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世界史”中的波斯帝国,是希腊伪史工程的一个配套工程。正是这个子虚乌有的“波斯帝国”,为荒诞不经的古希腊城邦文明、希腊化提供了支撑,为国内的各种“西来说”提供了“源头”。例如,某专家说: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及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专家当然知道这一则史料,《汉书·西域传上》: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武帝在沿路建设各种服务区(休息点、招待所),以确保朝廷派出的使臣的食宿;设置驻军,以确保沿路安全。尽管如此,“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

归纳这位专家的观点,便是:①这条交通线上每一寸道路,只有位于外国土地上的,才是有效的“丝绸之路”;②中国人修筑的道路再多、再长、再好,也不能(配)称为丝绸之路。

简而言之,即便是汉武帝派人把路修到了所谓的罗马城,这条路也只能是“由西向东”的西来之路。

诸如此类的“新理论”、“神逻辑”,在国内学术界颇为盛行。

为了证明“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为了证明西方世界自古会修建道路和维护道路,拥有开辟丝绸之路的能力,专家接着说: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的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都城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

遗憾的是,这个“波斯帝国”是一个无法证明其存在的虚无缥缈的伪史。

波斯帝国怎么灭亡 波斯帝国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1)

一、时间伪史: “波斯帝国”与天文历算

历史历史,有了历法才能写史。如果不知今日为何年,是不可能有“史”的。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朝廷自古建立了修史制度,唯有中国朝廷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唯有中国拥有长达三千年的编年史,唯有中国拥有官方主持编制通行于全国的历法。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史书往往是给出某年某月,并未记载确切的时间。例如,《汉书·景帝纪》: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诏曰……春正月,诏曰……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五月,令田半租。”

但是,“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精确到了某一天。如《波斯帝国史》:

冈比西斯……他的衙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北方的锡伯尔。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35年2月20日的一份文书中……王子宫廷的信使巴扎祖(Bazazu) ,公元前534年8月10日出现在锡伯尔。另一位信使潘阿舒尔卢穆尔(Pan-Ashur-Lumur) ,公元前532年3月或4月曾经充当证人……公元前530年3月3日,又是伊蒂马尔都克巴拉图将自己的1名奴隶送去给冈比西斯的奴隶石匠当学徒4年,以便学习全套的本事……公元前530年3月26日,在新年庆典活动的时候,冈比西斯再次“握住主的手”。

几乎全部是鸡零狗碎的事情,没有一件重要的。

波斯帝国出土文献中的一个个精确的“时间”,从何而来?

记录精确时间的前提,是拥有国家颁布的历法,记录人知道当时是某年月日。编制历法的前提是拥有较为成熟的天文学和较高水平的数学。据说,巴比伦天文历算非常发达,波斯帝国的相关知识来源于巴比伦。事实上,据希罗多德《历史》,巴比伦人为了在首都建一座木板桥,竟然首先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挖一个16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为的是把河水引入人工湖,让河道干涸。如此数学水平,如何能建立天文学?至于巴比伦的历法,则是更加奇怪,他们竟然建立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这与当地气候全然不符,而与中国气候完全一致。显然,西亚地区的天文历算是子虚乌有的,更不可能存在历法。

没有历法而时间详明的“波斯帝国”“史料”,必然是假的。

二、载体伪史:泥版文书与波斯帝国”“史料”

记录“波斯帝国”“史料”的载体,也是不可靠的。

“波斯帝国”的“史料”,全部来自“考古”,来自于发现的数以十万计的“泥版文书”。《波斯帝国史》:

幸运的是,这样的泥板文书已经大批大批地发现。当我们复制了所有被收集到的文献(总数约50万份),释读,分析了大多数已经发表的资料之后,我们就将拥有一部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之前的、古代近东一个重要时期的、完整的社会经济历史。这是一部超过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一半时间的历史著作。

所谓“泥版文书”之“泥版”,就是中国人用于建房的土坯砖,在表面刻上字,便成了“泥版文书”。这样的东西,完全不具备实用价值。更何况,数以十万计的土坯砖埋在地下,几千年后挖出来,上面的文字依然完好无损?此事是真是假,稍具生活常识的都明白,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我在多篇文章中讨论过,只要我们稍稍启用一点生活常识就能断定,这些“波斯帝国”的“泥版文书”,都是伪造的。

伪造痕迹最为明显的是,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巴比伦和波斯的帝王都有自己的“纪年”,《波斯帝国史》:

继位者为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内尔格勒沙撒(Nergal-shar-usur),他仅仅统治到公元前556年5月22日, 泥板文书就出现了其幼子拉巴希马尔都克(Labashi-Marduk) 的年号。

最少在10月26日,书吏采用了新统治者“各国之王”的称号纪年。这个官方的尊号属于“即位之年”的剩余部分,也是在位元年的一部分。

他(居鲁士)在位元年的纪年文书,通常把“巴比伦王”的尊号置于“各国之王”之前。

一个连历法都没有的地方和时代,如何会有帝王的“年号”?

“波斯帝国”史,就是模仿中国史书,伪造西方历史。

事实上,“波斯帝国”伪史远不止是模仿中国帝王年号,凡是能想得到的,诸如行省制度、统一度量衡、坎儿井等等,当然包括葛先生所说的驿道,统统照搬。

由于西方没有历史积淀,当年伪造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波斯帝国的西方“专家”们,普遍缺乏天文地理、文物鉴定等各方面的常识,故而闹出了丑态百出的历史笑话。

三、地点伪史:“波斯帝国”与巴比伦城

“波斯帝国”是在“巴比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首先是波斯人模仿楔形文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波斯帝国史》:

尽管波斯人也创造了楔形符号用来书写王室铭文,但这些字母从来就没有用于其他方面。

接下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波斯帝国”的开国之君居鲁士与巴比伦帝国结成了联盟,《波斯帝国史》:

居鲁士既然统一了波斯人,他就开始在其他大国中寻找反对米底的盟友。这个最近和最合逻辑的盟友,当然是巴比伦了……当尼布甲尼撒驱使工兵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企图使巴比伦固若金汤时,他惧怕的敌人就是自己的邻国米底。

接着,“波斯帝国”击败巴比伦,全面吞并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史》:

公元前539年10月13日,古蒂乌姆总督戈布里亚斯和居鲁士的军队未经战斗进入巴比伦城。此后,那波尼德回到巴比伦,成了俘虏。

接着,在高度先进繁荣的“巴比伦文明”的沐浴下,波斯帝国茁壮成长。

如,波斯帝国的商业文明,是继承了巴比伦的商业文明,连商业文书的书写格式都是沿用不变,《波斯帝国史》:

商业文书按照巴比伦的格式写成。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下:“3月, 里希基丁(Rishi-kidin) 收讫属于乌马努努(Ummanunu) 的10谢克尔银子, 胡特拉拉(Hutrara) 之子胡班努加什(Huban-nugash) 制成文书。”这是一位私人银行家发放个人贷款的标准文书。

又如,波斯帝国的政治文明,也是继承了巴比伦的政治文明。波斯帝国建立的巴比伦行省,下属的机构沿用巴比伦既有格局,官吏全部各就各位。《波斯帝国史》:

戈布里亚斯对待巴比伦城很友好。10月末,古蒂乌姆盾牌兵封锁了埃萨吉拉所有大门。没有一个人的武器放入埃萨吉拉或其他神庙。预定的宗教仪式也没有遭到禁止。10月29日,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在他前进的道路上,铺满了树枝。他正式宣布赐予全城所有的人和平。戈布里亚斯被任命为新的巴比伦行省总督。他又任命了下属官吏。行政公文告诉我们,原先的官吏一般保留了原职。

一切内容,都是有鼻子有眼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看似十分靠谱,几乎由不得你不信。

而且,如此精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部有出土的“泥版档案”为证。这些“出土文物”,既是“史料”,也是“波斯帝国”存在过的“证据”。

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希腊历史学家”,曾亲自到过这里实地考察。

看似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实际上统统属于故事链,均经不起推敲。西方伪史,是一个纸糊的庞大体系,一捅即破。

如前所述,“波斯帝国”的时间,均系伪造。

巴比伦城这个地点,相关的人物、事件,同样是子虚乌有的伪造。

按照希罗多德描述推算,巴比伦城的面积仅8.5平方公里。如此弹丸小城,竟然“拥有100个城门”,在城外建了100座护城河桥,而只有一个木板桥连接两城,而且为了建这一木板桥竟然在河流上游挖了一个16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这座城市的房顶、城墙种满上参天大树,这便是所谓的 “巴比伦空中花园” 。如此等等,全是反科学、反常识的故事,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存在过。

事实上,根据程碧波《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2000多年前,巴比伦一带还是汪洋或者沼泽,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

陆地之不存,巴比伦城焉附?

“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与凯撒大帝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样,均为“水上漂”的伪史。

四、货币伪史:“波斯帝国”与金银货币

在“波斯帝国”伪史中,不仅照搬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制、流官制、度量衡制等,还根据中国史书,“统一了”波斯帝国的货币。

西方无史学传统,西方伪史的创制者参照中国史书,拍脑袋想当然,甚至完全不识数,伪造了极其荒唐西方货币史。

我们谈到过,在希腊伪史中,古希腊拥有的白银数量,超过16世纪全球白银数量的总和。在古罗马伪史中,古罗马长期处于严重的“白银通胀”之中,一斤白银买不到一斤米面。

“波斯帝国”的货币史,就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斯帝国史》:

克罗伊斯的金币、银币……证明了大流士自己的钱币的起源。希腊城邦基齐库斯、米蒂利尼和福西亚,继续按照吕底亚的老传统用天然金银合金铸造钱币……129格令的大里克纯度为23.25开,即成色为98%的黄金。至于银币的单位,大流士喜欢1/2斯泰特。对于谢克尔或西格洛斯,他保留了原先的重量83格令。它们也是经过重新提纯的白银,成色超过90%。更小的单位有:1/3、1/4、1/6和1/12。金币按照“埃维亚”的标准。银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计算,其重量等于78“埃维亚”明那。20西格洛斯等于1大里克。因此,白银与黄金的比值是13.1:1。

波斯帝国使用金币银币,是不是跟着希腊人学的?波斯帝国是否拥有如此的黄金白银提纯能力?这,我们姑且不管。

据希腊伪史,亚历山大东征时,仅仅在波斯波利斯就获得了数以百吨计的金银;之后的塞琉古王国,从塞琉古王国中分裂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统统是以金银为通用货币。

又据《波斯帝国史》,波斯帝国商业十分繁荣。据说,在考古发现的众多泥版文书中,发现了大量的有关“银行”、商业活动中金银使用的文献。

出现如此旺盛的金币、银币需求,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波斯帝国土地上,必须拥有规模巨大的金矿、银矿;其二,波斯帝国政府必须拥有强大的铸币能力,以统一度量衡和外观,源源不断地铸造钱币,大规模地投放市场。

中国有靠谱的两部史书《史记》和《汉书》。《史记》是司马迁所著。中国第一个出使西域的张骞,与司马迁同朝为官。《史记》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大量引用了张骞的文字。《汉书》乃班固、班昭兄妹的作品。关于西域,这兄妹俩拥有最可靠的信息渠道,因为,在西域工作了一辈子、大名鼎鼎的班超,就是班固的弟弟、班昭的哥哥。

《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依西方史,《汉书》所说的上述地方,起初属于波斯帝国,后来属于塞琉古王国,再后来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汉书》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在这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汉朝使臣给当地人金银之后,他们很是稀罕(没见过或者很少见),便用金银来做成器物。汉朝使臣交往的人,非富即贵。可见,即便是西域的王公贵族,也不把金银作为货币。

第二,这里不懂铸造技术。汉人教会了他们铸造铁器、武器的技术。

无疑,在这里,此前,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如果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金银被法定的通用货币,贫穷的小农即便是没有金银,但一定知道金银是货币。无疑,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金币银币云云,纯属伪史。

直到大月氏西迁之后,金银才开始在西域成为货币,并且出现了铸币。安息、大月氏两国铸有银币,正面为国王像,背面为王后像。《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但是,安息国、大月氏国是在西汉初期,才从中国甘肃西部迁徙过来的大月氏人创建的国家。

随着汉朝建立统帅西域的都护府,中原文化持续西传并同化西域上层社会,中原与西域的商贸交流持续加强,金银的价值才逐渐被整个西域所认同。《后汉书·西域传》:

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但是,让广袤的西域普遍认可金银,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货易则用贝齿。

直到东晋时,在“古印度文明”核心地区中天竺,那些所谓的“雅利安人”,依然以贝齿为货币,尚未进入金属货币时代。

待到隋唐之时,金银才开始变成公认的货币。唐玄奘告诉我们,西域的白银,均来自于中国新疆焉耆的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

就银币的推广使用而言,显然是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我国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西域“铸币”很多,有安息、大月氏、罽宾币、波斯币(指与隋唐同时的波斯王国,而非西史“波斯帝国”)等等,从未记载过什么巴克特里亚币、罗马币。

值得欣慰的是,学术界承认,巴克特里亚币不是铸造的,而是由造币工人一锤一锤地手工敲打出来的。既然不能铸币,那么就不能实现标准化,所以,如今出土的希腊币、罗马币,全是歪七扭八不成型、轻重大小不一样。

我们不妨提出两个问题,请教专家:

如果真的存在过“波斯帝国货币”,以波斯帝国如此广大的疆域和繁荣的工商业,波斯帝国是否应该有几百万名造币工人?

如果“波斯帝国货币”是手工打制的,那么,如何造出货币的正、反两面的图案?无论是先打制正面,还是反面的图案,在打制好了这一面的图案后,如何保证另一面的图案完好无损?

五、军事伪史:“波斯帝国”与铸造兵器

其实,西汉以前,在西方,不仅金银从未成为货币,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金属货币。

金属货币的诞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拥有标准化的大批量制造的能力。

只有具备了快速制造出数十万枚、数百万枚一模一样的货币的能力,才有可能诞生通用的金属货币。也就是说,在没有铸造技术之前,西方不可能存在金币、银币、铜币。

我们继续看这则史料,《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西汉以前,西方不懂得铸造技术,是汉朝人教会了他们。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铸造兵器问题。

在古代,铸造技术,是地道的尖端科技。没有先进的铸造技术,便造不出好的兵器,更不可能大规模制造优质兵器。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千古名言,既源于陈汤万丈英雄之气,也依托于汉朝强大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武器装备技术的压倒优势。《汉书·陈汤传》: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在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的消息传到朝廷时,陈汤说:不用担心,段会宗能够对付他们;以前,五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原因在于他的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尽管现在他们学到了我们的一些技术,但是,至少要三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

我们单说弓箭,重点谈箭。

在希腊伪史、罗马伪史中,一再出现“弓箭兵”。

“波斯帝国”史中,弓箭更是家常便饭。《波斯帝国史》:

(苏萨的档案库)其他文书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清单。其中有弓箭,少数是亚述式的。做弓用的弦、箭头、做箭杆用的芦苇、长矛、盾和护身的皮甲。

大流士也为其继承者确定了钱币的式样。钱币的正面是瘦长的、有络腮胡子的国王,作半侧身、半蹲着姿态。他穿着国王的礼服,略微低下的头上戴着战争王冠。他的右手握着枪,枪尖朝下,枪托靠在右肩上。他左肩挎着箭囊,左手握着一张名为“弓箭手的”张开的弓。

(不死军)军队的核心由波斯本族人组成……他们的得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绝不允许少于1万人以下。

波斯人组成的步兵(行省的军队)……一张长弓,箭囊中装满了红色的箭矢……总共组成了6个兵团。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正规军的人数,至少也有10万人。关于这一点,有出土的“档案”,有出土的“货币”,有具体的数据,还有现存的浮雕,可谓证据确凿,颠扑不破。

弓箭与刀枪剑戟不一样。

刀枪剑戟,每个士兵只要有一把,便可以作战,即便是刀口卷了,也可以将就着厮杀下去。

箭,与当今的子弹、炮弹一样,是消耗品,射出去便没了。因此,必须准备了无以计数的箭,大军才能开赴前线。因此,在《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10万军人,假设和平年代的常规训练,平均每人每年只消耗400支箭(一天只射一支),合计便是4000万支。如果打起仗来,10万军人消耗的箭,那就没法计算了。

因此,不具备大规模批量生产能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弓箭兵的。

箭的关键部位是箭头,即箭镞。它不仅要锋利,而且要流线型以确保射的远,还必须重量不变符合所有射手的习惯从而保证射的准。

如果这支箭重3两,那支箭重半斤,即便是神箭手,也只能是乱弹琴了。

靠手工打造,来满足弓箭兵的需求,无异于天荒夜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法保障的。

弓箭成为部队常规装备的前提,是拥有先进的铸造技术。

根据出土青铜器可知,最晚在商朝,我国便掌握了高度成熟的铸造技术。根据《考工记》,最晚在西周,我国便建立了标准化的工业制造和管理制度。秦俑坑出土的实物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兵器生产已经系列化、规范化、标准化。数百件弩机的牙、拴、悬刀和其他部件,可以通用互换,轮廓误差不超过1毫米。根据应用不同,铜箭镞分为四种,同类型铜镞的三个面的轮廓误差不大于0.15毫米,镞头锋刃采用流线型三维空间曲线,放大24倍后,与现代数控机床生产的手枪弹头轮廓线吻合。

西汉以前,西域不知铸造为何物,便没有批量生产箭镞的能力。因此,西汉以前,西方的武器装备中,不可能存在弓箭。显然,“波斯帝国”、古希腊罗马的“弓箭兵”云云,均为伪史。

事实上,对此,西方人一直心里发虚,所以,在西方伪史中,没完没了的出现的都是标枪手。

五、结论

“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云云,是西方虚构出来的一段伪史。它作为希腊伪史的一部分,其直接职能有二:证明希腊人拥有无穷智慧和无敌勇敢,为希腊人征服亚非、实现希腊化搭好舞台。

这段伪史属于四无:一无时间基础,二无地点基础,三无经济基础,四无军事基础。因此,毫无存在的可能性。

其实,波斯人是大月氏西迁后与当地人融合而诞生的民族。据中国史书记载,大月氏人在中国西汉早期才抵达“伊朗高原”,在这里建立国家。也就是说,西方伪史的“波斯帝国”时代,还没有出现波斯人。

通俗地说,“波斯帝国”是八字没一撇的伪史。

波斯波利斯之类的“波斯帝国”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如果不是近一二百年伪造的,那么,必然而且只能是汉朝以后的,即大月氏人抵达数百年之后的产物:只有拥有了成熟的冶铁和铸造技术,拥有了很高的审美能力,才有可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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