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悼徐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著名宋史专家李华瑞教授为悼念其同学、浙江工商大学徐斌教授而作。
人一生会有许多朋友、许多好朋友。从孩提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研究生到工作，会有许多同学、师友、同仁、同事。交往或共事，也许几天、数月、数年，甚或几十年。有相忘于江湖的、有知己千杯的，有学术同道的、有心心相印的。在我迄今的朋友中，徐斌是我相交四十年的好朋友，前面的几类朋友都难以归类我们的交往。每一类都好像是，又都不能概括。
一
认识徐斌是从1978年10月底进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的。因为是恢复高考的首届全国统一招生，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在1978年10月16日，10月30日才报到，天已渐冷。怎样与徐斌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但是第一次见到徐斌的样子还依稀记得，徐斌穿一件四兜灰色中山装，高领米色线毛衣，下着黑色粗呢裤，脚蹬黑色厚底皮鞋。之所以印象深，主要是他的特有气质，亦即用今天的话来说特“阳光”，说话时肢体动作比较丰富。徐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淡定、淡然、睿智的人。
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在班里偏小的缘故，三年级以前除了打乒乓球我与徐斌有较多交往外，没有过深入交谈。徐斌上学期间是属于常不住校的兰州市同学，但是只要留宿学校，就一定要找我和王毅打几盘乒乓球比赛。我们仨加上王永曾一直是班和系乒乓球队的主要成员。高中阶段，我曾在张掖市业余体校“专业”集训过半年。论基本功，起初徐斌和王毅都不如我，但是徐斌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总是投入很大热情，善于钻研，大致从二年级开始，我与徐斌打比赛基本上就处于下风。特别是徐斌的自信心和永不服输的精神，使得徐斌在对外比赛中发挥总是比我好许多。我打比赛能发挥到七八成就算是很好了，但是徐斌上场比赛往往能超常发挥，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极致。这大致是真正的运动员素质，也与他有一个坦然对待任何事物的心态有很大关系。就是说在做任何事情，只要将自己能力和潜能尽可能做的最好，不留遗憾为满足，至于胜负成败那是外在的或其他的因素所致。因而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徐斌的乒乓球球水平一直在提高，三年级时他已很接近音乐系的王同和化学系的籍志军的水平，王同和籍志军在1973年省内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过冠亚军的成绩，都有在省少年队专业训练的经历。四年级第二学期，学校组建参加在兰州大学举办的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的乒乓球队，徐斌是上场主力，我和王毅是替补队员。那时我和徐斌刚考完研究生，大运会是五月下旬举行，我们有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每天下午都去集训队训练，也经常外出与铁道学院、中医学院等院校比赛。5月22号，大学生运动会在兰大新建体育馆开幕，首场校队2:5输给铁道学院，其中有徐斌得的一分。晚上徐斌带我到他未婚妻夏小梅在甘肃新华分社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夏小梅，其实之前徐斌已跟我多次讲过夏小梅与他的共同旨趣。印象最深的是，徐斌给我介绍说小梅写过一篇文章《西游记的无字真经》。
1982年5月参加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与李华瑞、王毅（右）合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们的乒乓球友谊一直持续到不再有打球机会的2010年之前。李汀调入中国电视剧作中心工作以后，对乒乓球产生极大热情，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5点下班以后都要鏖战两小时，而且剧作中心的乒乓球运动场地极佳。记得2004年我调入首师大工作以后，徐斌每次来京都要带上自己的球拍，抽空到剧作中心与李汀打两盘。李汀手下工作人员有前北京市乒乓球队员，与之一起练习，因而水平提高很大。徐斌来京也总叫上我，不过我与李汀打球已居下风，好像徐斌跟李汀互有胜负。年过半百的几个老同学在京城一道切磋乒乓球球艺，那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令人遐思万千。后来李汀到杭州出差也带上球拍，只要有机会就要跟徐斌玩几盘。
在1980年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期间，我在研读有关人口问题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恰好李汀正在写一部以他弟弟李刚为原型的中篇小说，也留在学校。李汀告诉我，徐斌正在家里修改已经完稿的《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再探讨》，那是1979年10月中旬系里组织看《清宫秘史》之后，二年级第二学期刘熊祥老师又讲述戊戌变法，徐斌与李汀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很感兴趣，以为过去的主流意见并不能令人信服，便开始着手搜集资料准备写一篇与主流意见不同的文章，而且他们的构想得到市委宣传部武文军的支持，并答应写好后可以在《兰州学刊》上发表。李汀当得知我在研读人口问题并想写相关论文时，他对我说：今年十月市委宣传部和兰州大学经济系联合举办首届西北五省人口理论学术研讨会，如果你能写出文章，我可以帮助推荐给市委宣传部武文军，如果武文军能够认可，你就可以参加会议。于是我就开始搜集资料撰写《控制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到开学后的九月初基本完稿，我拿给李汀看，李汀觉得可以，经李汀举荐并得到武文军的认可，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大致与此同时徐斌和李汀撰写的《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再探讨》也得到《兰州学刊》的用稿通知。大学三年级时，文章在《兰州学刊》1981年第1期发表，发表后我深感钦佩，主动向徐斌讨教。当时徐斌给我讲述他和李汀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那种自信和真理在握感觉的语境和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感染着我。我后来写了得意的论文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但从来达不到徐斌的那种自信。
四年级第二学期我和徐斌的交往，除了乒乓球外，又因考研究生的缘故，在学习上有了频繁交往。当时刘熊祥先生知道我们要考研究生，也曾鼓励我们学习近代史。说实话，刘先生的学问造诣很深，从民国三十年代以来就写过很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但是后来他用《矛盾论》书写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确实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史学的新认识颇不相同，而且刘先生要求学生要严格按三个高潮来研读近代史的作法，也使我和徐斌都感到难以认同。于是我们俩商议，他考王俊杰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我考陈守忠先生的宋史。从新学期开始，只要没有课，系里没有活动，我们一般都在系团总支办公室一起复习。4月4-5号又一同参加研究生考试。5月12号，王毅告诉我们的考研成绩。知道成绩后，徐斌和我的来往就更密切了。我记得他还专门邀请我去他在兰化的住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和嫂嫂。那时好像徐斌的母亲因中风卧床，我没见到。他父亲、嫂子还留我吃了一顿午餐。徐斌是个孝子，说起父母和哥哥来总是一脸的敬意和幸福。他很认真地讲正在帮助父亲写回忆录，并且很有信心说，要从父亲平凡的一生写出能够反映父亲所经历的不平凡的时代。这很可能是受当年已传入国内口述史学的影响。
6月15日，我们领取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徐斌考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能到浙江工作，那时我们省属院校本科毕业很难出省找工作，只有研究生是全国招生全国分配，而徐斌的未婚妻夏小梅在我们考研究生复习阶段，就将要随父亲到杭州浙江日报工作，因而研究生录取后，徐斌就积极准备完成婚姻大事，6月23日徐斌离开兰州赴杭州完婚前，让我为他办理请假事宜。请假报告写在一张西北师范学院毕业论文稿纸上。
请假报告
系领导
我于分配之前，接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不再参加应届分配，八月二十日来校报到即可。
自接通知书至今已有十天，这期间，我参加了分配的思想动员工作，办完了有关照毕业像，收毕业照片等事务。基本上做了自己在分配中应做的工作。
我今年29岁，对象夏小梅26岁，现在浙江日报社工作。双方都已超过了规定的晚婚年限。我准备利用这次暑假去杭州结婚（已向学校递交了申请报告）。
因为女方远在杭州，我希望能在分配工作结束前早走一步。特向组织上请假，望能得到批准。
此致
敬礼
徐斌
82年.6.23
当天我就逐一找张培德老师、赵吉惠老师以及学校办公室的领导签字：
情况属实，请按有关规定办理。张培德82.6.23
同意假期离校，按规定返校。离校前办完一切应办手续。赵吉惠23/6
同意，按时返校。并委托人办理毕业手续。段州清24/6
于是徐斌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前就回到杭州。其后近一个月的毕业分配活动中都没有再出现他的身影。
二
1982年8月底，徐斌返校读研究生。我与徐斌还有生物系的研究生史建国同住一室。我们住在音乐系旁边的那栋五层楼的二楼最靠西的那间房子。研究生第一学年有各种公共课程和专业课，徐斌大致在学校坚守了两个学期。第二学年开始，课程不多，加之王俊杰先生很欣赏徐斌善于独立思考，也相信他的自学能力，为了照顾徐斌两地分居，同意每一学期只到校一两个月，因而徐斌在杭州的时间也比较多。徐斌在学校期间，也不常住宿舍，因为夏小梅虽然调往杭州，但是他的弟弟还在新华社住，小梅家的一些家具也没完全搬走，因而徐斌也就不时住在新华社。有时我也到新华社去找徐斌。记得1983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我与已在《光明日报》驻甘肃记者站当了记者的李汀就不约而同的在新华社徐斌住家碰面了，我们仨人自己动手做饭，边吃边聊，很是惬意，一直到晚上快九点我才返回学校。
徐斌不在学校时的一般事务性工作，都由我帮助代理。有些公共课徐斌不愿上，也由我替他搪塞，比如政治课，他在毕业三十年征文《自由呼吸的日子》有描写。三年级我们又搬到学校南一、南二楼后面新建的研究生公寓，我们住在三楼，史建国搬出去跟生物系的研究生同住，我们的寝室住进新考取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杨秀清。我在寝室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时徐斌居家过日子，在生活情趣上有了不小变化，跟还是单身的我们有些不同。记得一次徐斌从杭州回学校，听说跳迪斯科舞很风行，还专门让我在宿舍内给他示范，他跟着扭了几下胯后，笑着说跟不上时兴了。当然只要他在学校有空，我们还是要切磋乒乓球球艺。更多时间是在我们住的楼前不远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本科时以我们班队为主的系篮球队在学校四年无对手，徐斌是系队第一替补，我是班队的替补队员，所以除了切磋乒乓球外，我们经常要在傍晚打一两个小时的篮球。那时晚饭时我总喜欢饮点酒，徐斌也经常陪我喝两杯。但两人一共不超过三两。
1982年初冬研究生同宿舍合影，右起分别是徐斌、史建国、李华瑞。
1984年3月开学不久，我与中文系研究苏轼的研究生鲍锐外出考察，从兰州出发，到四川成都、峨嵋、乐山，然后从重庆经三峡到宜昌至武汉、南昌，4月中旬抵达杭州，当时徐斌跟王希恩因比我们外出考察的时间早，故我们到杭州时，徐斌仍在学校。那时正巧赶上夏小梅临盆之际，徐斌还是事先跟小梅打招呼帮助我们安排住宿，因小梅行动不便，后来是劳驾徐斌的岳母把我们安排在《浙江日报》的招待所。那天是4月18日，徐斌的岳母还告诉我，小梅已于17日生了一个儿子，真是大喜临门，徐斌这样的喜事被我撞见，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今年4月最后一次见徐斌，恰是他儿子刚过34岁生日没几天。让人想起来不免黯然伤神。
上研究生期间因共处一室，谈话范围很广。徐斌讲得多，我讲得很少。很有意思的是，从中学开始直到现今，我的朋友一般都年长我几岁或十数岁，在与朋友交往中，我经常扮演听客的角色。徐斌对专业、对时局，常有睿智的观察。那时徐斌谈话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关于学习方法的讨论，徐斌很不喜欢按照一种模式、一种教条方法书写历史，对系里老师的治史方法及成就也多有臧否。他很尊敬金宝祥和王俊杰先生，对他们独立深邃的治史精神和严谨实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王俊杰先生的学术自由思想，大加赞赏。那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刚出版不久，徐斌很是欣赏，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将来他从事历史专业研究，一定要写黄仁宇那样的著作。否则，宁愿不写。徐斌做过实习记者，阅读广博，善于思考，所以不论是对专业学习上的问题，还是大家关注的时事政治问题，从不轻率发表意见，一般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才发表出来。文字表达很到位。我们除了专业学习、时事政治等话题外，平时也都很喜欢读《傅雷家书》，喜欢郭小川的诗集。也常讨论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那时我很喜欢诗朗诵，84年研二第二学期新开学的一天，徐斌告诉我近期甘肃作家何来写了一首非常好的长诗《先驱者最后的信息》，很适合朗诵，要发表在《飞天》月刊上，让我注意。不久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到84年研三开学后的一天，徐斌回到宿舍随手从手提包里取出84年第4期《飞天》月刊，问我读过《先驱者最后的信息》吗？我说还没有，他便打开刊物，情不自禁的朗诵起来：“我不曾怠倦我知道你已经消失凭着直感你用智慧构筑的金字塔你俯视尘寰的乞力马扎罗山你蜿蜒在历史之巅的长城你海雾般升腾的贝多芬你戏谑于大西洋上空的雷电……”这首诗确实写得有气势有思想，我完全被徐斌的激情所感染，便把这首诗抄录下来。没想到近日翻找日记竟找到了抄录原件，真是很感慨。
去年我主编出版了《辽宋西夏金史青蓝集》，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我写道：“新近收到黄正林先生的大著《农村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翻到最后致谢部分，映入眼帘有这样一段文字：
李华瑞教授是我的大学班主任，也是把我带进学术殿堂的领路人。一九八四年秋季，我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一九八八年改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系里安排了两位研究生给我们班当辅导员（不同于现在大学管理学生的辅导员），一位是李华瑞老师，一位是徐斌老师。李老师负责我们的学术活动，徐老师负责思想政治（徐老师硕士毕业后，再未见面，但对他的业绩，我也时有耳闻）。李老师毕业留校，又担任我的班主任一年。李、徐两位老师给我们班当辅导员，有两件事情可圈可点：一件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李、徐两位老师给我们班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写的文章虽未引起老师注意，但这次讨论会对我走上学术道路影响至深；一件是在当时的《兰州青年报》上，李、徐两位老师为我们班开辟了一个栏目：‘在新的起跑线上’。我虽没有在上面发文章，但激发了我写作与“投稿”的激情。李老师颇有口才，谈学术，谈时政，谈人生，谈理想，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班有几位同学走上了学术道路，与李老师、徐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对黄正林的这段话我引用后加了一个按语：“徐斌是我的大学、研究生同学、挚友，黄正林提到《兰州青年报》设栏目是徐斌倡议并安排相关事宜，当时我负责同学们的专业学习，徐斌负责引导解放思想、改变观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研究生三年级一开学，作为研究生教学中的必要环节，学校要求研究生做辅导员，徐斌和我给新入学的84级班做辅导员。当时徐斌的思想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非常崇尚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分不开。既然要给新生当辅导员，与其辅导专业学习，不如给新生注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更能帮助他们成长。于是徐斌主动与《兰州青年报》联系，开一个有关新时代新潮流的专栏，得到《兰州青年报》的大力支持。徐斌与我分工，他重点做引领新思潮的工作，我的工作则主要是启发学生将新观念贯穿于专业学习中，让同学们自己撰写带有时代感悟的文章。写好后，再由徐斌和我帮助他们修改。在徐斌的倡导下，大约四位学生的文章经过修改在《兰州青年报》上发表。这在84级班里乃至系里都产生了很大效应。有一件事我终身感谢徐斌。当时按照《兰州青年报》的约定，学生写了专业学习的文章，可以署学生的名字，如果是关于引领思潮的文章，往往是徐斌写的，写好后让我看一遍，我写的文章也请徐斌审阅。徐斌发表文章，会跟着署上我的名字，但是我有一次写了稿件以后，因为徐斌回杭州不在学校，于是我只署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发表出来，我又觉得有点不妥，但是徐斌从没有在意这件事，徐斌的这种坦荡胸怀很令我感动。现今我一般较少与他人合作，多是独立研究和写作，但是在与他人合作时，我会把合作者的名字署在我的名字前面，即使是我的学生也是如此，这不能不是徐斌对我的影响。
徐斌读研究生期间对魏晋玄学很感兴趣，但是写毕业论文却是王先生给他出的题目，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监察制度。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制度，与皇权相生相伴，御史、台谏如何监督专制权力，其度很不好把握，因而对其制度的定性，写起来也就不容易写好。可是徐斌把魏晋监察制度写活了，很得王俊杰先生的赞赏，因而在答辩时，王先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烈先生主持。黄烈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首任会长，著名学者黄文弼先生的哲嗣，当时在学界有很大名气。黄先生对徐斌的论文也给以较高的评价。称赞徐斌文笔好，思路开阔，观察问题敏锐。
三
1985年7月，我们研究生毕业，我留校工作，徐斌则回到杭州，在浙江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分别后，我们的交往主要是书信。徐斌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1987年我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先生读博士，他就来信祝贺和鼓励。徐斌虽然不喜欢大学时代老师们教授的那套历史学模式和方法，亦即跟风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研究，但是对于能深入传统史学，就像他的导师王俊杰先生一样，奉行学术自由，把实证做好，做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工作者，也是很好的选项。他还期许我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我们的老师辈。这些话虽过去三十年了，今天犹历历在目。
1992年，徐斌担任浙江社科院《学习与思考》主编，他很快就来信告知了我，并真诚地约我从历史角度写一些观察当今社会议题的文章，很惭愧我从没有给他主编的刊物写过文章。不过徐斌还是给我定期邮寄刊物。有好的议题或精彩的论文也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希望我分享他的快乐。1996年我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负责编辑会刊《宋史研究通讯》，我也及时给徐斌寄上。
1997年他到北京出差，还专程绕道来保定看我，在我家住了三天，那时我刚好担任河北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能安排徐斌在保定游览。我陪他去白洋淀，他特别提及小时候读的红色小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红旗谱》等所描写的故事都发生在保定，所以到保定一游，重温小说的故事情节一直是他儿时的一个梦。到白洋淀，他能说出雁翎队在白洋淀生活场景的片段。到当年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影片那条狭长的东西街游览，他很兴奋，由于保定的城建改造当年在全国是相对滞后的，不到10米宽的东西街还基本上保留着1963年拍摄时的原貌，徐斌竟能指出王晓棠饰演的金环银环对暗号的那家商铺地址。令我惊异。其实徐斌提起红色小说、电影，也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我是红色小说、电影的忠实读者和观众，那些经典情节和场景耳熟能详。所以我们俩谈得兴致特别高。到冉庄地道战遗址参观时，我们在钻地道的间隙，还能互相道出《地道战》几位主角的那些有趣的对白。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定期间，我发现徐斌酒量不错，他说他在杭州与朋友聚会经常能喝半斤以上，有时可以喝一斤，这让我很惊讶，想起读研期间每次只喝一两多的徐斌，与眼前能喝一斤酒的徐斌，真是判若两人。既然徐斌能喝，三天内我俩喝了两斤多酒，很是惬意。
当徐斌离开保定之际，我告诉他明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将由宁夏大学在银川举办，徐斌主动要求参加宋史年会，想看看和体验一下与他渐行渐远的历史专业断代研究的情况，于是我给他发了邀请函。1998年8月20-23日，徐斌参加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徐斌看了参会论文，对我直言不讳地说，虽然他不懂宋史，但从有些选题来看，与以前上学时对历史学的认识相比有很大不同，确实感到史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有不少论文与从前在上学读到的论文有似曾相识之感。徐斌的这个观察基本符合当时宋史研究的状况，我对徐斌说你看得挺准，要不以后多参加我们的会议，徐斌未置可否，以后我又给他发过邀请，徐斌都没有再参加。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参观西夏王陵、新建黄河大桥和西部影视城。徐斌兴致很高，我们游玩得很痛快，在银川、西部影视城留下了几多珍贵的镜头。
1998年8月参加宋史年会与李华瑞合影。
2002年西北师大迎来建校100周年，记得当年我们入校第二年的1979年12月17日参加过校庆四十周年。2002年怎么又庆祝100周年，查校史才明白，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共同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迁往兰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继续在兰州办学。同时，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因此进入世纪之交，经请示教育部并征得北京师范大学的同意，西北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庆都从1902年计起。校庆前，李汀以厅局级干部身份作为校方的嘉宾获得邀请，徐斌从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学习与思考》（后改为《观察与思考》）为平台，策划“百年西北开发”的系列文章，引起甘肃省委宣传部和母校宣传部门的重视，故而也得到校方邀请。我和王希恩、春班魏明孔是作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嘉宾受到邀请，我们共同参加母校百年校庆（好像李汀临时有事未能出席）。2002年也是我们班毕业20年，徐斌是那次毕业二十年聚会的发起人之一，聚会日期定在校庆前的头两天。确定聚会后徐斌特别致信给我，相约一同回兰州参加班里的毕业二十年聚会和校庆活动。校庆结束后，徐斌写了《校园荡漾“大师风”——西北师范大学百年校庆随笔》发表在当年11期的《观察与思考》上。
2000年年底徐斌的《魏晋玄学新论》出版之际，杭州商学院准备引进徐斌，并有意请他主持学校学报工作，徐斌曾征求我的意见。我对徐斌说，若从做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高校当然要比社科院之类的所谓科研机构要强许多，因此极力赞成他到杭州商学院工作。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各地经济发展，高校经费有很大提高，各类学术会议也日渐多起来。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因此我去杭州的机会一下多起来。2002年11月和2003年8月两次赴杭州参加“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举办）” “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国际宋学研讨会”。两次都与徐斌晤面，正好赶上他调入杭州商学院，出任学报杂志社社长和主编工作。徐斌请吃饭，叫上他们编辑部的同事和在杭州的甘肃好友一起喝酒，但是这两次见面，徐斌不再能豪饮，说是小梅反对，也因身体不适，又回到上学时代只喝一两酒的水平。2003年这次见面，徐斌还提到一件趣事，说是他们学报收到一篇讨论宋代书画的稿件，准备采用，他看到作者引用文献中有我的《宋代画市场初探》，便问作者是否认识我，作者说不认识，但知道是宋史大家。听后，我说作者估计知道你和我是同学才这样说。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一笑了之。
2004年，杭州商学院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并成立了人文学院，学校请徐斌出任首任院长。因我在2000-2004年期间曾做过河北大学的首任人文学院院长，故徐斌电话让我介绍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感想。其实我是一个一门心思做学术的人，学校请我做院长，给我配备了很强的班子，平时我根本不去过问学院的事，放权给副院长做工作，所以我根本给徐斌提供不了什么管理经验。到2007年底，徐斌干满一届院长后，他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就几次电话热情地劝我到他们学校接任他的职务，他以为我很符合他们学校征聘院长的规定，并向学校正式推荐了我。甚至都考虑了我来杭的种种计划。可我是深陷体制内的人，与徐斌的想法不尽相同。说白一点，我比较现实或者世俗，浙江工商大学没有博士学位点，这一条我就难以接受。徐斌说，他们学校正是希望我过去，可以帮助他们学校建立博士点，但是在新组建历史专业没几年的浙江工商大学建历史学博士点又谈何容易呢。另外还有一点我没有跟徐斌说，学术平台和氛围对于体制内学者的发展和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俗话说“凤凰要把高枝占”，徐斌因为淡定又散淡，崇尚“为己之学”，所以并不在意学术平台的大小适合与否，而我以为凭着徐斌的勤奋努力和聪明睿智，若到浙江大学或者到北京来，他的学术声誉一定可以跻身于国内一流学者之列（当然这种跻身为徐斌所不屑）。所以我不能离开学术中心的北京，又不好直言，就这样拖了下去。后来徐斌又接着干了一届，便坚决地谢绝了学校的挽留，在2011年元月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告别演讲。
在杭州我们每次见面，只要时间允许，徐斌都会带我去他在浙江工商大学的编辑部办公室、人文学院的工作室坐一坐，把正在写的书稿、整理摊开的资料让我浏览过目，或者将下一个写作计划的构思给我一一道来。他在九十年代后期曾在杭州富阳县银湖区紫云山庄买过一套三层的简易别墅，他带我去过两次，有一次还在空荡荡的房间自己动手做便饭招待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徐斌待朋友的真诚和亲切，暖暖的情谊沁人心扉。
2004年我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以后，徐斌每次来京出差我们都要相聚。2006年徐斌为《旷古书圣 王羲之传》一书最后定稿来北京核对资料，由于徐斌不会使用电脑打字，小梅是他不可或缺的随行“电脑秘书”也一块来了。我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餐厅请他们吃饭，这次吃饭感到徐斌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带了一瓶家乡好酒剑南春准备与他尽欢，可是见了徐斌，他却主动拿出一瓶葡萄酒，并说他料到我会带白酒，但是他今年心脏不好，已住过一次医院，所以不能喝白酒了，于是我们就只喝了红酒。2007年，徐斌又来北京，这次他说要去中国电视剧作中心跟李汀打乒乓球，我听了很惊讶，我说上学时没见过李汀打球，现在能有多高水平，还要和咱俩较量？徐斌说现在不一样了，李汀有高手教练，今非昔比，说我不一定能赢李汀。后来果然如徐斌所说，李汀已和徐斌互有胜负，而我已略居下风。打完球第二天李汀提议在北京的同学聚一下，正好那段时间王毅也在在北京，这次聚会还见到范文黎、张文渊、张栋。只有王希恩外出没有见到。
有一次，徐斌来北京，主动要我陪他游览北海公园、北河沿、东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每到一处他都要极力回想他和哥哥被保姆带着游览的地方，当时去哪些地点我都记不清了，幸好最近看到徐斌回忆录遗稿，知道他很小的时候“周末全家人包括婆婆（保姆），都会在公园度过。北海、故宫、中山公园、天坛、颐和园，都无数次游过”“所以当我成年后又到颐和园看见那游廊上造型各异的玻璃窗，去北海走进白塔下面的太湖石山洞，抑或迈入写有‘仿膳’二字的餐厅时，都会唤起尘封已久的记忆，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感到无比亲切，充满温情”。这段文字徐斌亲口给我讲过呀。特别是我和他走到北海白塔下面的太湖石山洞，我们坐在长条靠背椅上，他指着进入餐饮庭室的方向叙说童年的故事。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我非常理解徐斌的当时的心镜，虽然我生长在甘肃山丹的矿区，但是孩提时代留下的记忆同样是永不能磨灭的，我跟他一样对矿区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四
2012年是我们班毕业三十周年，四五月份就有王美英、孙晓钢、张栋等人筹划搞聚会，起先热热闹闹，可到了六月又好像有点偃旗息鼓。九月初徐斌给我打电话，说他近期要去兰州参加一个活动，问我是否有时间也去兰州，顺便把同学聚会的事往前推进，正好我接到母校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为校庆110周年举办的专家系列讲座讲演，于是我们约定9月中旬到兰州。9月15日我和徐斌到兰州，16日下午回母校共同拜访了我们的业师王俊杰和陈守忠先生。陈守忠先生还给我们特意赠送自己书写的行书条幅。傍晚我们赶到市里参加马俊等同学在南关什子一家酒店举行的聚会，参加者有将近二十个同学。后来想起这次聚会，其实就是一次三十年毕业聚会的预演，差不多每个同学都简略讲了三十年来的经历，徐斌带了几套浙江三大名人传记，分送给卢世雄、马俊、陈少沛等人。最重要的是大家确定十月下旬举行毕业三十年聚会，并且大致确定了搞聚会的筹备工作。可惜到10月下旬举行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时，徐斌却因故缺席。聚会头一天下午饮酒正欢时，徐斌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聚会场景，和我邻桌的几位同学一听是徐斌的电话，都纷纷接过电话，问候徐斌，最后张栋向同学们转述徐斌的祝福。
2012年9月与李华瑞拜访陈守忠先生。
2013年4月中旬的一天徐斌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抽时间去深圳，一来他有一位在兰炼厂当工人时的好朋友在深圳事业有成，已多次邀请他携夫人到深圳一游。二来在深圳的几位同学得知徐斌要来深圳，也建议搞一次小型的同学聚会，顺便邀请我参加，由王永曾和蔡雁辉负责接待。于是我们协商定在4月28日去深圳。这次深圳行，我在日记中有这样简略的记事：
28日下午2点半（晚点一个小时）乘国航班机抵达深圳宝安机场，老王和他女婿来接机，先住到梅林酒店（311），而后到他家。嫂夫人苗红在家。老王亲自下厨做了五个菜，有两个菜还颇有粤式风格。我们一边吃一边品尝他自酿的白酒，虽说酒度只有三四十度，但好像舀了四次，那纸杯少说也有二两，大致喝了六七两，因而后面有了些许酒意，说的话题都是怀旧的，想起了许多上学时的故事和这些年各自的情况。十点半回到房间。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刚洗完澡，大约七点接到徐斌的电话，说他已到深圳车站，不见老王，正说着，听见老王的声音“我就在你后边”。原来徐斌按惯常的想法以为老王已生华发，只管寻找有白发的长者，和老王擦肩而过。我在宾馆楼下匆匆吃了早茶，赶往满天福酒店，路上遇到赶来聚会的刘小琴。到酒店时老王、徐斌、夏小梅已在坐，这里是吃早茶，过了好一会，赵晋梅带着老班刘亚莉来了。刘亚莉上学时是系团总支副书记，三年级我接替她的职务。她的篮球打得很不错，好像是系女篮队长。中午饭后，我和刘亚莉坐赵晋梅的车，老王、徐斌、小梅坐另一部车赶往蔡雁辉家。大约两点到了，见到蔡雁辉的母亲，1982年毕业后有一次去小蔡在38中的住家见过阿姨。房间很宽大，据说室内设计都出自蔡雁辉之手。小憩片刻，便前往这次深圳行的游地大澳湾培训中心，一路的追忆，话题很多。中心在海边，我和老王住一间，在5号楼313，临窗可以看到大海，天气不错，并不如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雨。晚上用餐喝了一瓶泸州老窖。十点多回到徐斌夫妇住的套间，海阔天空的神侃，兴之所至，小赵、小蔡和刘小琴都跳起了过去搞笑的舞蹈。还唱了几首红歌。中心话题从去年同学聚会的有趣故事渐次回到我们这代人逃不过的命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到十二点才各自回到房间休息。一夜无语。30号一大早起来洗了一个澡，不到八点和老王去吃早茶，来的又有点早，人家还没把菜肴摆上来。八点半以后徐斌夫妇和小蔡她们姗姗来迟。吃过早茶去海边游赏。小赵、小蔡、刘小琴、刘亚莉在海边放着悠扬的老歌，她们踏着节拍已翩翩起舞，小梅在一旁忙着拍照。我和徐斌下海游泳，水有点凉，但很清净，徐斌游得速度明显比我快，但是耐力已远不如我。游得很惬意。游了大约50分钟，洗漱毕又匆匆坐车回龙岗教育局，半路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十米开外看不到物体。在龙岗教育局小蔡超标的办公室里小憩片刻，欣赏小蔡临场挥墨书写行书，看了她珍藏的照片，用了简易午餐，直奔深圳市区。我重新住在梅林酒店411，住下后就急忙赶往欢乐海岸老房子酒店，这是一家川菜馆，味道还不错。赵晋梅老公马建宁请客。席间蔡雁辉老公陈医生找不到酒店位置，小蔡有点着急，我又说了几句小蔡有点强势的话，惹得小蔡很不高兴。不过总的来说气氛还不错，又喝了一瓶老王珍藏的好酒“酒鬼”酒。十点回到房间。徐斌、小梅还没吃完晚餐，就被兰炼厂的好朋友接走，可能还要在深圳呆几天。5月1号早八点多一点，老王送我到机场。啊，匆匆的三天就这样过去了。老王很辛苦，谢谢您老王让我度过三天愉快的时光，谢谢小蔡、小赵和小琴姐姐，往事悠悠，回首无尽，又期待下一次的重逢。
2013年7月12日，徐斌和小梅来京，我请李汀、王希恩、张文渊、张栋小聚，喝了三两酒后，张栋成为实际的主角，谈兴甚高，大讲他在河北和北京新华系统如何打开局面，我们都成了张栋的听众，这次聚会相谈甚欢，送徐斌回酒店住处时，徐斌说很难得张栋还能保持大学时代的状态。但是这次见面不久，徐斌就被检查出得了淋巴癌，这个消息是徐斌打电话亲口告诉我的，当时他说发现还算及时，大夫说积极配合治疗，康复的希望比较大，在电话里听不出他对病情的恐惧，也没有悲观情绪。不过，我相信凭着徐斌的身体底子和乐观睿智明达的性格，定会康复。此后，每年除夕或初一，我和徐斌互通问候时，他都会主动跟我提及医疗的进展以及他的身体状况，每次他的心态都相当平和、放松，给人一种有希望的感觉。
2014年10月中旬王永曾回天津省亲期间，来北京回访我，19日我请在京的同学李汀、老班魏明孔、张文渊小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谈及徐斌得病的消息以及我们的担心。
2015年11月8日我到杭州参加“第三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工作的79级同学刘进宝请客，徐斌和张邦炜先生参加。张邦炜是金宝祥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那天杭州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七点多徐斌赶来。徐斌因化疗带着旅游帽子。徐斌精神状态很不错，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定期化疗，他说每周还能参加不剧烈的体育锻炼。九点多小梅开车接他回家。2015年12月10号徐斌和小梅到北京出差，晚六点，李汀在什刹海同和居请客，王希恩、张文渊、张栋、魏明孔和我在座。徐斌康复得很不错，徐斌说今年九月去兰州已发现同学们搞聚会的热情已不高。张栋、李汀、徐斌、明孔谈兰州文化界的过去和现状及轶事，我知道的很有限，增长了不少见识。
2016年4月10日，我受邀参加杭州师大人文学院中国史一级学科（浙江省一流学科B）建设会，会议一结束，五点多我就按与徐斌的约定，打的去杭州文澜书院与徐斌会面。文澜书院在杭州著名景点孤山楼外楼旁边，地理位置极佳。快六点时赶到，徐斌夫妇和刘进宝夫妇及王同已在书院饮茶。王同，我们是在1973年甘肃省中学生运动会上认识的，他打甲组，我在乙组。后来到1976年，他随甘肃杂技团到山丹煤矿慰问演出，我们还在矿区游艺室玩了两盘乒乓球。1978年他也考入甘肃师大音乐系，从那时起断断续续一直有一些交往，后来他到杭州工作，又见过几次面。王同与徐斌也是因乒乓球爱好结识，后来徐斌才知道当年采访过他父亲，兰大中文系著名教授王秉钧。王同到杭州后与徐斌过从甚密。文澜书院主楼藻思阁位孤山之巅，始建于1936年，曾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移藏书楼。一楼大厅为书院讲习活动主场所。庭院南端大门两侧分别为闲读馆与文澜厨房，可供读书休闲和进餐。我们先在庭院品茶聊天，徐斌兴致很好。徐斌带我参观书院的图书室、讲堂，然后建议上山顶俯瞰西湖，徐斌不能劳累，便在书院会客室等我们，王同、刘进宝夫妇陪我登楼而出轩台，傍晚时分凭栏四顾，湖山美景尽收眼底。下得楼来，徐斌特别叮嘱书院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以各类鱼为主的晚饭。晚饭喝了两瓶文澜书院厨房收藏的顶级葡萄红酒，直到九点多我才返回酒店。
顺便说一说徐斌与文澜书院。杭州文澜书院大致成立于2012年，是以讲解和诠释中国国学经典、促进中西交流为主要职能的非学历教育和文化机构。按照文化机构模式进行管理，书院以“成己成物”为办院宗旨，“延名师，拓精舍，聘海内外成学之士担任学术委员或书院顾问”。设院长一名。2013年，文澜书院理事长任平先生读过徐斌写的浙江名人传记，很钦佩徐斌，便聘徐斌任院长。徐斌推荐我任书院导师，还让我列出讲课题目，当时我正在研究王安石与孟子，徐斌看了我的讲课计划，觉得很符合书院讲课宗旨。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徐斌是院长，还以为他也是导师之一，故书院跟我联系送礼品，我以为又是企业式的套路，就没有积极响应。我猜想这或许会给徐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直到这次夜游书院我才清楚徐斌跟书院的关系，当时我就向徐斌道歉，并表示追悔莫及。徐斌哈哈一笑，说没事，不知不为过，以后可以再来。徐斌还向我提出，以后南宋史方面的会议若与书院宗旨相关，也欢迎到书院来举行分会。
2017年9月，浙江大学丝路中心计划组织“文明交往的意义——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历史与现实思考高层论坛”，会议的组织者刘进宝邀请我参加，起初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研究不多，一直在犹豫是否参加，但是到2018年年初，刘进宝发邮件说徐斌很想参与他组织的论坛，并希望由书院承担一场分会讨论，而且徐斌也打电话给我说了他的意思，于是我便决定参加这次论坛，而且希望在徐斌主持的分会上我做会议点评。一切都在顺利中进行。4月初刘进宝来电话说徐斌的病情突然复发，来势比初得病时还要凶猛，同时告诉我徐斌希望论坛邀请王三北参加，徐斌也来电话告诉我说希望能与三北一道见面，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一种不祥之兆。
2018年4月19-21日，我在日记中记事：
（19日）8点乘高铁前往杭州，参加“文明交往的意义——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历史与现实思考高层论坛”。……21日下午会议移至孤山文澜书院，原本与徐斌协办，可是徐斌由淋巴癌转移至白血病。住院化疗。1点半乘陆敏珍的自驾车出发，两点半才到孤山，刘进宝夫人张晓英帮助联系到夏小梅的侄女夏明秀，会议三点开始，杜文玉发言，讲长安在丝路的起点。我是评议人。评议完，夏明秀约了一个专车，带我和王三北赶往树兰医院。堵车很厉害，快五点才赶到医院，见到徐斌、夏小梅。徐斌躺在病床上，神情还不错，说了一句“华瑞来了”“三北来了”，在询问声中的一刹那我仿佛又看到徐斌往日熠熠明亮的眼神。我给他送了我新近出的三本书。徐斌说真是有点遗憾，原本可以在书院相见，却没想到你们到医院来看我。我把夏小梅请出病房跟她单独说话，问她经济上是否需要帮助，在路上听夏明秀说，徐斌儿子肾病挺严重，所以夏小梅负担很重，我想力所能及地帮帮她，可她说她此前曾挣下一笔钱，足够应付。小梅说徐斌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化疗只是一个延续生命的不得已的法子。我就问4月17日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徐斌一张照片，看上去不像病重的样子，精神状态很好嘛，魏明孔知道我没有微信，还特意转成彩信发给我。小梅说其实那时病情已很严重了，之所以发那张照片，那是不得已，否则会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徐斌本来就不希望因他的病惊动太多的人。而且她也没有把病情实况告诉徐斌。她说如果徐斌能挺过10天，并有所好转，说不上还有一线希望，如果挺不过去……听到此心情一下沉重了起来。徐斌得知我和三北要来看他，有点激动，但是堵车耽误太多时间，徐斌的体力已在等待中消耗过多，当我们见面时，徐斌已没有力气。徐斌跟我和三北没说几句话，就气喘吁吁，咳嗽不停，小梅只好让徐斌躺下，也是在徐斌闭眼休息时的一刹那间，我感觉到徐斌的一种眷恋而又无奈的神情出现在略有浮肿的脸上。我们只好告辞，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徐斌了。夏明秀送我和三北返回酒店。
回到酒店后，我还在回味与小梅的对话。我说淋巴癌一般是身体免疫力下降的结果，徐斌身体看上去不是一直很不错吗？又喜欢体育运动，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小梅说，其实那是表面现象，徐斌的身体从2000年以后就变得比较虚弱。他若打一场激烈的篮球或者是乒乓球赛，回到家就要休息两三天，体力恢复得很慢。近十多年来心脏也不太好，只是他不太在意，比较随性，有病医病，病好了就又忘乎所以。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徐斌身体的真实状况。
4月27日早晨7点刚过，就接到小梅侄女夏明秀的短信：“华瑞叔叔：我的叔叔徐斌按照他的一贯理念‘快乐生活、飘然而去’，于2018年4月26日23点13分安静轻松的脱去羁绊，怀着童心回家了！”于是我赶紧回复：“明秀好，虽然已有预感，但是听到徐斌兄遽归道山的消息，还是非常非常的震动，万分悲痛。请你节哀珍重，并请向你的姑姑夏小梅女史转达我的深切悼念，也请她节哀珍重！我想送徐斌兄最后一程，希望能告知悼念活动的安排。”夏明秀回复“按叔叔心愿，从简！”“今天办好”，我又问“工商大学没有安排吗？”回复“不要他们安排”，我只好说“那好吧遵从徐斌的遗愿，徐斌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下午6点过8分，夏明秀又来短信“华瑞叔叔：今天下午我们已送走叔叔，顺利圆满！”
徐斌就这样走了。
2011年徐斌访问日本大阪
五
徐斌辞世，正如27日李汀回复我的短信所言：“徐斌走得太早了，令人悲哀，无限遗憾，百感交集！”我觉得我应当写点文字抒发悼念缅怀之情，当时正在赴开封的高铁上，我打开手提电脑匆匆写了两千多字的草稿，准备回到北京再写。可是五月是高校答辩和研究生办理毕业最繁忙的时节，加上还应搜集一些写作的材料，一拖就过去了近两个月。
对徐斌的纪念不仅仅是追忆过去在一起交往的片段，更重要的是追寻徐斌一生所挚爱、所从事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心路轨迹。于是我上中国知网收集徐斌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5年，我大致收集到110余篇论文，这些文章并不是徐斌发表的全部作品，中国知网所收文章大致只占个人的70-80%，所以徐斌发表文章应在130-140篇，当然这还不包括没有发表的文字。从收集到的文章篇目及内容看，大致有几个特点：
第一，徐斌兴趣广博，涉猎宽泛。我大致归了一下类，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最多，达35篇；其次是论述杭州、浙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论文26篇；其三是徐斌的本行，历史研究约18篇；杂谈类的小稿也有18篇；针砭时弊5篇；还有回望西北5篇。由于不是在一个或两个领域写作，他平素知识的积累就很难建构在一两个系统基础上，而是要在多个领域建构系统基础知识，这就大大增加了读书的数量和难度，特别是博览不很熟悉而新涉猎的领域的典籍或材料，这对于搞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当不易的，换言之，徐斌一定是一位比大多数学者要勤奋许多的人。
第二，虽然徐斌兴趣广博，涉猎宽泛，但是他最钟爱的依然是他的老本行，历史与文化思想，除了发表不少于20篇论文外，徐斌出版了六部著作：《魏晋玄学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论衡之人：王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旷古书圣 王羲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天地良知——马寅初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马寅初年谱长编》（与马大成合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杭州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多人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年。徐斌治史的特点是善于解读材料，以他的代表作来说，魏晋玄学在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积累，像著名历史学家汤用彤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过专门的讨论，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魏晋玄学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带有阶段性、代表性的学术问题，徐斌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人格魅力、人文关怀、放达性格的角度重新诠释魏晋玄学，特别是他“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应当说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探索。新论出版后他寄赠我一部，并附有一封信函。
华瑞：
你好，寄来的“通讯”收到。看到你在宋史领域纵横捭阖，闲庭信步，既高兴也羡慕。专业有成是最令人欣慰的人生。会员成果表，我不敢填，这些年远离历史领域，于宋史更近乎门外汉了。以后有什么活动要我捧场，倒是乐意效劳的。
我写的书去年出来了，学界反映不错，我也自以为写出了一些新东西。知道你正在关注理学问题，相信看后会产生思想上的激发与碰撞。若阅之有感，不妨写个书评，借你的大名抬高我的身份。
去兰州采访后，为甘肃百年作了个选题，分两期发出，一并寄上。
顺致
春祺
徐斌
2001年2月12日
接到徐斌的信，我踌躇了一段时间，终于没有动笔写。因为我在史学研究上走的基本是学院派的路子，对于徐斌的大著实际上是不敢轻易置笔的。用南宋理学家陆九渊说治经学有两种方法，一是我注六经，另一种是六经注我，我大致属于前者，而徐斌属于后者。后者的意思是所有的思想和材料为我所用，借以阐发我的思想，我的思想为主导。因而对于受句句有来历训练的我来讲，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徐斌的思想，这是其一。其二，我当时在宋史研究上因先得老师漆侠和老师的老师邓广铭的近水楼台，学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做宋史的，一下贸然评论魏晋玄学，大有串行之嫌。我评价得高，人家会认为我是吹捧同学，我要是评得不到位，人家又会说我沽名钓誉。其三，要写好的书评比写好的论文还要难，写论文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直抒胸襟，突出论点即可，而好的书评不仅要读懂作者写作的价值所在，还要对学界已有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和判断，方能给“新论”定位。我想既然徐斌看得起老同学让我写，我就不能随意粗制，所以考虑再三，与其写还不如不写。但是今天既然旧事重提，我还得表个态，就我的理解和读后的感觉，徐斌的这部著作确实写得很有水准，令我尊敬有加。只是他既不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局中人，也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群内的自家人，他的著作可能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
徐斌写的越人三贤传记，可以肯定地说思想性、可读性是其显著特色。徐斌在写三个传记时，其笔法有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某些影响。当然徐斌更追求人物的立体感，以及对今天文化思想建设的昭示。特别是写马寅初，因是距离现实最近的传主，徐斌投的精力更大，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他对马寅初的敬意和理解，只要有机会就给我滔滔不绝地讲述马寅初的真知灼见和豁达自然的行事方式，甚至视马寅初为忘隔代而交的那种知己。前揭徐斌治史有“六经注我”的特点，但是他在“我注六经”方面一点不逊于以实证见长的学者，他与马大成合编的《马寅初年谱长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年谱长编对民国与新中国时期报刊中的马寅初活动信息作了最为详尽的全面搜寻，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年谱长编对海量信息进行了甄别、辨析、考订，就人名、地点、时间、事件一一核对，务求准确。对过去马寅初研究中一些资料解释不清、不确处，均予以补正。也由此可以看到徐斌具有很了不起的治史科班硬功夫。徐斌在《马寅初年谱长编》后记特为感言：“我的导师王俊杰先生寿近期颐，当我告知着手编著马老年谱后，他深晓我的学问路子好另辟蹊径，特为嘱咐：编年谱和你过去写《传记》不同，全部要实打实，字字有来历，不可以作者意图择材选料，掺以不实偏文。我谨记在心，如履薄冰。”
至于与多人合作的《杭州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这也是徐斌擅长敏锐观察学界前沿动态的一种具体表现。口述史学起源甚早，但是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的史学现象进行研究和作新的实践，主要是上世纪二战以后在西方史学界流行起来，这种史学形式近十多年也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实际上，徐斌很早就注意搜集身边亲属和值得关注的人的活动材料，譬如帮助父亲和岳父写不同层面的回忆录，为策划百年西北开发选题搜集了大量口述史料等等，“杭州口述史”的完成为学界观察杭州工商业发展，在档案资料、文物资料、报刊资料、书信资料之外又开辟了另一个在场亲临者亲历杭州工商业发展的窗口。从史料学的角度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第三，我个人比较喜欢读徐斌《百年西北开发甘肃篇》上下，《校园荡漾大师风：西北师范大学百年校庆随笔》，文章写的大气。也许是因为我在甘肃生活了29年，西北师大是我念兹在兹的母校，读徐斌的文章，一种亲切感、沧桑感油然而生。这两篇文章我还以为最能体现徐斌的文风和特质。她将徐斌作为记者的那种对现实的感悟、敏锐细致的观察与深浸历史学熏染的睿智思考恰如其分地糅合在一起，读起来荡气回肠。更重要的是徐斌祖籍东北、生于华北，成长于西北，号称三北人，把人生定位为边缘人，但对生养他的故土一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从来不是边缘人。这两篇文章就体现了他的这种人生定位。我还喜欢读那些轻松活波、文字流畅的游记、随笔，如《骑着马儿望祁连：山丹军马场采风手记》《自由呼吸的日子》《校外求师记》《靖远分校十记》《新西游记》等。这些游记、随笔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徐斌总有一种向上，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从事的事业永远充满敬意的情怀。
第四，严格地讲，徐斌仍然是体制内的人。首先他对于党的政策和改革开放有很深入的思考，譬如《政治体制改革与政体理论的更新——关于国体政体、民主集中关系的再认识》（1987年）、《温州社会二元结构调查研究》（1988年）、《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次对话》（1994年，张仁寿、徐斌对话）、《不凡的目光：并提三位伟人》（1997年）、《建国初期新闻走向的困扰与转型——兼论党的优良新闻传统》（2009年），其次对于时局的针砭和对社会文化的批评，如《在时代和传统的冲突中创新——关于温州精神文明的调查和思考》（1986年）、《当代中国的文化立场——“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笔谈》（2009年），也多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希望时局能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他的针砭和批评具有古代“诤臣”谏诤的性质。其三，徐斌对于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动向给以积极的评价和大声疾呼，如《市场经济：中国改革的唯一坦途——试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1993年）、《民营经济的壮大与社会融洽度的调适》（1994年）。
毋庸置疑，徐斌的思想倾向颇受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影响，但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不能脱离生存环境奢谈自由、民主、宪政，加之他多年主持官办学术期刊——尽管他努力让期刊更多地接地气、引导新思想,因而他虽能认识到社会种种弊端，也能透视他的根源所在，他声讨、他批判，但是因为不能从体制和制度根本上去加以批判或否定，就如他最初写作《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对现实有很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讲演时又不得不隐去“不合时宜”的文字，因而批判和针砭不免力不从心而显得苍白，这是所有体制内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困局。徐斌在这方面耗去太多精力，无疑大大影响了他的学术建树。这是我读徐斌作品后感到的一种缺憾。我与徐斌的不同点是，我虽然在形式上深陷体制，但是我的学术研究极少关注体制内的话题，而徐斌欲挣脱体制的羁绊，但他的学术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深陷体制内的议题。这也是徐斌的矛盾所在。
虽然2011年徐斌从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上退下来，在告别讲演中也宣布“退出体制”，可是留给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已不多。网上有篇纪念文章说《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一语成谶，徐斌真的离开羁绊的体制，飘然去了天国。
第五，徐斌最有影响的作品大致莫过于他在浙江工商大学卸任人文学院院长的告别讲演《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这篇讲演被传到网上后，引起学界、媒体的很大关注，甚至影响到教育部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关注。记得2014年一天，我收到师叔、宋史大家王曾瑜先生的一封邮件，老先生在信中郑重向我推荐徐斌的这篇文章，并说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对时下教育体制批评得很到位。
2011年1月6日，徐斌的讲演稿《学期末全院大会告别演讲》写就后，除了夏小梅是第一个读者外，徐斌在2011年1月18日从信箱同时发给包括我在内的15位朋友，我大致是读这篇讲演稿的第一批读者。这篇文章之所以影响大，并不在于它有多高多深的学术价值，而是在于敢于揭示、捅破皇帝新衣一类的虚假表象。我长期在高校工作，高校中层研究生处副处长、学院院长、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我都做过，徐斌指出的高校管理体制所有的弊政，我都感同身受，所以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当年徐斌之所以推荐我接任他的职务，他以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相似之处，都是读书人，都有学术和做人底线，在不能突破体制藩篱的前提条件下，我可以忍受他不愿做的事，这样把浙江工商大学文史学科交给一个他信赖的同学，他比较放心。换言之，激烈言词之外，实际上体现着他对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老师和学生的大义和厚爱。希望他们能在一个充满思想、理想、自由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而不是相反。
对于徐斌的讲演稿的赞誉已经很多，我就不再锦上添花了。我只想说三点，一是从网上搜集类似于批评教育体制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没有像徐斌通过自身的感受和经历来解剖，所以徐斌能引起大多数人的赞誉，就在于他的真诚和坦诚，以及批判的深刻见识。
二是所有批评者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发表指斥言论，但是回到现实中却享受着文章痛斥的所有“好处”。徐斌最可贵的就是他不随波逐流，不说一套做一套：“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直到今天，像徐斌这样表里如一的人仍然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其实我以为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乃至改变我们的国家，当然要从体制上做文章。在各种力量都无法突破现实的情况下，至少应先从改变风气做起，如果我们的教授、学者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从醒悟的现在做起，徐斌讲演的初衷才算真正得到回响，否则，依然要像徐斌一样继续批判和针砭。
三是众人多从这篇讲演稿中对教育体制的大胆批评来衡量其价值，——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作为与建国以来相侔的一代学人对自己胸怀的袒露，其实这篇讲演稿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成长的心路历程：从信仰到迷茫，从迷茫到救赎，从救赎到大彻大悟，他要与昨天的自我告别。可是天妒英才，不假以时间，就让他告别人世，只让他的灵魂获得自由。
徐斌千古！
安息吧，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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