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征发赘婿、贾人谪戍，是汉代所谓“七科谪”的重要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 《汉书.晁错传》云：““秦时，北边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秦之谪戍者有八种人，即逋亡者、有罪官吏、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尝有市籍及大父母尝有市籍者、闾左，而逋亡者又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服徭役逃亡及乏徭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多种情况。汉承秦制，汉代有“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在“七科谪”中，赘婿何以被视为与罪犯和商人同类？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赘婿为不事劳动、游手好闲之徒，所以鼓励耕战的秦国严惩这类人。所谓赘婿者，多系家贫难以自养，故出赘为婿。贾谊说：“家贫子壮则出赘”。史书对赘婿的解释：穷人之子典押给富人做奴隶，称“赘子”；过期不赎，主家给赘子娶妻，仍做奴隶，称赘婿。奴隶如何能不事劳动、游手好闲？显然说不通。
也有人认为，赘婿实际是奴隶，秦汉之时严惩赘婿有消灭奴隶制残余的目的。顾颉刚认为“赘婿直是奴隶之变相”，但秦汉严惩赘婿绝非为了限制奴隶制，因为仅仅严惩赘婿根本达不到限制奴隶制的目的。
严惩赘婿，应该是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提倡礼义的一种手段。《汉书》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出赘之风自商鞅变法后开始盛行，那时由于商鞅变法提倡小家庭、奖励耕战，规定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居住，否则将加倍收税，迫使一些贫家子壮者出赘为婿。析分大家庭或家族，扩大小家庭数量，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但统治者的本意是通过传统的男婚女嫁增加小家庭数量，出赘则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因为出赘不符合礼义道德观念。秦国统一天下后，虽贯彻法家主张治国理政，但统治阶级为维护政权，建立统治秩序，也需要礼义道德这一套，有些礼义还引入了秦法。
秦朝严令禁止原始婚俗，国家保护一夫一妻制婚姻，对违背一夫一妻制习俗的淫佚、寄豭、逃嫁等要严刑处理。会稽石刻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秦法重视孝道。秦律及司法解释道：老人控告儿女不孝，要求判以死刑，应否经过三次原宥（谅解，宽大处理）的手续，不应原宥，要立即拘捕，勿令逃走。（原文：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殴打祖父母，应黥为城旦舂。（在脸上刺字，男的罚修筑城墙，女的罚为公家舂米，相当于劳动改造。）如殴打曾祖父母，应如何论处？与殴打祖父母同样论处。（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
秦法规定见义勇为是法律义务。“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有人在大街上杀人，周围的人袖手旁观不加援救，距离百步以内的人，要重罚，罚二甲。
扭转“遗礼义，弃仁恩”的风俗，是地主阶级建立统治秩序的需要。出婿者，随女方姓，做人义子，为女方家扛活，生了孩子也要随母亲姓，承嗣母方宗祧，脱婚要净身出户……这等于不孝。在儒家看来，孝乃至德要道，德之本也，教之所有生也。而子壮出赘，无法赡养父母，背负了父母养育之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赘婿无法传宗接代，不孝之尤。而且，在古人看来，贫贱不能移、贫而有义者荣，是千古之通义，赘婿为苟活而更名改姓、摧眉折腰，是莫大耻辱。
这也与父系氏族时代的大男子主义和男尊女卑的世俗心理有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一个母系氏族就是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由一位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最亲近的亲属组成一个血缘群体，世代居住在一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
妇女是氏族的领导，血统按母系计算，女子只能留在母亲氏族中。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由于男女在生产和氏族中地位的改变，终于促成了继承制度和婚嫁习俗的改变。即由男方的集体出嫁转变为女方嫁到男方氏族中，从妻居改为从父居，孩子留在男方氏族中，血统由父系继承。妇女从在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逐步下降为从事家务劳动，变成为男方生儿育女的工具。从此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族长由女子担任转变为男子担任。
在父系氏族公社里，私有制已经产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族长对氏族成员的剥削由此产生。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产生，是妇女遭到的一次最大失败。
在古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天子娶十二女、诸侯娶九女、达官贵人一妻多妾，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是家庭的主心骨，被看作是天经地义，而男子“嫁”到女方家为赘婿，阴阳颠倒，受女方驾驭，是极其低贱的，为世人所不齿。
综上，秦朝及其后朝代皆贱视甚至严惩赘婿。
《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云：“自今以来，遐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田宇。三世之后，欲士士之，乃署某籍曰故某虑赘婿某，更之乃孙。”大意是：从现在起，经营商贾和客店的，给人做赘婿的，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种人在三代以后，要做官的才准许做官，不过还要在簿籍上写明是已故某闾赘婿某人的曾孙。
《为吏之道》还有一段话，也很能反映出秦国统治者对赘婿之厌恶——（王）命令将军：经营商贾和客店的，给人家做赘婿的，以及在百姓中带头不耕种，不修建房屋的，我很不喜欢。要把他们杀掉，又不忍连累他们的同族弟兄。现在派他们去从军，将军不必怜惜他们。在杀牛犒赏军士的时候，只赏他们吃三分之一的饭就够了，不要给他们肉吃。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人，就把他们用到哪里，将军可以叫他们平填池壕。
《汉书·贡禹传》说:“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赘婿与赃吏同列 ，严禁为官吏。
《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史学家司马贞索引:“赘婿，女之夫，比于子，如人疣赘，是馀剩物也。”颜师古补注:“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有疣赘，非所有也。”可见，在文化人眼里赘婿人格之卑贱，也可感知唐代对赘婿是何等鄙视！
五代时南唐对待赘婿如秦朝一般把赘婿与佣奴等同编入军队，宋以后赘婿的社会地位略有好转，但整个社会鄙视赘婿的风气更烈。
如此卑贱的社会地位，再有一线生活希望的男子，都不可能托身于女方成为赘婿，但一些男子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含辱饮泪出赘，这都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所造成的。
其实，所谓的赘婿根本不是疣赘，此种婚嫁形态对平衡社会诸家庭劳动力、发展社会生产、以强补弱维护家庭生机，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真正的疣赘是秦亡后死灰复燃的贵族制。秦国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打开了底层平民向上跃升的通道和空间，出现了其父富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的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幸的是，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贵族制死灰复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上的一个可怕的赘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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