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迷失了的报道。
最初，编辑报的选题，是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用“回到舞台上的影视明星”来呈现戏剧的魅力与价值。
因此，我想要的采访对象是胡歌、黄渤、黄磊、袁泉、郝蕾，前两位的商业价值高，黄磊在戏剧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且不限于演员身份，后两位是大众心目中的话剧女神。
选择他们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把中国戏剧和戏剧人的现状写得悲观灰暗。
两位女演员直接拒绝了采访，三位男演员都表示有兴趣，但采访时间需要等大约一个月。
杂志不愿意等，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约到谁就采谁，边采访边调整报道角度和主线。
最后写成这样，我也不能说“我尽力了”。
戏剧也好，报道也好，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行业要做出好东西，时间、心思、适合的人都不能少，流程也不能乱。
梅婷在《我爱桃花》演出中
梅婷去了上海，天天排练。王京花三天两头飞过去，跟她说有哪些影视剧在谈。
找过来的影视剧，给梅婷的几乎都是以往那种“挺顺眼”的角色。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妻子往后数，她一直在演类似的温婉女性。“其实每个人都是多层次、多面的，我的性格也不是什么温柔顺从，一直演这种，对演员来说是一种消耗。”
有时候，梅婷试图在同类角色上做一些创新，和导演商量“这次我想这么演”，“导演说，请你来就是让你（像以前）那么演，你别这么演，行吗？”
“算了，太累，怎么掰也掰不了。”
这些情绪积累到2009年底，导致梅婷铁了心要演《我爱桃花》。“越是别人说，这不是你的角色，你演不好，我越觉得我就是可以，我就去证明，演给你们看，疯了一样。”
在舞台上转变角色类型，是相对可行的路径。“电影电视剧，导演是核心，演员想怎么演，导演说不行，有时候导演说‘行，你演吧’，回头给你剪掉，你有什么办法？但是在舞台上，演员比较主导，上台了我们就演了，导演说什么都没用了，这个是我心里特别过瘾的部分。”
然而，转变有风险，这是身为经纪人的王京花的担心。她和梅婷僵持着，终于到了故事开头的这一天，电话在大雪的窗前打了好长时间，王京花说：“我服了，你的决心太强了，你去吧。”
速效救心丸事实上，王京花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她旗下的很多演员有舞台演出经验，“哪怕有一些演员没有，她也鼓励他们到舞台上去尝试，”梅婷说，“我觉得这特别对。”
《我爱桃花》进入彩排阶段，王京花到上海陪着梅婷，边看边给建议。那年3月，红肚兜、翠衫儿的梅婷一脸桃花妆，捏着粉手绢，叫一声“哥哥，不想让你走”，从上海演到了北京，袁泉、赵宝刚、胡军、辛柏青、朱媛媛、秦海璐、吴越等圈内人到场观看。
梅婷越发上了瘾，《我爱桃花》全国巡演完，又排演了话剧《天堂隔壁是疯人院》和《人面桃花》，演完就到了2011年底，梅婷还要去德国看戏剧节，“还想再看看有什么（好戏），回来继续演舞台。”王京花说，我跟你一起去吧。
到了德国，梅婷看戏，王京花坐在旁边，递过来一个电视剧剧本：“你看看，还行吗？”她说“还行”，“导演也不错。”“嗯。”“那我就走合同了啊。”“啊？都走合同了？”“你不能老这样！”两年间，梅婷推掉的影视剧中有不少播出后大受欢迎的，王京花痛心疾首：“你知道那几个剧多火吗？”从德国回来，歇了两天，梅婷就进剧组了。
“每次排完一个话剧，我就会觉得生命里补充了很多能量，”梅婷说，“拍了一个电视剧就觉得，太累了！拍电影又不一样，得看是什么样的电影。”
因电视剧成名的梅婷，接到的电视剧邀约比舞台剧多得多，“直白地说，就是各种机会和诱惑，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演员最放不下的，是好角色。”要做取舍的时候，梅婷就看做好的计划，“这两年我们说好了演什么戏，版权谈下来，各方面都弄好了，就没有太多纠结了。”
“你说有野心、名利，都是好的，都是一种促进你往前走的动力。但我就是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比方说被行业内的人认可，对我来说也是挺看重的一件事。电视剧挺表面的，别人对你的好感或者认可就来源于那个角色，你怎么才能更加证明自己？所以我就想，先埋头把这事（舞台剧）干好，如果这个戏真的特别好，你不用去吆喝，恨不得半个圈里的人都来了。”
后来，她和中戏同学陈明昊一起做了一件“自己的事情”——成立蛇槃兔剧场。陈明昊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舞台剧，他俩经常交流，都喜欢有力量的、不局限于传统的戏。有了剧团，两人找到喜欢的剧本，就把平日各自分散的话剧圈朋友召集起来，谈版权、排练、演出，梅婷投资。
第一个孩子出生，梅婷积攒了很多感受和能量，陈明昊说：“你这个能量释放给电视剧太可惜了，应该上舞台。”
最终，释放的渠道是话剧《第二次别离》。他们排了两个版本，北京版古典，上海版现代。到了上海，白天重排，晚上演出，“什么都顾不上了，晚上也挺兴奋的，全国巡演也觉得只有几天，特别短，演完还想聊点什么，不聊就会忘了一样，比演电视剧还累，比在家带孩子还累。这段时间是特殊的。”
《第二次别离》剧照
《第二次别离》的每一部分都是梅婷的戏，第一场的对手是爱人，第二场是魔鬼，第三场是父亲，“特别丰富，又兴奋，又紧张，想演。”
有一天，离上场不到15分钟，梅婷感觉到了急速的心跳，就像《我爱桃花》首演之前，手脚发凉，声音发抖。这一次，她想演得更好，心跳得要冲出胸口。眼看大幕就要拉开了，她服下速效救心丸，走上台去。
成为顾香兰上台前，谭卓感觉嗓子特别干。喝水，还是干。原来不是口渴，是紧张。旗袍的衩开到大腿，盘花头，妆容浓艳，珠环玉翠，一上台，她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天香阁的头牌名妓顾香兰。
谭卓是4年前认识顾香兰的。相比之下，她不喜欢说“我演了四年顾香兰”，而是“顾香兰和我相伴了四年”。四年里，顾香兰在她的身体内成长，每一个瞬间都可能勾起来，“有天梳头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她梳头发是这样的。”
谭卓饰演青年顾香兰
谭卓一开始的预想不是这样的。她没有正式演过话剧，也没有听说过《如梦之梦》。凭借娄烨导演的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出道并入围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之后，她接到的角色都是类似的文艺女青年：清汤挂面，眼神迷离，常常喝到宿醉。
经纪人把她推荐给《如梦之梦》剧组时，她刚好想让内在的自我变得开阔，“舞台剧比较夸张，我希望通过外在的打开，来解开我内在的绳索和束缚。”
解开绳索的过程比她想象的困难。两三个月的排练中，顾香兰的难以把握和这出舞台剧的宏大像一场海啸，让她逐步失控。
有一天，谭卓和金士杰排练到夜里，谭卓转过身去，金士杰把她拉回来，看见她满脸是泪，她在那一瞬间崩溃了，排不下去，只会哭。回到家，十二点了，又打电话给另一个对手演员闫楠，哭，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在排练中发现，之前拍电影的表演风格和方式，到舞台上完全不灵，“我在台上变得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镜头捕捉你的眼神，给你一个呼吸和表情的特写。”
她焦虑，熬夜看歌剧，“因为歌剧更夸张，把台词唱出来。OK，我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我的表现形式。”
她还不停地问导演赖声川，问其他演员，问剧组的人：我演得有什么问题？你们怎么看？
不是模型啊2013年，《如梦之梦》开始亚太巡演，之后每年在国内重演。大概演了一百多场，在去年的某一瞬间，谭卓才感觉“对了”。
剧中有一幕，年老的顾香兰（卢燕饰演）在台上回顾一生，谭卓站在后面的坡上，让观众看到年轻时的顾香兰的美貌、婀娜、光彩照人。她穿着高跟鞋，把腰扭成S形，站上将近半小时，腿微微发颤。有时候，她会在卢燕的讲述中出一会儿神，“我觉得她就在说她自己，她非常沉浸在里面。我会跟着她进去，然后再回来，做一个好道具。”
老年顾香兰说完，谭卓配合着台词与音乐，从坡上缓缓走下来。她有次听到观众说:“原来不是3D模型啊，是活人。”接着，两边侧台涌出其他妓女，顾香兰回过头去，她们一起穿台而过。
《如梦之梦》演出现场
演出时还是会有很多意外。有次演到最后一幕，谭卓陷入了顾香兰的情绪里，把外衣脱掉，光着脚，开始哭，踉跄中踩到了裙角，差一点跌坐在观众的腿上。
她喜欢待在后台，前台的故事在演，声音传过来，每次听到的都是不同的信息，“每一次都不同，每一年都不同，都会有新的体悟。”演出时，她至少提前4小时去后台，化妆、做头发用掉两个多钟头，然后换衣服、走台、试麦。午夜12点演完，到家卸去浓妆和满头的发胶，两三点躺下，8点又起床，一天都放松不下来。
第一年，她不敢吃饭，不敢喝水，怕上台肚子发出声响，候场时也不睡觉，怕身体肿，怕自己的状态断掉，还怕错过上场。
演出结束很长时间，剧组微信群里还有人说，梦到忘词了或者拉场了。组里大都是话剧演员，也有许晴、胡歌、李宇春等影视演员，聚在一起的氛围让谭卓感觉“跟影视的氛围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物以类聚，来的人都特别好。”
去年11月至今，谭卓的影视工作没停过，年底，她又要“回到”《如梦之梦》，那个环境让她感觉很安全，“不像外面，你随时要奔，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群年轻人，这么长时间为这部戏的人物体验交织，第二年演的时候就是（剧中人）了，第三年大家开始生出自由的翅膀，有一些游刃有余。我很期待这一年。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奢侈的经历，人生中能有几次？”
千分之一秒2016年9月3日傍晚，香港原创话剧《最后作孽》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首演前，57岁的女主演余安安有点担心：内地的观众听不懂广东话，看字幕的时候会不会顾不上看表演？对白特意调慢了一点，会不会感觉不对？这个场地比较宽，我们会把情绪放大一点，能不能照顾到所有观众？
5个月前，她凭此剧拿下香港舞台剧最佳女主角奖，刘嘉玲、曾志伟设宴陪她庆祝，梁家辉夫妇赠送花果篮，黄秋生、钟镇涛前来观剧。
刘嘉玲、曾志伟等人共贺余安安（前排居中者）获2016香港舞台剧最佳女主角
80年代，余安安是香港影视红星，深入人心的角色是TVB电视剧《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和《陈真》里的方志新。结婚息影17年后复出，之后两度被提名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最后作孽》是余安安的第三部舞台剧，她自称“学生”，接了舞台剧就把朋友聚会喝点小酒的爱好戒了，演出期间不出门，演完就回家休养。她饰演的薛太太要和亿万富翁老公闹离婚、争家产，几个回合下来，对白多且密集，情绪持续高涨，在香港演的时候，粤语飙得更快，“千分之一秒让你去想下一句对白都没有的，所以一定要精神很好，百分之一百地集中。”
最初，引领她涉足舞台剧的是好奇感：为什么很多优秀的电影演员是舞台剧出身？为什么外国最棒的演员，演一段时间电影，又会去演舞台剧？一上台，她就明白了，“舞台剧给演员的满足感很大，反应都是现场的，做得好，做得不好，谢幕的时候就会知道。”
另一重满足感来自剧本围读，“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每一场戏为什么要这样处理，那种对剧本、角色的要求，是拍电影、电视比较少去做的事情。”
电影没得比接到《最后作孽》时，余安安已经对舞台剧着了迷，正盼着一部好剧大施拳脚，读完剧本又惊又喜——戏好，却也难演。
排练一个半月，每天早十晚六，一个钟头吃午饭。《最后作孽》只有4个人物，剧情错综复杂，角色心态扭曲。全组一起研究剧中人的身份背景和人生经历，夫妻为何反目至此，“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穷的时候是怎么生活，后来怎么有钱，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每一句台词我们都会深深地研究，她为什么这样讲？”一对香港夫妻穷苦起家，男主人在90年代北上内地以房地产业赚得10亿家产、包养小三的故事，细枝末节都被条分缕析。排练完到家，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讲。
《最后作孽》剧照
这和拍电影“完全没得比”，“舞台剧一出场就要保持最高的水平，那两个钟头，精神跟体力都要熬掉很多。如果拍电影，一场戏是分开来的，拍完一个镜头可以休息，想一想下一个反应要怎么样。”
演完第一轮，余安安自掏腰包去阿维尼翁戏剧节待了一个礼拜，一天看两场舞台剧，后来又去法国上过两次舞台剧技巧课。
“对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做舞台剧是最难的，而且真的很辛苦。可是它给我的满足感，它那种专业，做戏做了那么多年，我也是追求这些的。”
今年，黄秋生邀请她出演《仲夏夜之梦》，她的时间被舞台剧占去了大半。反正两个女儿已经工作，她没有经济负担，干脆把影视剧延后，商业活动推掉，只做自己喜欢的戏。
推荐信没了北京东四的一条胡同里，一个老旧的平房小院就是“丰硕果实”林兆华戏剧创作中心。然而，80岁的大导却越来越请不起演员了。
戏剧界人称“大导”的林兆华，从80年代初至今，在中国的实验戏剧、前卫戏剧、现实主义戏剧以及经典剧目等领域都留下了响当当的作品。早些年，林兆华经常收到经纪人发来的推荐信，他们想让旗下的演员跟着大导到舞台上磨练演技。高圆圆在《哈姆雷特》中出演奥菲利亚，就是经纪人王芸推荐的。
从2012年起，再也没有推荐信来了，再后来，反过来请明星、卡档期，也没能请来新的影视明星。“原来那批经纪人希望演员有演技，靠作品说话，”林兆华戏剧创作中心的舞台监督王楠说，“现在经纪人说‘我们艺人现在是上升期啊，千万不要跟我们聊话剧’，有的问‘你们是林奕华（香港戏剧导演）吗’，还有人问‘是不是刘德华？’”
林兆华和演员说戏
林兆华需要的演员，不仅要有观众号召力，还要有戏剧演出的能力。没有舞台剧功底的演员需要接受训练，但不是每一个都能训练出来。
排练《哈姆雷特》的时候，高圆圆每天去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跟着濮存昕练台词、练气息、练绕口令。演话剧第一条，嘴皮子得紧，轻重音分明，声音小了，观众听不清，声音大了，麦克风就呲了。基本功“声台形表”，后面还有三条。
排练和巡演占去的大量时间也令明星们和经纪人皱眉，但这是舞台剧的必经过程，“就像十月怀胎，”王楠说，“其实怀了不一定能生出来，生出来也不一定好看，但是先得怀。”
王楠看着小院里的演员走了一批又一批，大多转去影视或者综艺，“光靠话剧的收入，在北京生活非常困难，出去随便接一个活，轻轻松松挣十万。”
徐帆的工作关系至今还在人艺，说到收入，她得“靠别的去补给”，“但是呢，不去算这些了吧，我喜欢（演话剧），就答应下来，如果没答应下来，多喜欢那也就只是喜欢，”徐帆说，“（在舞台上）享受是有的，要是连这点没了，那我就彻底不干了。”
她也理解离开舞台的演员，“什么样的环境培养什么样的演员，我们那个年代，演员有单位、有分房、有医疗，这些让人把心都放下来了，不为最基本的东西奔了，一门心思演好戏，光拿工资也行。”
挡不住的是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压力，“现在这些演员啊，确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得自己去奔，”徐帆说，“而且这个行业容易‘一带一串’，一个人出来了，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村的人都带出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养家糊口。”
演员与艺人当演员四十多年，杨立新发现：今天演员的概念模糊了，有的直接叫“艺人”了。
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是：演员不能靠脸吃饭，必须不断磨练演技，“能够今天演城市戏，明天演农村戏，后天演商人或者军人，千变万化，才算一个成熟的演员。”
这种功力是多年在舞台上练就的，“能够连续现场表演两个多小时，是很重要的能力，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做到的。这样的演员，在镜头前连着演一场戏当然不是问题。”然而，这样的标准和门槛在如火如荼的影视市场不再被坚持。
杨立新和陈佩斯在话剧《戏台》演出中
这些年，杨立新在影视圈遇到的好机会和好剧本也越来越少，“经常是这样，接到五个剧本，四个半是写1949年之前的，现在不大好写。”
更让他不适应的，是观众的变化。话剧《雷雨》公益场演出时，台下的中学生不断爆发出哄堂大笑，他很恼火，“现在年轻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愿天下的有情人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雷雨》就是这样，所以舞台上的纠结痛苦，台下的人觉得很可笑。”
“我们现在天天开玩笑：如果我和你妈掉在河里了，你先救谁？这本来是曹禺先生在上个世纪写的《原野》当中的一句话，是特别精彩的一个质问，”他受不了年轻人用娱乐的心态消费经典话剧，“这样看，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杨立新成长的年代，戏剧是主要的娱乐方式，“出了胡同就是华北戏院，演的河北梆子；不远处是‘广河’，大人去看京剧的时候，自然就把你带着；还有中国戏校排演场，我在那儿看过《沙家浜》，到东城看过《海港》，看过《红灯记》，看过上海京剧院来演的《审椅子》，不管话剧还是舞剧，河北梆子还是平剧，看了太多。”
贫困线以下过士行也是在中国话剧最繁荣的1980年代投身编剧行业的。30年前，北京和上海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几十台戏剧上演，负责戏剧报道多年的《北京晚报》记者过士行看完，顿生写一出戏的冲动。林兆华一听，“只要你写出来，我就导。”
“闲人三部曲”因而陆续面世，今天的老北京人还记得当年《鸟人》一放票就排长队的盛况，“过爷”的名号就这么传开了。
过士行
但到了前些年，过士行发现，曾经比媒体更自由的舞台剧创作开始受约束，一度意欲退出话剧界。那段时间，他写了几部知青题材、当代都市生活题材的小说，发表在杂志上。
“早年话剧的审查非常自由，都把权力下放到院团了。有演出资质的单位自己审剧本，文责自负。现在有专门的审查机构，”过士行说，“照这么审下去，以后就出不了好戏了。每一个好戏都是出格的，都是在当下的时代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在林兆华眼里，今天不再有好剧本，“第一，好作家不写戏了；第二，现在都不用剧本审查，自己就先审查了，更严格。”
大量编剧转向了影视，过士行听到他们吐槽：写影视剧本的过程令人恶心，但是收入高啊。“话剧这边是贫困线以下，那边可以生活得很好，”过士行说，“现在电视剧一般十万块一集，三十集就是三百万，我写一辈子话剧也挣不了三百万。”
2008年，过士行转做舞台剧导演，又遇上了演员的流失。
演员的收入落差更大。一名演员告诉过士行，自己演一集电视剧的价格是演一场舞台剧的66倍。“影视演员来演话剧，就是牺牲，”过士行说，“二三线演员一集的片酬也得三十万，小鲜肉演一部电视剧大概拿过上亿的片酬。”
一叶知秋8年过去，舞台剧演员更难找了。舞台剧的市场并没有迎来真正的繁荣，演出、排练的成本倒涨了。投资人越来越青睐商业化的项目，这又是一重对戏剧题材的限制。
《最后作孽》起源于编剧郑国伟在报纸上读到富二代荒诞生活的报道，国家大剧院邀请演出，正是因为此类题材的话剧内地少有。
该剧导演冯蔚衡说：“我们香港的文化从哪里来？是电视来的，TVB电视剧太影响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了。然后有一天，你发觉世界不是这样的。”在她看来，舞台剧最重要的功能是“唤醒”，“大部分人每天都在睡觉，心灵的东西我们最缺乏。”
在过士行看来，戏剧是人类的精神源头，人们永远需要朝圣，需要从精神高地获得力量。
戏剧演出现场
早几年，杨立新参股投资了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出品多部北京历史题材话剧。然而，第一部戏就
梅婷第二次当妈妈之后，打算和上一次一样，“先用一个话剧来恢复所有的东西”。但话剧进展不顺利，其他工作就来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没来得及释放给舞台，释放给了真人秀，“更可惜。”她撇着嘴说。
退休后，过士行还在导演舞台剧，还在“想方设法地坚持”，“肯定会伤耗比较大，做很多无用功，不过总会剩下一点吧，”他在长久的停顿中抬起头，“你原来是想做一棵树，最后可能被削剪成一枝了，但是一叶知秋。”
深冬，保利剧院后台，《如梦之梦》每一场开幕前的几分钟，导演赖声川带领三十多位演员站在一起，每人说出剧中的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件物品，以及自己在这一场演出中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有人说“真诚”，有人说“快乐”，有人说“感动”，轮流说完，演员上台。
4个小时后，他们谢完幕回到后台，站在老地方齐声说：“我们很感激，能把这场演出呈现给大家”，然后依次祈祷，有人说“愿世界和平”，有人说“让贫困的孩子有饭吃”，有人说“下一场演出更好”，结束一天的演出。此时，大幕的另一边，观众还在意犹未尽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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