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达喀尔
支援戴高乐的重大意义——达喀尔的解放计划——是否一定要向自由法国军队提供援助——1940年8月8日我发布的备忘录——“恫吓”作战计划获得战时内阁批准——拖延时间与机密泄露造成的危机——“雅克”有好消息传来——我方第二条线索——成功找到法国巡洋舰——白厅受挫——已经太迟了——我向战时内阁提议放弃该计划——诸位司令官心急想要进攻——戴高乐将军不肯放弃——战时内阁授权诸位司令官，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我发电报给史末资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进攻达喀尔——军舰对阵炮台——法国维希政府坚决反抗——我方海军损失惨重——内阁和诸位司令官决定放弃——内阁和战地司令官不断更改主意——帮诸位司令官说明缘由——议会对我的不解释表示尊重
为了将法国的非洲属地和殖民地，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属地和殖民地划归到英国名下，英国国王政府这段时期相当重视支援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我们听说，这些地区的绝大多数法国军官、政府官员、生意人还心存希望。祖国忽然落败，他们很是惊讶，但并不打算投降，因为他们还在希特勒大军和贝当伪政权的掌控范围之外。戴高乐在他们看来，就如黑夜中闪闪发光的星。他们因为距离获得了时间，又因时间获得了机会。
我在明确我国军队无法抵达卡萨布兰卡的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达喀尔，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在策划这整件事时，那个规模很小的工作委员会表现出了充足的自信和高涨的热情，该委员会属于我私人，在法国的相关事务上向我提供顾问服务。1940年8月3日晚间，我已在契克斯批准了将法国军队运送到西非登陆的提议。为使自由法国的大旗在西非升起，占据达喀尔，以便为戴高乐联合起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继而是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戴高乐将军、斯皮尔斯少将与莫顿少将起草了一份计划纲领。喀特鲁将军预备在北非的法国殖民地解放后，担负起当地的指挥工作，为此他已确定会从印度支那赶到英国来。
参谋长委员会8月4日认真研究了联合计划委员会起草的详细计划，同时草拟了提交给战时内阁的报告。以下三项前提条件是参谋长委员会计划的基石：首先，为了让这些军队可以在任意一个法属西非港口登陆，各军队一定有完善的装备，用船来运送；其次，该远征军成员应该全部来自自由法国军队，一个英国人也不能有，只有运送军队的船及为其保驾护航的军舰是例外；第三，为了避免远征军登陆时遭遇强有力的反抗，在处理这件事时要将其视为法国人内部的事。
自由法国军队有两个营、一个坦克连、几个炮兵排和工兵排、一个轰炸机小队、一个战斗机小队——我们应该向该战斗机小队供应“旋风”式飞机——总数大约为两千五百人。8月10日，该军队可在奥尔德肖特做好一切准备，预计8月13日，运输船和供给船可从利物浦出发，运送军队的船只将在19日到23日这段时间启程，然后在28日到达达喀尔，或是在几天后到达科纳克里、杜阿拉之类的港口。在8月5日的会议上，战时内阁批准实施这些计划。
真相很快显露出来：戴高乐想从英国方面获得的支援高于参谋长委员会的预测值。所以他们告诉我，我们会因此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时间，不仅如此，还会毁坏该远征军队的自由法国性质。这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不能草率答应，毕竟这段时期我们的兵力和物资供应也很困难。然而，我在8月6日这天跟戴高乐将军商议了一下，然后为商讨该计划，在8月7日晚上11点举行了参谋长委员会。所有人都同意达喀尔是自由法国军队的最佳登陆点。我宣布，英国军队要竭尽所能援助该远征军，确保其能获得成功，我让他们以这一纲领为一举，制定出比较大的规划。海、陆、空军参谋长对我方改进与维希关系的策略和我方引领法国殖民地对抗德国的裨益之间的矛盾，展开了细致商讨。戴高乐这么做，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在跟法国本土交战的同时，还要跟法国殖民地交战。这是他们的观点。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会支持远征军过去，但前提是自由法国派到当地的情报人员与我们在当地的代表都表示当地局势有益于远征军。鉴于此，8...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呈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亚总督发来电报，称德国在维希政府的默许甚或支持下，可能会很快威胁到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地。西非沿海将像欧洲西海岸一样，到处都是受德国空军援助的实力雄厚的潜艇基地，使用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我们连靠近都不行，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迅速且有效地行动起来。
2.六周以前，内阁就竭尽全力想在卡萨布兰卡行动，为此还将达夫·库伯先生和戈特勋爵都派过去了，结果到现在一点成果也没有。当地法国人把我们视作敌人。参谋长委员会连一点有用的意见都提不出来，很明显，形势比先前恶劣多了。
3.维护英国利益，有一点好像非常重要，那就是尽快让达喀尔归戴高乐将军所有。最好他的机密大使上报说，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占领达喀尔。如若不然，就应派出人数充足的波兰和英国军队，为了掩护他们，还应同时派出足够的海军。行动绝不可以半途而废。戴高乐应该能赋予此次行动法国性质，若能取得胜利，那当地的掌控权自然要落到自由法国政府手中，只是行动的人手不足，缺失的部分一定要由我们来补足。
4.关于如何攻占达喀尔，参谋长应该订个计划。以下各项应该列为计划中已实现的条件：（1）戴高乐的部队和所有能调集过来的法国军舰；（2）可以掌控周围的法国军舰，在登陆行动中打掩护的实力雄厚的英国海军；（3）一支拥有完善装备的波兰旅；（4）皇家海军陆战旅，这支旅原本计划到大西洋岛上参战，不过戴高乐的部队现在急于登陆，可将其先调过来帮忙，另外也可调派罗杰·凯斯爵士军队中的突击队过来帮忙；（5）要对从航空母舰或是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上起飞的飞机，从空中给予恰当援助。
5.马上制订计划，计划执行日期完全参照地中海战事确定。
6.占据达喀尔后，派驻当地的军队不应包括英国军队。英国只会在物资供给方面给予一定援助，当地会成立戴高乐的政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运作，同时还要防备德国在法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从海上发起进攻。若戴高乐的能力不足以抵挡长时间的空袭与空降部队，我们会带他离开，走之前还要将港口的设备全部毁坏。但不管发生了什么，挂着法国国旗的“黎歇留”号战舰，我们都要抢过来，修缮好。签订停战协定前，法国政府为确保黄金的安全，将其运到非洲，波兰和比利时可将他们各自的那份拿回去。
7.我们失去了太多时间，抓紧时间成了该计划得以实施的最大保障。只要方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英国船舰做运输船，但要挂上法国国旗。改挂国旗这件事不必有枢密院下达的指令，也不必走立法程序。
8.由内阁负责解决法国宣战带来的威胁和应不应该对其采取笼络手段这两大难题。
我在8月3日向战时内阁提出此事，指出它已超越了先前纯属法国远征军的计划范畴。众同僚对如下细节做出审核：假设我们会遇到反抗，为使防御军队的力量分散开，我们会在清晨派出六支分遣队，分别在达喀尔周围海滩上的六个点登陆。这一计划被战时内阁批准，不过要让外交大臣斟酌一下，法国维希政府有多大可能会加入战争。我竭尽所能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在这一刻已下定决心，冒险尝试一次。我批准，该远征军的司令职位由约翰·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欧文陆军少将担当。8月12日晚，他们两个来到契克斯跟我会面，我们深入探讨了这个前程未卜的复杂事件的方方面面。连发给他们的指令，都由我亲自制定。
就这样，此次代号为“恫吓”的达喀尔远征，我在发起与动员方面都担起了重责。由始至终，我都没有后悔过，尽管我认为我们不会一帆风顺，并且也真的有些悲惨的经历。为达喀尔作战是颇具价值的，但更具价值的却是占据法国的殖民地。我坚信维希政府不会参战，我们很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一切。法国民众在英国的坚决抵抗和美国的强硬态度影响下看到了新的曙光。我们要是赢了，维希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向他们的德国主人邀功，说他们的有效反抗导致了我们的失败。战争时间延长是最大的威胁所在。但我们这段时期见识过很多比这更大的威胁，已经见怪不怪。我发觉，我们的人手和物资就算到了最紧张的时刻，也能强自维持下去。在德国侵略我国本土的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为保卫埃及，将二分之一的坦克送去给韦维尔，且没有半分犹豫。相较于那次，这次的事简直微不足道。代表我国全体民众意愿的战时内阁、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的成员都十分坚韧，主张为打赢这场仗积极主动，现在这种主张越来越坚定了。相应的指令全部发布出来，且都得以执行，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拖延时间与泄露机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两大威胁，后者因前者变得更具威胁性。这段时间，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是一帮豪杰，他们流亡国外，武装反抗本国现在的政府。他们愿意用英国的大炮击毁法国的军舰，毫不介意对手是自己的同胞。连他们的领袖都面临着被处决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可避免会表现得激动甚至是鲁莽，我们怎能因此责备他们呢？战时内阁的命令只要传达给几名司令和参谋长委员会就够了，不用再传达给其余任何人。然而，一定会有很多人了解事情的全部，因为戴高乐将军要劝说那些豪迈的法国人跟他并肩战斗，就不能对他们有所隐瞒。达喀尔成了法国军中的共同话题。一些法国军官在利物浦一家餐厅举行酒宴，敬酒时会大叫：“达喀尔！”一定要用拖车把我们进攻时要用到的登陆艇从朴次茅斯周边地区运送到利物浦，这需要从英格兰横穿过去，另外，相关运送人员浑身上下都要配备热带装备。我们全都处在战争初始阶段。相较于之后两次最关键的行动“火炬”“霸王”中的保密举措，此次我国本土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糟糕了。
还有拖延时间。原本我们想在9月8日发起进攻，可主力军队现在却只能先开到弗里敦，在那里加油、最后整顿。制订计划时，我们参照的法国运输船的速度是十二海里每小时，十六天抵达达喀尔。结果运输船装上摩托车后，速度最快只有八九海里每小时，我们在装载摩托车时才发现了这一点，汇报上去，但走到这一步，换成更快的船同样需要时间，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最后总共推迟了十天，有五天源自我们高估了船的速度，三天源自装载方面遭遇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另有两天是因为要在弗里敦加油，每一项都无法避免。眼下，我们只能延期到9月18日了。
8月20日晚上10点半，我主持了一场会议，与会人员包括海、陆、空军参谋长以及戴高乐将军，我参照会议记录，将该计划归纳为以下内容：
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会在清晨抵达达喀尔，飞机会从城市上空投掷标语、传单，法国船舰将开赴港口，英国分遣队则留在较远的地方。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军队抵达后，会有一名使者带着给当地总督的一封信，乘坐一艘侦察艇进入港口，艇上插着一面法国国旗、一面白旗。戴高乐会在信中重点说明，他来这里是为使达喀尔免受将要到来的德国人的进攻，拯救达喀尔，另外他还带了食物和支援过来，送给当地军队和民众。若总督臣服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否则海岸上的防御军还要开战，英国分遣队也会从远处开过来。若对方一直坚持反抗，英国舰队就要轰炸法国炮兵阵营了，但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对方反抗得再强硬，英国舰队都要战胜他们，为此不惜用尽各种手段。最重要的是战争一定要在黄昏时分结束，将达喀尔交到戴高乐手中。
对于这一计划，戴高乐将军没有异议。
我们在22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外交大臣读了封信给我听，内容涉及对机密的泄露。没有人知道此次机密泄露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海军在进攻时有一项长处：所有人都无法确定它会进攻哪里。大海如此宽广，大洋更加如此。通过海军的热带装备也只能猜测出它是到非洲去。有人说利物浦有个法国人的太太觉得默尔西河上聚集的那些运输船会开赴地中海，她因此涉嫌向维希政府通风报信。就算一不小心泄露了“达喀尔”这三个字，对方也无法从中推测出什么。这类“保守秘密”的法子在我们渐渐累积起丰富的经验，同时越来越警觉时，发展到了几乎无懈可击的地步。我很担心拖延时间这个问题，却找不到办法解决。但没有人能确定机密是否外泄了。无论如何，8月27日，内阁终于达成一致，准备在9月19日开始行动。
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9月9日下午6点24分，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斯海军上将发来一封电报，称直布罗陀海岸有次会面，另外，他还将这件事上报了外交部：
以下消息源自“雅克”。未来七十二小时内，法国分遣舰队可能会尝试穿过海峡，往西行驶，目的地尚未确定。
诺斯上将没有针对这件事采取任何特殊行动，因为他并未参与进攻达喀尔的计划。10日上午7点50分，外交部也收到了从丹吉尔打来的一模一样的电报。当时伦敦正遭遇连续空袭，基本没有喘息机会。工作不停被打断，很多电报堆积在密码部，还没翻译出来。由于没有“紧急”标志，这封电报只能依照顺序，等候翻译。等翻译出来，开始分发时，已经是9月14日的事了，海军部到这会儿才看到这封电报。
不过，我们还有一条线。9月10日下午6点，驻守马德里的一名英国海军武官收到了法国海军部发来的正式报告，称三艘法国“乔治·瑞格”巡洋舰及三艘驱逐舰已从土伦出发，预备在11日早上从直布罗陀海峡经过。这符合彼时维希政府承认的正规程序，同时也是他们在最后时刻实施的谨慎举措。该英国海军武官马上向海军部和驻守直布罗陀的诺斯海军上将汇报了这一情况。9月10日晚上11点50分，海军部收到这一消息。值班上校拿到了翻译后的电报，然后送给了（海外）作战司长。这名军官非常清楚远征达喀尔一事，所以他本可以一眼就看出这份电报有多重要。然而，他却依照一般程序，将这份电报跟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捆绑发出，而不是马上将其单独发出。众上司因为他犯了这样的错误，对他十分不满。
然而，9月11日早上5点15分，正在地中海巡逻的“刚烈”号驱逐舰在直布罗陀东面五十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这些法国船舰，并马上向诺斯海军上将汇报了情况。当天早上，驻守在直布罗陀的“H”舰队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也收到了消息，这是凌晨0点8分驻守在马德里的海军武官发过来的。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在早上7点发布命令，一小时内，“威望”号要做好出发准备，等候海军部指令。直到海、陆、空军参谋长在内阁召开会议时，第一海务大臣才得知“刚烈”号驱逐舰发来了关于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作战司长犯了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驻丹吉尔总领事的电报被外交部耽误了。当时，第一海务大臣马上给海军部打电话，命令“威望”号及其属下的驱逐舰准备出发，它们已经这么做了。随后，他到了战时内阁，无奈已经太迟了，驻丹吉尔总领事发来的电报和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发来的电报刚好都被耽搁了，并且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部门的重视。若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了，“威望”号都可以将法国舰队拦截下来，在确切的指令下来之前先跟他们谈判；战时内阁肯定会有确切的指令，或是由我在战时内阁召开会议前发出确切指令：第一种情况是驻丹吉尔总领事在第一封电报上标志“紧急”字样；第二种情况是尽管两位驻守直布罗陀的海军上将并不知道内情，但是其中一人却感觉到了异样；第三种情况是外交部的工作没有出现任何失误；最后一种情况是作战司长先尽快发出第二封电报，第一海务大臣因此留意到它，马上查看。
但由于我们每一项都没有安排到，11日早上8点35分，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从直布罗陀海峡全速（二十五海里）经过，开赴南面的非洲海岸。战时内阁得知这件事后，马上让第一海务大臣下令派“威望”号去跟法国军舰沟通，问它们最终要去哪里，同时禁止它们开赴任何一处被德国侵占的港口。若得到的回复是要去南面，就要悄悄尾随它们，另外要向它们明示，最南只能到达卡萨布兰卡。若它们到了卡萨布兰卡还不停下，还想去达喀尔，就要阻止它们。可始终无法找到它们在哪里。12日、13日，卡萨布兰卡都是大雾天。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毁；另外可能还有军舰驶进卡萨布兰卡，但相关报告彼此矛盾；这段时期，为了阻拦这支法国舰队，“威望”号和其余驱逐舰不分昼夜，守在卡萨布兰卡南面的海面上。“威望”号在13日下午4点20分收到无线电报，说没有巡洋舰停留在卡萨布兰卡。它们早就朝南面开走了，开出去老远，现正朝达喀尔全力进发。
但机会好像还是有的。目前，我方远征军和实力雄厚的护航舰队已经抵达达喀尔南面，马上就要到弗里敦了。海军部在9月14日中午12点16分告诉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法国巡洋舰不知何时从卡萨布兰卡走了，让他去阻挠它们，不要让它们开到达喀尔去。他应该将包括“坎伯兰”号在内的所有能用的船舰都利用起来；“皇家方舟”号在紧急时刻，就算没有驱逐舰保驾护航，也应该将飞机调出来参战。所以为了在达喀尔北面组成一条巡逻线，“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坎伯兰”号和“皇家方舟”号马上调转方向，全速返回。它们抵达海上的巡逻区时，已是9月14日晚上了。法国分遣舰队的船舰彼时早就在达喀尔港口沉锚，并将甲板上的布篷打开了。
法国和英国远征达喀尔的结局，在经历了这场意外后已经很明显了。我马上想到放弃此次远征。该法国分遣舰队的抵达，似乎已经宣告了和平登陆达喀尔继而由戴高乐将军占领当地的计划彻底失败，这些船舰上很有可能坐着援军、技术精湛的炮手、冷峻的维希政府官员，他们会让当地的总督坚定信念，会给当地驻军以引诱，还会将炮台掌控在手中。幸而我们可以在不损伤威望的情况下——现在威望对我们可是相当重要的——放弃该计划，其实此事也根本没人知道。戴高乐将军正在杜阿拉进攻法术喀麦隆，可以将远征军调过去帮忙打掩护，至于船舰和运输船，可以解散或是遣返本国。
9月16日中午，我们举行了战时内阁会议，我将进攻达喀尔计划的整个过程大致描述了一遍，说到了从原定日期9月13日延期造成的恶劣后果，以及方方面面的泄密与灾祸，导致法国军舰悄悄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说完这些，我宣布就此放弃这个计划，因为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同以往了。内阁同意了，这天下午2点，他们向达喀尔远征军发布了指令，如下：
英国国王政府已做出决定，进攻达喀尔的计划不能再执行了，因为法国巡洋舰已抵达当地。我们考虑过用别的计划取代这一计划。然而，选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概率应该会很低，因为考虑到去博马科的路很不好走，军队又没有多少运输工具，从达喀尔过去的敌军很可能会先下手为强。除此之外，就算戴高乐的军队到博马科去，也不会使达喀尔的局势发生多少改变，因为我方海军实力不足，根本无法从海上严格封锁达喀尔。权衡之下，让戴高乐军队选在杜阿拉登陆，进一步确保喀麦隆、赤道非洲、乍得的安全，同时向利伯维尔扩张，堪称最佳策略。远征军里的英国军队应该先在弗里敦停留一段日子。
这一策略要马上执行，除非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
9月17日，远征军抵达弗里敦。全体将领都对放弃进攻达喀尔计划表示强烈抗议。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的意见是，不能断言维希政府巡洋舰一到达喀尔，便使当地海军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应该先了解清楚此事到底将达喀尔人的斗志提升到了何种程度，再下定论。听说，现在那些巡洋舰都把甲板上的布篷打开了，有两艘巡洋舰所停的地方有力证实了它们是轰炸的极佳目标，自身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
在当时的局势中，这是另外一个转折。战争进行到这一阶段，基本没有司令会在战场上一味追求冒险。一般都是本国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冒险。欧文将军此次动身前，将自己所有的担忧认认真真写在了纸上。所以眼下他们热情高涨，想要执行这一复杂错乱、带有一半政治性质的战争计划，让我在意外之余又十分欢喜。若战场上的战士觉得现在正是大战一场的时候，并且他们有这样的勇气，那我们就要给他们自由，这是理所应当的。鉴于此，9月16日晚上11点52分，我发了这样一封电报给他们：
你们拥有百分百的自由，可以独立判断整体局势，另外请跟戴高乐将军交换意见，不管你们有怎样的提议，我们都会认真权衡。
我们很快又接到了戴高乐将军的抗议书，他态度强硬地表示想按原计划行事。他这样说道：“最近，英国政府推翻了从海上直接向达喀尔进攻的计划，若英国政府执意如此，我会亲自带领我的军队从内陆向达喀尔发起进攻，希望英国在当地的海军和空军能马上协助我们，这是我的最低要求。”[1]
我方司令此时汇报称：[2]
戴高乐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坚持认为有必要尽快向达喀尔发动进攻。……若能派出特工去达喀尔做准备，做那些该做的事时，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另外不要赋予此次行动太多的英国性质，那他就有很大概率能从达喀尔获得有效支持，有人这样跟戴高乐说。他的特工已在巴瑟斯特做好准备，并接到了指令。目前，戴高乐的意见是，继续执行先前在无反抗的情况下进入达喀尔港的计划，若无法取得成功，自由法国军队会尝试在吕菲斯克登陆，如有需要，海军和空军将向他们提供援助，之后他们以此为据点，再进攻达喀尔。桥头阵地建成后，只有他们需要援助时，英国军队才会登陆。……
我们谨慎地考虑过所有因素，觉得不应放弃这个计划，毕竟这三艘巡洋舰抵达达喀尔后，并没有使一直以来我们心甘情愿承受的风险加剧。所以我们的意见是，采纳戴高乐的这一新提议，若他失败了，英国军队就要准备登陆，给他支持，这跟先前的计划一样。在我们看来，不管怎么样，最关键的都是增强〔我方的〕海军的力量。
应该在收到国王政府决定后的四天内，将计划付诸实践。
欧文少将最终给帝国总参谋长发来这样一封电报：
我在这个战争计划中承担了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一点你已了解，单纯从军事角度说，我本不应该不加考虑地承担这些风险。最新情报显示，这些风险有加大的趋势，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很明显最后有可能取得成功。戴高乐也答应过会坚持跟英国军队合作，除非双方已经没有了合作的必要。另外，在法国人内部作战是他的责任所在，他不会推卸。
17日晚上9点，战时内阁又召开了会议。大家全都赞成赋予司令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的权力。由于进攻是几乎一周后的事，不用担心会耽误时间，所以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最终做出决定。我应内阁的要求，起草了一封给达喀尔远征军司令的电报，如下：
目前，我们无法对各计划的优劣做出判断。我们将所有权力赋予你们，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选择你们觉得最好的方法，以达成此次远征的最初目标。不管情况有何变化，都要在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9月18日下午1点20分，我发出了这封电报。
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最后结局。第一海务大臣19日汇报说，法国分遣舰队的全部或是部分，此刻正从达喀尔启程，到南面去。显而易见，这支舰队曾往达喀尔运送过维希军队、技术员和官员。新近抵达的援军更提升了我方遇到激烈反抗的概率。一场激战在所难免。我的同僚们只听汇报，不说意见，因为这些百折不挠又很懂得见机行事的人拥有跟我一样的本能，静待事态自行演变。
庞德海军上将20日汇报称，我方的“康沃尔”号和“德里”号拦截了法国的“普瑞莫格”号巡洋舰，后者已经答应前往卡萨布兰卡，眼下已经到了。经过证实，“澳大利亚”号发现的三艘法国军舰分别是“乔治·赖格”号、“孟卡”号和“荣耀”号巡洋舰。“坎伯兰”号19日中午跟“澳大利亚”号会合，在黄昏到来之前，继续追踪维希军队的船舰。那几艘军舰这时忽然开始向北开，同时将十五海里的时速提升至三十一海里。我们马上去追，却没能追上。“荣耀”号有部发动机在晚上9点发生故障，只能以十五海里以下的时速行进。其舰长答应由“澳大利亚”号押解他们返回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经过达喀尔时，估计是在夜里十二点前后；若遭遇潜艇攻击，应马上自行沉船，“澳大利亚”号舰长这样告诉“荣耀”号舰长。“荣耀”号舰长一定将这件事转告了达喀尔政府，所以两艘战舰经过此处时，什么事都没发生。“坎伯兰”号跟踪另外两艘维希战舰，后来因为下了一场大雨，跟丢了，之后重新找到了，却没有发起炮轰，结果让它们跑回了达喀尔。17日，“普瓦蒂埃”号在海上被挑衅，自己沉船了。
我向史末资将军说明了所有情况。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0年9月22日
我发出的跟达喀尔相关的电报，你应该已经看过了。你在以往每封电报中都谈到了不能忽略非洲，这些话我时常会拿出来思考。戴高乐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开始了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有些法国军舰和维希政府人员前去搞破坏，这些人应该是德国人派去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若德国人占据了达喀尔，将其变成潜艇据点，将会对好望角航线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我们已开始为戴高乐占领达喀尔作部署，若有可能的话，就采用和平方式，否则就使用武力；远征军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他们的实力应该足以支持此次远征。
跟法国水军与部分驻军武力相向，带来的危险当然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整体而言，由于法国这片殖民地士气萎靡，境况艰难，并且因我方掌控了大海，他们若反抗，必将遭遇灭亡，忍受饥饿，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不会做出有力反抗。然而，任何人都很难在战争开始之前预测结局。有这样一种观点：英国对敌军的反抗，让法国民众言论乃至维希政府都偏向了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冒这种险，而且奥兰事件重演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我们一度因为这种观点生出了很多顾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一致认为，这种反对呼声最终不一定是对的，相较于眼睁睁看着戴高乐被维希法国打败的危险，这样做的危险终究要小一点。既然先前的奥兰事件以及我方对维希政府的封锁都没能使维希政府向我们开战，那我认为，在达喀尔的交战同样不会引致这种后果。抛开达喀尔的重要军事地位以及戴高乐占据达喀尔带来的政治利益不说，我们还能从此战中间接获得先前比利时和波兰一时糊涂存放在非洲内陆的六七千万盎司黄金，以及“黎歇留”号大型军舰，它还没有完全被毁坏。简而言之，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由于德国正威胁西班牙及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利益，我们暂时不想参与摩洛哥的事务。喀特鲁将军下周就要到叙利亚去，对于叙利亚，我们怀有极大的期望。眼下，一场大规模战役将在马特鲁港爆发，期待我们的装甲队援军能及时赶过来。
肯尼亚的危机并未让我太过担忧，而且有个很好的化解危机的法子，就是守住后方，在铁路附近开战，让敌军接手糟糕的交通条件。我正在想办法往该战场运送一些合适的坦克，另外，我认为当地驻守了过多的军队，若能转移到苏丹和埃及三角洲，肯定能派上用场。
我很高兴并且满怀自信，能跟你共同走在这条我们已并肩走了很多年的路上。
我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如下：
前海军致总统
1940年9月23日
洛西恩勋爵将你收到达喀尔消息后的反应告诉了我，我深受激励。德国人在达喀尔建造稳固的潜艇与空军基地，会威胁我们共有的利益。据此推测，可能将有一场激烈的战争在达喀尔爆发，也有可能不必费一兵一卒就能将其拿下。但我们已颁布命令，要奋不顾身地向前进。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往蒙罗维亚和弗里敦调派几艘美国军舰；但愿那时候我们已攻克了达喀尔，你们若要来访，我们将不胜欢迎。但请你转告法国政府，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他们而言，在所有跟美国有关的问题上，开战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害处。他们一旦开战，就变得跟德国同一性质了，在世人眼中，他们在西半球的利益就等同于德国的利益。
我很感谢你提醒我留意德国进犯我国本土这件事。我们已准备好应对他们。若能收到关于来复枪的消息就好了。
我用不着在这里详细描绘进攻达喀尔的三天发生了什么。在军事史上，它们应该占据一席之地，另外，这也是个绝佳的范例，说明坏运气对一场战争的影响。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对西非沿海的天气做过很认真的研究。在研究了多年的记录后，他们得出结论，每年这一季节的天气都少有变化，总是晴天，时不时就能看到太阳。然而，英国和法国舰队向这一军事重地进发——戴高乐及其统领的舰队走在前面——的这一天，即9月23日，却碰上了浓雾。我们原以为反正达喀尔大部分居民，法国人也好，原住民也好，都支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戴高乐率军进入港口，就能让当地总督听令，而英国舰队只需停在远处，在必要时提供支援。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发觉，达喀尔已成了维希党人的天下；维希巡洋舰已毁灭了达喀尔参与自由法国运动的一切可能，这点毋庸置疑。戴高乐派出两架飞机飞抵达喀尔机场，降落之后，飞行员马上遭到逮捕。有一名飞行员随身带了一份名单，自由法国主要支持者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戴高乐派出的代表想乘船过去，在船上插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居然遭到拒绝，之后，另有一些人在乘一艘汽艇进入港口时遭到枪击，有两个人受伤。大家都下了很大的决心；同一时间，在一片大雾中，英国舰队来到距离海岸五千码处。达喀尔港的一座炮台上午10点开始炮轰我方侧翼的一艘驱逐舰，我们反击，大战随即爆发。“英格菲尔德”号和“先知”号驱逐舰轻微受损，船舱被打中的“坎伯兰”号被逼撤退。有艘法国潜艇在潜望镜探出水面的瞬间被飞机打中，另有一艘法国驱逐舰着了火。
先前围绕军舰对阵炮台一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纳尔逊曾说，要抵挡拥有一百门炮的军舰，一座六门炮的炮台足矣。鲍尔弗1916年在达达尼尔考察工作时说：“若军舰能在炮台射程以外的地方向炮台开炮，那双方的战斗力就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了。”从理论方面说，英国舰队此次若能做出正确安排，完全能跟达喀尔炮台一决高下，不仅如此，还能在两万七千码开外发射一些炮弹，然后将达喀尔炮台的九点四英寸口径大炮摧毁。然而，“黎歇留”号战舰现在还在维希军队手中，该战舰能在同一时间使用两门十五英寸口径的大炮。英国海军上将一定要考虑到这点。雾气是最致命的。所以，炮轰在上午11点半前后就彻底结束了，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船舰全体撤离。
戴高乐将军率领其军队，在当天下午尝试登陆吕菲斯克，结果还是放弃了，因为当时雾气变得更浓，更难分清方向了。各司令于下午4点半做出决定，让军队运输舰撤离，明天再战。晚上7点19分，相关电报送到了伦敦，9月23日晚上10点14分，我以个人名义发了电报给各司令，内容如下：
既然开始做了，就一定要做到最后。任何情况都不能让我们中途放弃。
当天晚上，我方最后一次警告达喀尔总督，他表示会跟我们对抗到底。各司令说他们想继续作战。相较于23日，24日的可见度要高一点，不过还是看不清楚。我方船舰朝海岸驶去，海岸上的炮台冲我们开炮，这时候，在距离海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面上，“巴勒姆”号和“坚定”号跟“黎歇留”号开战了。“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很快遇上了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它们击损了那艘驱逐舰。炮轰结束是在10点前后，当时，“黎歇留”号中了一枚炮弹，炮弹规格为十五英寸，军事重地曼努尔也被同样规格的一枚炮弹打中，还有一艘轻巡洋舰着火了。另有一艘敌军潜艇在阻挡我方行进时遭遇我方的深水炸弹，被迫浮出海面，船上的敌军投降。我方军舰都完好无损。下午，炮轰再度开始，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期间，“巴勒姆”号四度中弹，不过没有造成多大损伤。此次炮轰只证明了敌方防御稳固，誓要抗争到底，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
9月25日开始正常交战。这是一个晴天，在距离海岸两万一千码的海面上，我们的舰队发起炮轰，海岸上的炮台给我们精准的还击，这时候，“黎歇留”号两门十五英寸口径的大炮也朝我们开炮。后来，我方找不到进攻的目标了，达喀尔驻军司令放了烟，将其挡住了。9点一过，就有一艘维希潜艇发射的鱼雷，打中了我方的“坚定”号。随后，海军上将决定撤退，“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坚决’号受损的现状，敌方潜艇继续攻击造成的威胁，岸边驻军发炮的准确率奇高、反抗之心坚定”。
当天上午10点，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不应施压给各司令，逼他们做跟自身理智判定不符的事，此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上午11点半，内阁召开会议，期间收到了今天早上战争的结果。该结果好像明明白白证实了：我们已经小心谨慎到极致，并将自身人手与物资利用到了极致。数艘很好的军舰严重受损。很明显，敌方打算为保卫达喀尔战至一兵一卒。长时间交战会导致情绪爆发，维希政府会不会因此向我们开战，没有人能下定论。所以我们艰难地讨论了一番，最后达成一致，就此停战。
我给诸位司令发了电报（9月25日下午1点27分），内容如下：
参照我们现在打探到的全部信息，“坚定”号受损也包括在内，很明显，对达喀尔的进攻会给我们带来恶劣的后果，所以我们决定取消这一进攻计划。你们要马上停止行动，除非还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事，让你们想用武力登陆。这个决定你们同意与否，请用“最紧急”电报回复我们，在收到我们的回复之前，你们不要正式开始登陆，除非局势发生转变，彻底偏向了我们这边。
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取消了，我们会派出海军，竭尽全力保护杜阿拉，但戴高乐在巴瑟斯特的军队（若他们继续停留在当地），我们就保护不到了。眼下我们正在犹豫要不要派军队去支援弗里敦。我们会在收到你们回复的第一时间，向其他军队发布指令，为他们做出新安排。
诸位司令这样回复我：对停止行动无异议。
前海军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9月25日
对于我们被迫取消进攻达喀尔的计划，我觉得非常惋惜。维希政府先于我们抵达那里，在他们的拥护者和技术娴熟的炮手支持下，加固了当地的防守。还杀害、压制了我们所有的同情者。我们已有几艘军舰被打中，若继续借助武力登陆，便要担负起不恰当的义务，你若考虑到我们现已担负的义务，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在为期三天的炮轰中，我国只有“坚定”号一艘军舰遭受重创，要过几个月才能重上战场，另有两艘驱逐舰要送到国内的船坞做大规模修理，但是没有军舰被击沉。维希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一艘上面的人员被救。有一艘驱逐舰焚毁，一艘搁浅。“黎歇留”号战舰中了一枚十五英寸的炮弹，另有两枚两百五十磅的炸弹差点打中它，最终使它受创。这么大的一艘战舰，达喀尔自然没有条件修理，7月份有段时间，它就因受损无法行驶，眼下，它已经不能再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战时内阁与几名司令对此次远征计划的意见不断变化，聊聊这种变化是很有意思的。一开始，几名司令对该计划没有太大兴趣，欧文将军写了篇幅很长的备忘录，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着重指出所有艰难阻碍，呈交给帝国副总参谋长，为自己留下了后退的余地。法国巡洋舰队及赶来支援的维希党人在远征军从加那利群岛南面经过时，借助法兰西共和国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威望，悄悄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我在这时便已确定，局势已经变了；在我的提议和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战时内阁达成一致，为了不让外界知道我们计划失败，在还来得及且损失不大的情况下结束此次行动。
战场上的几名司令却在这时拼命要求将计划执行下去，战时内阁的意见是给司令们判断和行动的自由，我非常同意。之后，我方尝试登陆达喀尔，遭到激烈反抗，这证实战时内阁的想法是对的，而它采纳的建议也没有错。
尽管达喀尔之战比我们想象中要激烈得多，但我们对维希政府不会向我国开战这件事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报复举动，就是派出北非的空军空袭直布罗陀。他们在9月24日、25日两天，不间断地炮轰直布罗陀的港口与船坞；第一次投掷了一百五十枚炸弹到港口；第二次投掷的炸弹是第一次的两倍，动用了差不多一百架飞机。绝大部分炸弹都投到了海里，法国的飞行员做事好像挺马虎的。没有造成太大伤亡，损失很小。有三架敌方飞机被我方的高射炮队打下来。最终，维希政府在达喀尔一战中获胜，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结束”了此事。
我们并未责怪参与此战的英国海军与陆军司令，在大战结束之前，他们一直在军中任职，不仅如此，那名海军上将还获得了至高荣誉。我处理事情的一大原则，就是有人估计敌方情况出现失误，对其的处罚要尽量轻。若他们对当地情况的认知，让他们觉得有信心达成这一目标，那他们当然应该积极做出尝试；他们没有料到，维希驻守在当地的军队会因法国巡洋舰和援军赶到，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若说这是他们的失误，实在不合情理。至于戴高乐将军，正如我在下议院所言，我因他在此次行动的表现，对他更有信心了。
达喀尔一战从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战争会因无法扭转的意外发生怎样的转变，同时暴露出军事与政治两种力量对彼此施加的影响，还有联合作战会遭遇的难题，尤其是有盟军参与时，鉴于这些，我们很应该仔细钻研一下这一战的过程。这一战在普通人眼中好像是一个典型范例，集估测失误、安排无序、遇事胆怯、意识混乱于一身。由于达喀尔邻近美洲，美国人对其兴致浓厚，因此对这一战展开了激烈批判。澳大利亚政府同样很担心此事。英国国内也怨声载道，直指此战指挥失误。然而，我已下定决心，一句话也不解释，对此，议会表示尊重。[3]
现在回想这件事，或许我们应当更客观地看待它。海军历史的研究者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近三百年前有一件事跟这件事很是相像。1655年，克伦威尔派出一支由海军和陆军共同组成的远征军，向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发起进攻。进攻并未取得成功，不过，远征军司令随即转战牙买加，将其占领，转败为胜。
尽管在达喀尔一战中，我们败了，但我们成功阻挠了法国巡洋舰向前行，还粉碎了他们挑衅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计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戴高乐将军攻克了杜阿拉与喀麦隆，在当地建立据点，推动自由法国事业向前发展。自由法国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不光阻止了维希毒液在当地的渗透，还因其对中非的掌控，促进了我们之后从塔科拉迪穿过非洲大陆抵达中东的航空线的发展，这样说来，这些活动还是有作用的。
[1] 我们收到这份抗议书是在1940年9月17日上午11点55分。——原注
[2] 海军部接到汇报是在1940年9月18日上午7点56分。——原注
[3] 详见附录（3）我跟孟席斯先生的往来信件。——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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