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璋，先是伪满驻汪伪总领事，后调任驻泰国公使，官位并不大，只是个简任官。但名声却不小，人们背地里叫他“二鬼子”“王驴子”。叫他“二鬼子”，是因为从外表举止看，他太像小鬼子日本人了，留一头不长的分发而且从中间分开，上唇有一撮标准的小“仁丹胡”，出门总拎个“文明棍”，东走西窜，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叫他“王驴子”，因为他是便衣特务、日本宪兵队的高级嘱托，不仅行动诡秘，还能唬洋气，一般汉奸皆不在其眼中，连有的日本人还要让他几分。要是再具体看看他的出身和受的教育以及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人们不能不惊奇舆论评判力之准确，封王庆璋上述两个“雅号”实在是恰到好处，他真是受之无愧了。
王庆璋是辽宁省新宾县人，父亲是开果品铺和油房的买卖人，生活不富不穷，算得上中等资产之家。这样的家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特别是处于总是动荡不安的东北，其发展趋势只能是没落破产的前途。王庆璋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长到12岁，正值1906年日俄战争时期，井岛岩太中佐率部队驻于新宾，这是幼小的王庆璋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
从井岛口中，王庆璋开始知道点“四书”、“五经”以外的东西，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情况，使他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由羡慕日本，慢慢在心目中扎下了崇日、亲日的根。他为人又挺乖觉，总围着井岛“大人”长、“大人”短地叫个不停，很讨井岛的欢心。所以1907年战争结束井岛回国时，12岁的王庆璋毅然跟随井岛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四国善寺町井岛的家，插入该地寻常小学四年级读书，并称井岛为“义父”，以后又随井岛转到大阪读高小和中学。
这些学费花用全由井岛负责提供，只是到了1917年才申请中国北洋政府官费，考进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应用化学，一直到1921年学成回国。总之，王庆璋从一个刚谙人事的稚童成长为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20多年一直是在日本生活的，并且还是在一个充满武士道精神的侵华陆军军人家中长大的，其所受的熏染和教育是可想而知的。
这20多年来，“亲日”、“恐日”的思想在王庆璋的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他不仅视井岛为义父，凡同他接触的有点地位的日本人，几乎他都以“义子”的“亲情”与之交往。这就是“二鬼子”洋奴王庆璋的来历。
王庆璋在大阪、东京也有机会和中国人交往，特别是他刚到日本不久，在四国善通寺寻常小学考了第一名，一时传为“神童”。当时，在善通寺部队见习的同乡韩麟春、张恕特别去看了他，以后他们又告诉了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张钺、杨宇霆，他们也写信给王庆璋，对他进行鼓励。
等王庆璋到大阪读书时，有机会与张钱、杨宇霆、于珍、王树常等互相往还。待这几个“陆士生毕业后回国前，王庆璋竟以小弟身份与这几位大哥哥换了“金兰谱”结成了生死之交的“兰友”。
这时的王庆璋思想里不仅有日本军人武士道的野蛮占有欲，还混杂有中国封建军阀的江湖义气和贪婪的无赖流氓气，这二方面的结合，造就了王庆璋的“驴子”性格，使他在“九·一八”后的沈阳和“八·一三”后的上海有了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时许，王庆璋——一个奉天兵工厂铸造厂的技师，前往关东军司令部求见司令官，本庄繁当时正是诸事在身，不得空闲，一般人概不接待，不过一听王庆璋来了，立即允见。
原来他们是老相识，早在1923年，本庄繁还只是个中佐，时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王庆璋即常在杨宇霆家与其碰面。本庄繁听说王庆璋是在井岛岩太家从小培养长大的，更格外看待，再加上又有“兰兄”杨宇霆的介绍，二人就常有往来。
王庆璋自小在日本军人圈里生活过来的，对他们的秉性、爱好、习惯等十分熟悉，知道该怎么与这些军人交往，请本庄吃支那料理，送家乡新宾永陵特产骰木包做的小炕桌等等，交谊可算不浅。所以王庆璋能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兵荒马乱之中，贸然求见。
一见面，他就以老熟人的身份询问本庄繁:“你们顺利而又迅速地占领了奉天城是好事，现在我问你，奉天城这么乱，你们有什么法子整治?这可关系到你们是想要个完整的奉天还是要个破烂不堪的奉天这样一个收拾善后的大问题。本庄说:“那还用说，自然想要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城市，不知你有什么计策?”
王庆璋马上献计说:“我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奉天城内的治安，不然对日本关东军不利，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本庄又问他恢复治安有什么办法，王庆璋胸有成竹，立即侃侃而谈，本庄听了十分满意，马上将他介绍给“九·一八”事变的导演者之一——板垣征四郎。
王庆璋又具体向板垣献策，提出要搞好眼下奉天的治安，必须马上组织奉天自卫警察局，局长由中国地方人士担当，日本宪兵队背后控制。板垣十分赞成，又将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找来具体商议，分头活动。
3天后，9月21日在沈阳县公署门前挂上了奉天自卫警察局的牌子，以原沈阳县长李毅为局长，王庆璋和原辽宁省公安局督察李峰为副局长。自卫警察局一成立，马上恢复了下属14个警察署的工作，因武器不够，又是王庆璋找三谷清交涉，拨了3000支步枪，3万发子弹，将警察重新武装起来之后，配合日本宪兵站岗、巡逻、临时出动侦缉，开始对奉天省城内外爱国抗日力量进行弹压。
王庆璋抓自卫警察的工作开头还很顺利，以后因汉奸之间争相向日本人献媚，赵欣伯又拉起了警察大队，两个警务机构对峙，而自卫警察局的钱饷又迟迟没有落实，这时王庆璋的“驴子”脾气又上来了，他对汉奸之间的争权感到厌烦，而关东军答应的事又不兑现，未免心灰意冷，何况时局又相当混乱，这促使他产生了投机动摇心理，他想去关内看看，找找老熟人，说不定又能闯出一条路。
于是10月18日王庆璋携家偷偷去了北平，到北平后先去黄显声处探听，也没什么好出路，因为张学良仍在听蒋介石的，奉行“不抵抗”政策。随后又去天津找把兄、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想在那里找个肥缺，结果也是大失所望。恰在这时，闻听奉天省政有人出面主持，原主席臧式毅已出山，王庆璋的投机心理又向关外倾斜，又携家返回东北，过大连时就有日本宪兵特务小尾监视，一直陪送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
他见了本庄和板垣后，挨了一顿剋，本庄说:“你也太没头脑了，只有把兄弟的义气，你不想想王树常是谁的人，你是公认的杨宇霆的人，张学良岂能让王树常收留你，我若不是看在你是由井岛中佐一手教养大的份上，这回非处置了你不可。
王庆璋这时只有低头请罪，一再表示从今后决不三心二意，一定好好为关东军效力。本庄繁看王庆璋确有认罪悔过之意后，才把口气放缓和点说:“你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改。以后再不能动动摇摇，和我们耍手腕，要好好给我们干，我们不会亏待你。接着，本庄又略带威胁地说:“要知道现在东北是谁的天下，关东军主持一切。臧式毅出来任省长，还是我许可的呢!
自此以后，王庆璋死心踏地给关东军当走狗，先后担任伪民政部土木司长、伪奉天市长等职，开始显露他的手腕与能力。在伪奉天市长任内，王庆璋利用收买所谓“逆产”的机会，和参事官山口重次相勾结，捞了一把，发了小财。
在奉天所谓商埠地内，张学良时代就放出地号，“九·一八”事变前已有人买地建商号。但事变发生时，尚有2500号地没有卖出，(平均每号为一亩三分地:共约3250亩)。伪市署是山口经办这项事。他们宣布这些地一律由市署没收，引起省公署的不满，伪省长葆康、次长竹内德亥、伪警务厅长三谷清、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特务机关长三浦敏事以及“满铁”领事馆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出来干预。
王庆璋眼看事情闹大了，众怒难犯，只好做些让步，同意将这2500多号地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在，有地照者，可换新地照;一类是人不在，无照者，全没收。按这样办法，大家基本同意，山口他们没收了1000余亩土地。
王庆璋和山口在马路湾开设“三友”公司，以公司的名义买进没收的地皮，然后再找合适的买主卖出去，从中谋利。王庆璋自己承认，他具体经手一件土地买卖，花1200元买了5垧多地皮，转手卖了25000元。其实这种土地买卖只是王庆璋聚财本事的牛刀小试，更大的计谋和手段还在后头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