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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宋诗艺术个性的要算是黄庭坚（1045一1105）、陈师道（1053一1102）的作品。黄庭坚与苏东坡齐名，人称“苏、黄”。黄庭坚的政治立场与苏轼相近，属于反对新法的旧党，也因受文字狱的迫害，先后被贬谪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近四川宜宾）和宜州（今属广西），最后卒于宜州。黄庭坚留下了1900多首诗，题材以思亲怀友、感时抒怀、描山摹水和题书咏画为主。黄庭坚在诗艺上有自己的独特追求，他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理论，常常被人误解为形式主义；他追求诗文写作“无一字无来历”（《答洪驹父书》），也容易被人等同于“掉书袋子”。与苏轼相比，黄庭坚在“以才学为诗”方面走得更为极端。
黄诗在音节、句法以及篇章结构上，别出心裁，争奇斗胜，喜用拗律，押险韵等。如《题落星寺》就是用拗救手法来有意避免平仄和谐的代表作。七言律诗有300多首，其中一半是拗体。黄庭坚是宋代自觉在唐诗之外另辟境界的诗人，在求新求变上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能利用常见的词语和典故组成新奇的意象，试读《寄黄几复》一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黄庭坚诗风也有多样性，不仅只有奇险生硬的作品，还有气势豪放，一气贯注的作品，如《登快阁》等。晚年更是趋向平淡质朴一路，如《跋子瞻和陶诗》。
黄诗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山谷体”（《“山谷”为黄庭坚的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诗的艺术特性集中体现在“山谷体”上。黄诗新奇瘦硬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不少的追随者。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诗史上意味深长的诗歌现象。受黄庭坚影响很深的诗人陈师道，一生清贫自守，以苦吟著名。黄、陈诗的共同缺点是生活视野比较狭窄，过于讲究用典的技巧（如用僻典）。陈师道才气不及苏轼，学力不及黄庭坚，但在诗艺上却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有意为拙。他的诗质朴无华而又精练简洁，如《示三子》、《九日寄秦观》等。陈师道由于过于追求简练而造成诗意的破碎。陈与义（1090一1138）是北宋与南宋之交时最重要的诗人。
宋末人方回曾把他与黄庭坚、陈师道一起推尊为江西诗派的“三宗”，并以杜甫为“一祖”。“一祖三宗”说，很能说明杜甫在宋代诗人心目中的地位。陈与义南渡以后的作品，就深受杜甫的影响，与杜诗的某些风格相近。宋徽宗初年，吕本中（1084一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称为“江西诗派”。“江西”指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与诗派中的十余人是江西人，另有十余人不是江西人。所谓“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性流派。“宗派”是从禅宗借来的名词，可见禅宗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很大。《江西诗社宗派图》本是吕本中少年时的戏作，宗派里的名次排序很随意，所列25人中除陈师道等近十人有较多作品传世，其他人则只有零星作品留存，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作品。
但就诗歌创作的总体趋向和题材风格而言，诗派主要成员都受到黄庭坚的很大影响，形成了声同气应的流派特征。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成员与范围不断扩大，吕本中、陈与义、曾几、赵蕃等人也被视为诗派中人。吕本中是发展江西诗派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诗歌创作的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夏均父集序》）这种主张虽然与黄.陈新奇瘦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带有禅学的某些智慧，把它引入诗学，也对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传吕本中活法的曾几（1084一1166），也主张“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所以他的诗风清新活泼。曾几年寿较高，对年轻一辈的南宋诗人陆游、杨万里等人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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