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29，63。当妻子把翻腾着丝丝热气袅袅生香的速溶咖啡放到书案上的时候，我启动了已经陪伴我近十年的电脑。此刻，我进入了状态，但脑海里闪现的不是这篇小文的题目，而是那两个数字。
29。29岁那一年，也就是1988年。曾经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公“高考红利”的我，再次享受他的“留学红利”，踏上了自费负笈东瀛的道路。记得在北京首都机场分手的时候，我抱着肉墩墩的3岁小儿子，问他想吃什么。他指着售货台奶声奶气地说，“我要喝可口可乐。”
63。63岁的这一年，正是2022年。从事将近40年媒体工作的我，在自身创办的《日本华侨报》处于“半退”的状态。业务不再那般缠身，键盘却是每天敲打着。最开心的是，每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可以把我那3岁和1岁半的两个小孙子接到家里面，给他们做他们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日语称为“角煮”）。
有人这样跟我开过玩笑，说：“蒋公，你这个人的前半生是一日三餐吃中餐；后半生是一日三餐吃日餐。”听后，我内心阵阵涟漪，脸上却要堆出笑容。
有人喜欢讲“舌尖上的乡愁”，我更喜欢讲“舌尖上的异文化碰撞”。或许，因为我到日本34年了。如果生命的时针到此歇止，我人生在日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中国的时间。这样，中日餐饮文化的比较，昌曲相伴，如影随形。
一、“和食”原是地名和人名
还记得2012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把韩国的泡菜和日本的“和食”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息传出，在中国的网络社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板砖横飞，乱箭四射。有的在追究韩国泡菜的“老祖宗”究竟是谁？有的对“和食”的入选嗤之以鼻，有的对中餐没有获得相应的指定而遗恨连连。
我关注的重点则是日本人居然是用“和食”而不是用“日本料理”去申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通常来说，日本人更喜欢使用“和食”这个名称的。在日本人看来，“和食”这个名称，显得柔软雅致，更具有民族性，具有民族的智慧和民族的文化，而“日本料理”这个名称，显得有些生硬，过于突出地域性、国家性。东京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小泉武夫在《食与日本人的智慧》（岩波现代文库；2002年1月第一版）中也持这个观点。
我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东洋研究科，对事物有一种“考据癖”。据说民国大师胡适先生也有这种“考据癖”。那是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我的这种“考据癖”来自中日校园的学术训练，则是无可否认的。在追究“和食”源头的时候，我发现“和食”居然是从地名和人名演绎过来的。
森冈浩先生不但是日本著名的棒球史研究学者，同时还是日本姓氏学的研究学者。在他的考证下，“和食”这个词汇，原先不过是一个地名。在日本高知县安艺市的西侧，有一个村庄叫“艺西村”。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它的名字叫“土佐国安艺郡和食”。当地，也因此出现了根据地名而来的一个姓氏——和食。这个“和食家族”在日本古代南北朝时代属于南朝管辖下的金冈城。
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敞开国门，无所不纳。来自欧美的“西餐”犹如海啸般奔腾而至。善于用汉语再造“和制汉语”的日本很快与时俱进地推出“洋食”这个词汇。令人尴尬的是，既然有了“洋食”，却没有相对表示日本餐饮的词汇。这让不服输人怎能不焦虑万分？！结果，很快有人从浩瀚的史籍中发现，曾经作为地名、人名、又能够体现大和民族特色的“和食”一词，可以精准传神地表现“日本料理”。就这样，“和食”这个词汇，经过波澜壮阔明治时代暴风雨般的洗礼，渐渐成为日本食物史上的专用名词，最终走进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殿堂，成为世界餐饮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投石下井好一个“丼”
1988年的中日两国经济，如果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或许是现在一些人不能接受的。在难以消逝的记忆中，出国之前，我每月的工资是124元人民币。到日本后，每天打三份工，可以收入一万日元。当时，一万日元可以兑换800元人民币。
勤工，不能忘了俭学。掏心窝地说，并不是因为自己喜爱学习，也不是因为具有远大的抱负，而是如果不上学的话，出勤率不合格的话，就无法再续那一纸“在留签证”。
这样，早上和上午的两份工打完之后，就要匆匆赶往语言学校。这个期间，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而一大碗米饭上浇盖着炒洋葱与牛肉丝片的“牛丼”（中文称“牛肉盖浇饭”）就成了我的最佳选择。
这个“丼”字，如今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死语”，不再为人们使用。但是，在《康熙字典》中，在《说文解字》里，都还可以找到这个字。它是古代“井”字的一个写法，读音也还是“井”。不过，它今天在日语中的发音则是“dong”。
一顿餐食，有米饭、有蔬菜、还有肉，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来讲，这就是最大的满足。小碗的350日元，大碗的500日元。换算一下，一大碗“牛丼”，相当于40元人民币。心没有淌血，却每每在疼痛。只因为在北京家中还有那个小小每个星期等着爸爸国际长途电话的儿子。
通常说来，日本是在近代明治年间倡导“文明开化”以后才流行吃牛肉的。每谈及此，喜欢较真的日本人就会说，明治年间是从1868年开始的，而我们日本的第一家“牛锅屋”是江户时代的1862年（文久2年）开业的。这种思维与这种好强，我们并不生疏的。
草川俊在《日本饮食考》（乐游书房，1980年11月第一版）告诉人们：1899年（明治32年），一位名叫松田荣吉的人开设了一家名为“吉野家”的餐馆，推出了“牛丼”这道有饭有菜有肉的餐食。当时，他为了得瑟，为了追求时尚，还把“牛丼”叫做“开化丼”。
投井下石，好一个“丼”。今天，“丼”字在日本已经不具有“古井”的意思，它是“盖浇饭”的统称，又称为“丼物”。说起来有猪排丼、鳗鱼丼、海鲜丼、咖喱丼，麻婆（豆腐）丼、天津丼、中华丼，这些人们一看名字就知道内容的盖浇饭，还有衣笠丼、月见丼、玉子丼、木叶丼、花卷丼、烧鸟丼、天丼、创作丼这样让人望文生食欲的盖浇饭。其实，看看名字，就知道这是日餐、西餐、中餐的各种汇合，但日本人认为经过这样重新的排列组合，他们都已经成为“和食”大家族的成员了。
时光与当今社会流行的“忽悠”一样，30多年也是“忽悠”而过。如今，我因为身患糖尿病，接到家里“领导”的一道“指令”：在外面不许吃牛丼！望着车站附近犹如战国般厮杀而涌现出来的一家又一家名称不同的牛丼快餐店，我多少次强行咽下自己欲望的唾液，又多少次悄然进去吃上一碗，回家后装出饥饿的样子，再把“领导”做好的饭菜朵颐一番。她怎么会知道，我吃的是往昔的岁月啊……
三、来自佛教和茶道的和食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3岁的小孙子闹肚子。把他接到家里来，我的“领导”给他蒸了一大碗鸡蛋羹。端上桌来，我用中文告诉他“这是‘鸡蛋羹’”；他用日文回答我“这是‘茶碗蒸’”。我们一直努力试行“双语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常常就是你说你的中文，他说他的日文。
奇怪，中国的“鸡蛋羹”，怎么到日本就变成“茶碗蒸”了呢？在中国，说起过日子，人们就说“开门七件实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日本，谈到过日子，人们就说“日常茶饭事”。在中国，饭碗是饭碗。茶碗是茶碗；在日本，尤其是在古代日本，饭碗就是茶碗，茶碗就是饭碗。
说起来那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长崎，在全国处于闭关锁国的背景下，唯有长崎是允许中国的“唐船”和荷兰的“兰船”进出的地方。那里因此有了相当于今天“中华街”的“唐人敷”，身背铁勺到日本的中国厨师在那里烹炒煎炸大显身手。
有一天，一位名叫吉田宗吉信武的武士来到长崎，吃完一碗鸡蛋羹后，抹着嘴唇感慨地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于是，他叫手下的人立即向中国厨师学习这道菜肴，回到自己伊予松山的城堡后，照葫芦画瓢地做出了鸡蛋羹。获得食客的称赞以后，他就给这道菜肴命名为“吉宗蒸”，声称是自己的发明。当时，人们不知道他这是“山寨版”中国鸡蛋羹，更没有著作版权的概念，也不相信一个武士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菜肴，看着（茶）碗里的鸡蛋羹，就形象地称其为“茶碗蒸”了。1866年，日本第一家“茶碗蒸”专门店因此而诞生。
讲日本文化，追根溯源，大都在中国文化身上。但是，日本餐饮文化，则独具特色，其繁华的来源是佛教和茶道，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怀石料里”。
说到“怀石料里”，就要说到古代的日本寺院，那时身穿袈裟的和尚一天只能够勉勉强强吃上两顿饭。日本人一天可以吃上三段饭，是江户晚期才有的事情。吃不饱饭的和尚，还必须坐禅念经，否则香火钱都会断了。到了冬天，念经的和尚又饿也冷，精神之盈是无法抗拒物质之缺的。聪明的和尚相信“智慧总比困难多”，把炉火旁烤热的石头放在自己的怀里，一方面抵御饥寒，一边嘴上念经，一边放纵脑海想着可以吃什么。不同的季节，自然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食欲。当这种宗教贫困下的“想象料理”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怀石料理”。
源于日本寺院和尚“穷则思变”、“饿则思食”的“怀石料理”，并没有向下普及，而是转身进入抹茶道的茶会上。那个年代，一场抹茶道的茶会，除了繁复严苛的饮茶流程，还包括鉴赏古玩书画诸多环节，通常需要几个小时。在饥饿的状态下喝茶，肯定是越喝越饿的。就这样，不含酒类饮品而又简单极致的“怀石料理”开始登堂入室，被文雅地称为“茶怀石”。
坦率地说，尽管在日本34年了，我最怕吃的还是先后要上十三道菜肴的“怀石料理”。比起吃，我更喜欢听它的故事，更喜欢看它的摆饰与颜色，那种摈除烹炒煎炸而仅仅凭借着厨师刀工的摆饰与因应季节变化而展示的颜色，带来的是一种审美的陶醉，而不是口生唾液的饕餮食欲。
四、浓厚的大米情结
与我年龄相仿的在日本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铭心刻骨的体验。小时候，能够吃到的是大米、白面、玉米面、高粱米。当然，这前提必须是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
那时的大米，分为机米、好米、梗米、小籼稻米。日常，凭借着“粮本”，可以购买到限量的机米；遇上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可以购买到限量的好米、梗米、小籼稻米。我最发憷的一件事情是淘米，特别是在寒冬腊月，用冰镇般的自来水淘米，而且还要用心地淘洗三遍，那是何等的残酷！而当我自作聪明地只淘一遍的时候，“闷”出来的米饭就是牙碜的，就会有鸡毛掸子与屁股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我，讨厌吃米饭！！！
1988年到日本后，我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米饭香甜柔软，不需任何菜肴，也可以白嘴吃一碗的。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愤然指出这是在“精日”！我则想悄悄地对这些读者说，这是日本对大米精心细致加工后的“精米”。
古代日本是一个农耕国家。我一直以为日本种植的大米是从中国流传过来的。但是，京都府立大学特别专任教授佐藤洋一郎在《米的日本史》（中公新书，2020年2月第一版）中坚持认为日本的稻米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印度流传过来的。至于传播路径，他指出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直接来自印度说”，认为是从印度直接渡海而来的。第二种说法是“经由中国朝鲜说”，认为是从印度经由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传过来的。第三种说法是“经由中国长江进入日本九州说”，认为是从印度经由中国长江流域后再传入日本九州地区的。正因为这样，日本九州地区佐贺县的大米，一度是日本大米的著名产地。
这里附带要说的是，现在很多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一直呈现良好的状态，这与日本人坚持认为本国历史与大和民族生命得以延续的大米来自印度是有关的。
日本人对大米似乎有着一种特殊浓厚的“大米情结”。让我最难接受的是，日本人从早餐开始就吃米饭。日本人吃米饭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菜肴，只要有几片被称为“泽庵”的黄色腌萝卜片、或者在米饭上浇上一个搅拌开来的生鸡蛋再加点酱油，就可以把一碗饭吃下去。日本小学经常举办的的作文和绘画比赛题目之一就是《我与米饭》。日本各地宣传大米的广告上，都喜欢用一句话，那就是“受惠于什么什么地方”，特别强调大自然的泽情恩惠。
时代在变。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感到做米饭是一件麻烦的事情。2010年，日本每个家庭购买面包的量首次超过了购买大米的量。东京农工大学非常勤讲师小田真如在《日本的大米问题》（中公新书，2022年6月第一版）中告诉人们：1922年日本人吃大米的量是现在日本人吃大米的量的3.3倍。
缀语
走笔至此，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冲动。我突然想起了中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他29岁那一年，在日本攻读下理学博士，然后带着日本人妻子一起回国了。与老先生相比，我是29岁出国负笈东瀛的。今天只能捡拾一些“和食的碎片”，从日本饮食的角度对日本文化做一个侧面的观察。
也罢，也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