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
蝶恋花·送潘大临
别酒劝君君一醉。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
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
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
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这首《蝶恋花》是东坡在黄州时，送潘大临赴省试所作。有人因“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太不正经，就断定这是一篇伪作。然而，这词确确实实是苏轼送给潘大临 的作品。其实，在男尊女卑的宋代，男人逛青楼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为会受到追捧，连当事人都要为此大书特书一番。苏轼自己家里也养着好几个小妾，后来贬官黄州，小妾养不起了，又卖掉了好几个。这事若拿到现在，别说狎妓了，光是重婚罪和买卖人口罪，就够苏轼坐十年牢了。若追究那白马换春娘，就是人命案了。
这首词是写给进京赶考者的。这个潘大临，词里的“潘郎”就是拿潘大临来比潘安，“又是何郎婿”，是说，潘大临是何家的女婿。潘大临的母亲姓何，大概潘大临的妻子是自己的表姐妹，故称“何郎婿”。至于潘大临帅不帅，俺们不知，但是苏大胡子对自己三十年前的风流韵事颇为自得是肯定的。
“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让人想起古龙笔下的盗帅楚留香。
“花枝缺处留名字”，就是“点花牌”，青楼妓女将自己的艺名写在花牌上，若被邀请，邀请人的名字也要写在花牌的空缺处。想想看，如果某妓女的花牌上留下苏轼的大名，那该有多风光呢。
何止是三十年前，苏轼狎妓最风光的时候应在杭州。宋人王明清在他的《挥尘录》中记载：姚舜明在杭州做市长时，遇到一个老妇。老妇年轻时曾做过妓女。她对姚舜明说起苏轼狎妓的盛大场面。据说，每逢公休日，苏轼就会呼朋唤友，带上一群妓女，到西湖游玩。找一个景色奇佳的地方，大家一起吃早饭，吃完饭，便把人分成几个小分队，每一队都选出一个队长，由队长带领众人，领上几个妓女，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黄昏时分，以敲锣为信，大家到圣湖楼或竹阁之类的地点集合，继续饮酒作乐。尽兴返回时，只见杭州城的马路中央，千骑马队，妓女们手里拿着烛火，列队相随，那阵势很是壮观。引得城中男女老少都出来观看，场面就更热闹了。
妓女的命运掌握在官员手中。妓女能否能脱籍从良，也全在当官的一句话。北宋王辟之《渑MIAN水燕谈录》第十卷载有这样一件事：
苏轼任钱塘通判时，赶上市长不在，衙门的事就暂由他这个副市长代替。一天，他收到一名营妓请求落籍从良的陈状。苏轼立即大笔一挥说：“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放你自由，从良嫁人吧。
五日京兆是一个典故。有一个姓周的妓女，色艺冠绝钱塘，听说这件事后，也递了陈状请求从良。苏轼却不批准，说：“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妓女的命运不由人，但宋代的官妓好歹还有法律保护着她们，官员不得随意处置，而那些被有钱人花钱买回家去的婢女的情况就更悲惨了。明末冯梦龙编的《情史类略》记载：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州，临行，有蒋运使者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而晏子谏之；夫子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翻译成白话文实在太长，大概意思就是，苏东坡贬谪黄州，在路上，遇到一个姓蒋的公子，要用白马换婢女春娘。苏东坡同意了，春娘却认为东坡不拿女人当人看，一气之下，撞树而死。
把婢女当作物品一样赠送，在那个时代，男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便是许多女人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有满心的不愿意，也只能怨自己生错了人家。就是父母也常常为了钱财将女儿卖掉，更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主人呢？其实，春娘死，并非因为主人将她看得比牲畜还不如，而是因为，她不想离开。那不离开的缘由，我不说你也懂的。春娘死于对苏轼的绝望，一个小小的婢女，她所能做的，只能是用死来向这个世界说“不”。
司空曙有一首题为《病中嫁女妓》曰：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把花了不少银子辛苦培训出来的家妓卖掉，让别人拿去风流快活，他心有不甘。悲凉、伤心的人是他，那家妓作何感想，只字没提，像是卖掉一只宠物。
也有人为苏东坡辩护，说这是断不可能的事。其实，这些人都忘了，卖掉家婢甚至侍妾，是东坡自己亲口承认的。
总之，对女人来说，在男权社会中，并没有男性会永远专一地爱她们中的哪一个，把随意处置女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买卖更是合乎理法，甚至被看作风流韵事而广为传扬。标榜“我是风流帅”的苏轼，这一生，所负的情，何止十一。要在宋词中寻一场唯美而专一的爱情，那真是找错了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