短暂的恢复期：制度韧性及其局限性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过一个“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部件被陆续替换，那么最后形成的船还是原来的那只船吗？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古罗马帝国曾经面临的现实：在遭到危机时，制度内在的韧性使得它能够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新的内外环境，但帝国已是今非昔比了。
古罗马遗址
在帝国的制度设计中，有不少类似于“缓冲垫”的策略。
城市中设置有专门的粮食储存设施，以备不时之需。一旦发生粮食短缺的情况，罗马政府会通过平抑价格、谴责暴利等方式维持粮食的售价。在首都罗马城，皇帝不仅会引导建设公共设施，还建立了粮食救济制度。
环地中海地区复杂的气候与地形条件，当地的居民早已形成了一套食物储藏、保管的习惯。因此，在面对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时，罗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
这种制度的内在韧性，正是罗马帝国在经历气候变迁和安东尼瘟疫之后，仍然能够重新回到正轨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新的疫情爆发，气候条件变得愈加不利时，帝国制度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3世纪危机”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先是边境线上防御体系陆续被蛮族摧毁，形成了以高卢、巴尔米拉、意大利为核心的三个罗马帝国，罗马失去了达西亚等战略要地。
公元268年，加里努斯皇帝被暗杀之后，罗马进入了军营皇帝的时代，皇帝高度重视军人的忠诚与勤奋，传统的元老院贵族淡出历史舞台，古老的政治传统也成为过去。
对于瘟疫的恐惧也引发了文化领域的变革。传统的阿波罗崇拜驱使人们通过参加各种献祭活动，祈祷神明能够驱散瘟疫。新生宗教--基督教用其“牺牲式”伦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从死亡中复活”的教义也让时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丝安慰与暖意。
基督教堂内景
随着时间推移，除了“罗马”的名号，罗马帝国这艘“忒修斯之船”上的零件已经几乎被悉数替换，这时的罗马，早已不复昔日全盛时期的模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其衰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罗马就像一艘巨轮，有过歌舞升平的时代，但随着气候、瘟疫、政体、蛮族入侵、生活奢靡、消费主义……这些大大小小的冰山，一次次地与巨轮相撞，罗马自身的制度韧性终于被破坏殆尽。
最后只需一根小小的稻草，就可能让罗马的命运走上无法挽回的境地。
参考资料：
1、《罗马的命运》，凯尔·哈珀
2、《SPQR：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玛丽·比尔德
3、纪录片，《罗马：帝国无止境》
注：本文配图部分来自于纪录片《罗马：帝国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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