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自我们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萧何韩信张良是怎么死的?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萧何韩信张良是怎么死的
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自我们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节目带您走近著名电影艺术家张良。从演员到导演，他将“董存瑞”精神贯穿于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把人民放在心上，深入大街小巷。“滚一身泥巴、做一番事业”，张良用光影记录下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变迁，勾勒出改革开放期间岭南独特的人文风光。
羊城十月，在霏霏的小雨中，我们来到了珠江电影集团，采访电影艺术家张良。由于前一天有些感冒，张良的声音并不十分洪亮，但语句中透露出来的铿锵豪情却依旧令人肃然起敬。
“我的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当演员，二是当导演。”银幕上的他，是舍身为国的战斗英雄董存瑞；银幕下的他，将“董存瑞精神”融入到导演事业中——把人民放在心上，深入大街小巷，用光影记录下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变迁，勾勒出改革开放期间岭南独特的人文风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记者专访电影艺术家张良，感受他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滚一身泥巴、做一番事业”的奋斗精神。
“一辈子做董存瑞精神的传人”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一生有三个成功的选择，其中就包括六十多年前您在电影《董存瑞》里成功塑造的董存瑞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在塑造这一英雄人物的过程中，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张良：《董存瑞》是在1955年拍的，到现在已经63年了。和董存瑞一样，我15岁参军；当年就参加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当时郭维导演让我去试镜，看完试镜样片我就灰心了，我塑造的是英雄董存瑞，形象应该是高大魁梧的，但我本人又瘦又小，哪儿有英雄气质？郭维导演告诉我，英雄人物也是生活在人民中间，是最普通的一名人民战士，经过革命熔炉的历练才成长为英雄的。这番话犹如给我打了强心剂，纠正了我的观点，恢复了我的信心。
正式拍摄之前，郭维导演对我们说，我们要以董存瑞的精神来塑造董存瑞。因此，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得自己扛着行李下乡拍摄外景，睡觉也是向老百姓借两条板凳搭成一张床，但大家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向董存瑞学习，学习他的奉献精神，全组一条心，没有人喊累。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这场戏无疑是全片的重中之重，外景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搭建的，非常像隆化中学前面的敌人桥形暗堡。董存瑞身为爆破队长，很懊悔没在战前的侦查中发现这座暗堡，才导致队友的牺牲，所以有了撕心裂肺的那句“炸了它！”为了总攻的胜利，在没有架子的情况下，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依托，举起炸药包，果断地拉开了导火索。这一切过程，我觉得自己是全身心、凭着一腔热血履行着一个战士的职责。我理解董存瑞的理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愿望。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像董存瑞那样在危难时刻为祖国献身，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去塑造董存瑞。
电影《董存瑞》剧照（资料图）
记者：正如郭维导演所说，“以董存瑞精神去塑造董存瑞”。如果让您用几个字概括一下董存瑞精神，您会如何概括？您怎么理解董存瑞精神？
张良：在我心中，董存瑞精神可以用这八个字来表示——舍身报国、无私奉献。这八个字饱含了董存瑞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党教育我们每一位战士要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放在心里，任何艰苦的环境，任何困难我们都要克服，这是我们每位解放军战士必须应有的品质。
最让我难忘的是2003年八月，我被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邀请参加纪念战斗英雄董存瑞牺牲五十周年活动，会后有很多人纷纷与我握手、向我敬礼，一个个都“自报”家门：“我是某年董存瑞班班长”“我是某年董存瑞连连长”，每个人都英勇伟岸，令我肃然起敬。他们说当年一入伍，第一课就是看的电影《董存瑞》，他们决心一生一世都做董存瑞的接班人，让董存瑞舍己为民的精神世代相传。这令我非常感动、非常难忘，我虽然老了，也要一辈子做董存瑞精神的传人。
张良与《董存瑞》导演郭维（右）合影（资料图）
记者：曾说，要不断推出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您扮演的“董存瑞”是几代人心中的永恒经典，您认为在影视作品中该如何塑造英雄人物、讲好英雄故事？
张良：在拍摄《董存瑞》之前，我是一位年轻的话剧演员，从来没有拍过电影。起初，我在形象塑造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在摄像机前我无法表达出董存瑞的思想情感。我心想，我要塑造董存瑞形象，也应该像董存瑞一样，用一种顽强的精神来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我反复地阅读剧本，在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偷偷地练戏。在董存瑞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但也正是因为我在体现着英雄的形象，所以我必须像他一样去生活、去战斗。
后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没有任何怨言，在工作中我努力在自己身上培养起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质，在影视作品中塑造好精神人物、讲好英雄故事，让观众在看过影片后，能感到身上增加了一种克服一切困难、冲开一切障碍的力量，让英雄人物的精神力量鼓舞大家前进。
“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
记者：改革开放后，您从演员转型为导演，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做出了这个决定？
张良：让我下决心从演员转行为导演，正是因为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要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此时我已经调到广东了，在演过几部戏后，我自认为都不太理想。随后，我得知了深圳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觉得机遇来了，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要滚一身泥巴、做一番事业。
有种说法叫“演而优则导”，其实不是。当导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说来都会从当场记开始积累经验，但我除了演员什么都没当过。当时珠影的厂长对我说，我可能是一位好演员，但不一定会是好导演，谁有好剧本敢让我拍？这些话对我是一个刺激，我身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要改行。
之后，我和我的妻子王静珠彻夜长谈，我对她说，我不当演员了，下决心要改行当导演，不会的东西我可以学。她看我下定了决心，也毅然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动画美术专业，和我一起转型，她开始学习编剧。党教导我们，到生活中去、向人民学习，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要抓紧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张良执导电影《梅花巾》获第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像荣誉奖”
记者：转型当导演后，您拍了很多反映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影片，如1984年的《雅马哈鱼档》，这是中国第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的电影，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活广告”。
张良：我最初看到《雅马哈鱼档》原著的时候，一眼我就爱上了。主人公都是无业、待业在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他们，让他们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这样的题材正合我意。此外，它写的是广州，我1972年到广州的时候，还是一片萧条，人们穿的衣服也是黑白灰，没有其他颜色。但改革开放后，正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广州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我心里很兴奋，非常希望能把改革开放这几年来广州所取得的新成就如实地放到大银幕上。
在电影中，我倾力打造了两个“新”。首先是影片的主人公“个体户”，他们是改革开放造就的新人物，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广州最先盛开的花朵，对广州的经济繁荣功不可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树立他们的形象，让大家关注他们的生活；其次，我要全情塑造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新形象，当时我在广州已经生活了十余年，此前从未发现广州如此之美。时代在前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我们电影人应该和时代同步，有责任去记录、反映时代的脚步。
记者：回望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您觉得改革开放给您带来了哪些机遇？您如何评价自己这四十年的艺术人生？
张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张良。改革开放让我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变，进而让我在导演的事业上有所作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从《梅花巾》开始，到《雅马哈鱼档》《少年犯》《女人街》《特区打工妹》《龙出海》……所有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源自改革开放。
有人说很佩服我，别人写历史题材都有参照物，但我没有参照物，都是改革开放新题材、新事物、新生活。如果不踏足到这片土地上、不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又怎么能看到这些人和事？我的作品好比是改革开放大潮里滚出来的一颗颗珍珠，把它们串起来，就是我和我妻子献给特区的一条项链，是我们二人对改革开放的献礼。
“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记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多部电影拍摄前，您都亲自前往各地体验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一创作理念给您的电影生涯带来了哪些感悟？
张良：书记精辟的论述，令我感触很深。我们的作品要反映社会、生活、时代、历史，必须深深植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广阔生活，必须在作品中结合人民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在我的电影生涯中，从演员到编剧到导演，所参与的电影作品，每一部都是从生活中来、从生活中提炼再进行艺术创作而成。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这是真理。文艺工作者要牢牢记住这几句话。
我是北方人，在拍摄《雅马哈鱼档》前对广州还不太熟悉，但我深知生活才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因此，我当时走遍了广州的街道，和广州的邻里百姓们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广州的过去和现在，了解这座城市的新旧变化，真正做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后来的《女人街》《特区打工妹》等，都是延续这条路，无一部不是从生活中而来。
电影《雅马哈鱼档》工作照，持扩音器者为导演张良（资料图）
记者：近年来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受青睐，您执导的《雅马哈鱼档》《女人街》等影片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您认为该如何拍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张良：我拍摄的这些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是探索实现纪实性和戏剧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我很喜欢纪实美学主张的一些观点，比如题材的日常性、人物要有杂色、环境要有生气、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等等。同时又很喜欢传统美学主张的主题要鲜明、人物性格要生动、情节结构要富于戏剧性……因此，我探索着把二者结合到一起，拍出纪实性和戏剧性相结合的影片，以追求更生活、更真实、人们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比如拍《雅马哈鱼档》的时候，我发现每天清晨天刚亮就在白鹅潭的江面上聚集了上百条渔船交易，广州的鱼档全到那里采购活鱼。但我们绝对不能组织拍摄，于是就决定偷拍！经过多次实地演练之后，我让演员混入渔船随机应变、自由发挥，摄影机全部隐蔽起来跟踪拍摄。我一摸鼻子，他们就开机。蒙蒙晨色、百条渔船，渔民的粗犷豪放，舱内鲜活的大鱼，一沓沓人民币，一筐筐鱼过秤……就算广州本地人，每天吃着活鱼，也没尝过这样的原汁原味！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应该有好的教育性，但不是单纯地说教；有高雅的艺术性，但不是曲高和寡的高深哲理；能贴近现实、富有时代特点，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新人物，给人以健康的情趣，这也是我自己的艺术创作追求。
张良题写寄语：向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
记者：如果请您寄语当今年轻一代的电影人，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良：当前电影市场繁荣，百花齐放，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心里想着人民，就不会走上歧路。说过，“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电影人不能只顾赚钱，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
我的年纪也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候下基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我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希望新一代的电影人能牢记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要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只有深入实际生活，才能创作出更多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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