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江户的「王都」之辩
众所周知，现时日本的首都是东京都，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会，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上千万的游客前来观光。然而，东京作为日本首都的历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却有争议。
庆长八年(1603)二月，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之后，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户，即后来的东京便成为了日本的另一个重要都市。这里说成是「另一个」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日本还有两个重要的都市—京都和大坂。京都是平安时代以来天皇居住的宫殿所在之地，也就是日本王朝的中心；而大坂则是上一个完全统一日本的丰臣政权的根据地，直至十三年后的大坂之阵被消灭为止，当时的丰臣家仍然具备政治实力。
当然，大坂随着丰臣政权倒台后，重要性也相应低落，问题自然以解决，然而「千年之都」京都却没有那么容易被排除。毕竟日本国内的思想上，日本国之君—天皇仍然住在京都，一天没有排除天皇作为一国之君的地位，京都作为「天子之都」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
不过，更复杂的是江户在和平的二百六十四年间的确是日本最高的政经中心，指掌德川日本的国政及外交，甚至接见外国使节也是由江户的德川将军代劳，京都的天皇继续「乐在深宫」，直至幕末为止。
这里更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日本史里「首都」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按封建社会里「王」所在之地便是「王都」=首都的话，便牵扯到什么是「日本之王」、「王」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的问题。
换言之，江户作为武家政权—德川幕府的首府、牙城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一旦上升到国家论的层次时，便必然会连带到日本的「王权」问题来一起讨论，也就是「日本国王」与「王权」的内涵与构造问题。
可是，本文的主旨是追踪江户(东京)怎样成为日本最大城市，而承接上面的争论，本文的定位也自然是先加以整理形成上述争论原点的基本史实，也就是「江户的诞生」了。因此，有关日本近世首都论与王权的问题，请容让笔者先留一个小尾巴给各位读者先作思考。接下来先来看看大「江户」是怎样诞生的。
一、德川氏入府前的江户
德川家康受丰臣秀吉之命入封江户是在天正十八年八月一日(公历1590年8月30日)，在讨论为什么家康入主江户之前，首先简单说说在这之前江户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史料上「江户」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即鎌仓时代的幕府官修史料《吾妻镜》，当时的江户是武藏国(埼玉县与东京都)的东南，那里由系出天皇的桓武平氏分支．秩父平氏出身的江户家控制，从史料上来看，这支武士家族当时已经从武藏国秩父郡(埼玉县秩父市)向江户进出，成为了当地有力的领主。
到了室町时代，室町幕府在关东地区设立分治机构—鎌仓府，辅助鎌仓府首长—鎌仓公方的上杉家族分支之一扇谷上杉家成为了武藏国的最大领主，而江户地区则成为了辅助扇谷上杉家重臣太田家的领地，后来著名的名将太田资长(道灌)便是室町时代的江户城主。
根据考古成果显示，十世纪以后关东地区道路以及物流运输线日渐向太平洋边沿岸发展，加上太平洋边的海运也随着船运技术以及需要增加而得以发展，东日本的海运活力也慢慢得以增长，而江户西南的品川港逐渐成为了关东地区其中一个重要的海上物流枢纽。
不过，关东南部在室町后期发生长达三十年的战乱下，城市发展的精力受到阻塞，一直要到战国时代的后北条氏时代才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自伊势宗瑞(即后世称呼的「北条早云」)闯关东开始，后北条家族席卷关东，将上述的扇谷上杉家在内的敌对势力一一打败，太田家族的江户城以及一带的地区也成为了北条家的势力范围之一(有关室町晚期到战国时代的关东战乱，请参考拙著《》第一册)。
配合室町时代以来的基础条件，江户在北条家的经营下也日益成长为南关东重要的运输交通重镇。从后面提到的中世江户地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江户与读者所认识的「东京」存在极大差别，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江户城(现在的皇居)其实处于海边不远的丘陵地，而后来的江户湾(东京湾)上形成了一个呈钩形的突出地，即后来的「江户前岛」；至于现在的日比谷、目黑以及港区一带在当时仍然是海湾，称为「日比谷入江」。
因此，在天然的地形惠予下，后北条时代治下的江户城利用日比谷入江以及品川港连结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室町时代以来的海运基础，配合后北条家治下数十年的和平的推展下，不仅是海运，江户在陆路上也是庞大的北条领国内连接从首府小田原城到武藏南北，以至东至下总一带的必经要点。可见，江户在后北条家百年的经营下，即使规模上自然比不上最顶级的大都会小田原、川越，但跟岩付、关宿之类的重要性已是不相伯仲，可谓后北条领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支配区域了。
二、德川家康「定都」之谜
前节提到家康在旧历的八月一日入居江户，自此八月一日便成为了江户时代大江户的重要节庆「八朔节」的正日。那么，上面已经简单地回顾了江户在此为止的发展及地位，本节我们就回到本文的重点—为什么德川家康会选择江户作为袭封关东八国后的中心呢？虽然前节强调了江户的发展绝非落后，但也不代表江户便是关东唯一、最好的选择，小田原、鎌仓、岩付、关宿等都可以作为考虑之列。
有说法指，小田原城是刚刚灭亡的后北条家主城，家康选上小田原城的话，无疑是明着与秀吉作对，但这似乎只是根据后世人的价值观而作的判断，因为在当时，只要有利用价值，在最低的成本上改建、改造敌人主城，为己所用的情况并非罕见及出奇之事，也没有所谓犯忌讳的问题。只是，想当初小田原城作为后北条家向关东争霸的主城，从整个关东来说，位置偏西，不利于控制关东八州。
至于武家之都鎌仓，既因历年战争所累，早已没有当年之盛，长年陷于战乱的历史也是一种不吉利的象征；而客观地从鎌仓的地理而言，该地的平地太少太窄狭，无法容纳为数众多的德川家臣聚居之余，也没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所以说家康曾因为鎌仓是武士发祥之地，对其心动之说，或许只是后世人的空想。
说到这里，也有不少说法指德川家康当初选择江户前后，存在丰臣秀吉的阴谋论。据德川幕府的正史《德川实纪》的记载，当初秀吉命令家康入主关东后，希望刚从东海转到关东的家康尽受后北条领国臣民的为难，以此阻扰家康成为威胁。另外，秀吉再封自己的家臣包围德川家，以为藩屏以及防范德川家的第二重防线。当然，这既没有史料佐证，加上出自幕府的官史，该书又成立于幕府成立的百多年之后，这个「秀吉阴谋论」带有政治意图，旨在赞扬家康突破困难，成功称霸的伟大与功德，自然难以完全相信。
另一方面，家康重臣松平康亲的家臣石川正西的回忆录则提到，当年秀吉询问家康选哪里为新居城，家康说选择小田原后，秀吉以江户当时尚待发展，而且又有天然的入船口，是建设新领国，与领国同步发展的「形胜之地」(福地)，于是德川家康接受了秀吉的提议。
虽然石川正西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夸张的部分，在史学研究上要小心使用，但笔者在内的不少研究者认为正西这个回忆比较合理可取。除了前节提到当时江户的情况大致合乎正西的描述外，还有一点重要的考虑，那就是天正十八年(1590)当时丰臣政权的情况与德川家康的地位。
同年秀吉消灭了反北条家族，将德川家康改封到关东后，并不意味着丰臣政权统一日本大业已经完结，更不代表秀吉的霸业梦已经完全开花结果。一来当时还有奥羽地区的平定未完结，即使一年后完全平定了奥羽地区，丰臣政权便接着赶紧开启入侵朝鲜及明帝国的计划。
这些与家康入封关东看似毫无关系，但事实上秀吉安排家康进入关东的其中一个重责便是镇住关东与奥羽两地区，万一奥羽地区再有变故，家康作为奥羽与本州岛之间的把关重镇，协助忙于侵略的丰臣政权平乱的重任，也自不待言地落在家康为首的东国诸侯身上。
回首过往，即在平定关东与奥羽之前，秀吉已经委任家康权知关、奥两地区的外交事务，负责招抚北条家、伊达家在内的领地归降丰臣政权，而平定奥羽一年后(天正十九年=1591年)爆发的一连串奥羽地区骚乱中，家康都有份协助平乱，可见，将秀吉改封家康入关东视之为阴谋论是过于肤浅的指控。
至于指示以江户为主城又有什么关系呢？上面提到江户到了战国时代为止，已经是海陆交通运输的中枢之地，而石川正西又提到秀吉重视当时的江户拥有入船良港的优势，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相中江户具备良好的运输能力，不论是派兵对应北方乱事，还是协助丰臣政权将关东、奥羽的物资从海、陆两路运上京畿，都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如果石川正西的回忆不假，那么他的回忆则充分显示了秀吉对家康的期待，以及潜藏在背后的东日本建设蓝图。
终、霸都与霸业
上面简单地说明了德川家康选择江户作为领国中心的原因及背后的问题，最后顺便谈一下坊间、网络认为家康坐拥大都市江户之力，乘着丰臣秀吉展开侵略战争，使政权内斗，西国诸侯元气大伤，趁机展开争霸业、灭丰臣的野心大计，反映秀吉当年的安排结果上是作法自缚，自取灭亡。
可是，即使本文强调江户当时并非僻寒小城，但也未到达能够傲视群雄的规格。家康进入江户后不久，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伴秀吉坐镇九州岛名护屋的侵略前线基地里。而江户当时虽然已有一定规模，但要转身成为关东最大领主德川家的主城，容纳数百家臣入住，以及招改领民移居等都十分花费时间，目前只能确认家康在入主江户后做了基本的河漕改道(道三堀)，以及基本的城下町规划，完全算不上已经发展成熟，更遑论是协助家康在十年后争霸。
江户城以及城下町真正发展起来，要等到关原之战后，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一年后的庆长九年(1604)，利用幕府名义下令全国诸侯协助增筑扩建江户才告开始。因此，按表面的计算，家康与德川家从领地规模大小上可算是傲视诸侯，但如上面所示，当脱离纸上谈兵的空论，着眼于实际情况时，关原之战时的德川领国其实是外强中干，巨大领地与新都江户仍处于「战后待兴」的撤消阶段，对争霸的贡献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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