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 杨焄
在回顾早年童话创作的艰辛历程时，安徒生坦言有不少作品均改编自本国或外来的民间传说，“其余真是出于我自己的创作的，只有《小伊达的花》《拇指丽娜》和《小女人鱼》，所以这三篇应当算是我起头的三篇创作的童话。最后一篇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也就因为得到了这篇的成功，立意以后还要自己创作”（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号），足见这篇《小女人鱼》——也就是后来习称的《海的女儿》——在其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钩稽考较这篇童话自近代以来的汉译历程和早期各种译本的异同得失，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创作和引发的褒贬评议，也有不少耐人寻味的遗闻轶事可供覆按。
一、从“重述”“改编”到“直译”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级编辑的孙毓修从1909年起主持编纂《童话》丛书，率先将这篇童话译成汉语，并改易其篇名为《海公主》（《童话》第一集第五十六编，商务印书馆，1917年）。在全篇临近结束时，他只含糊其辞地交代道，“这段故事，在下是从外国书上翻译下来的，到底有这起事没有这起事，在下也不能说定”，并没有具体说明所依据的底本。稍事比勘后不难发现，其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都源自安徒生童话，在铺陈敷演时则有许多加油添醋的增饰。全书甫一开卷便竭力夸耀人类生活的繁华闲适，提到“清风明月，不用钱买”，就把李白《襄阳歌》中名句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檃栝在内。随后描摹海王耗费多年心血营建王宫，“千门万户，杰阁重楼，不输秦始皇阿房宫的广大，汉高祖未央宫的坚固。他的材料，尽是海中所有的珊瑚明珠，宝气涵波，精光夺目。世界上的王宫，不过些砖泥木石罢了，此又秦皇汉武，所及不来的”，则将阿房、未央这些耳熟能详的古代宫殿拈来作比，以彰显海底生活的奢华富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原本异域色彩浓郁的童话，掺杂进不少本土文化元素，显而易见是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趣味，以利于接受和传播。
为了适应儿童阅读的实际需求，孙毓修还对原作的情节和人物做了不少删繁就简的改编。安徒生依次描写了五个姐姐在年满十五岁后获准上岸游玩，回来后绘声绘色讲述各自的游历见闻，藉此逐步渲染小人鱼对人类世界的向往渴盼。孙译本则将五人归并起来一起叙述：“小公主有五个姊姊，年岁皆比他长得许多，都能离了海底，到海面上去，游玩景致。”相形之下，其烘托效果就不免多有逊色。小人鱼的老祖母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正是她娓娓讲述的那些新奇事物，才勾起孙女们对陆地生活的强烈好奇和无穷想象；也正是她提到唯有人类方能具备不灭的灵魂，才惊醒天真懵懂的小人鱼，激起她化身为人的坚定决心。然而在孙译本中，她却根本没有一席之地，触动小人鱼遐思愁绪的那些原因也便随之荡然无存。小人鱼之所以想要离开海王宫，仅仅是因为对海底景致“早已看厌了”，“只有长吁短叹的心情，没有怡情悦性的兴致”，所以盼望着能早日长大，“也好到海面上去见个世面，不要终日闷在宫里了”。与王子再次相见时，她一心也只想着将自己“如何相念，如何变成人形，种种心事，诉说一番”，俨然就是一个情窦初开、为爱所困的少女。孙氏就此抛开原作里追求灵魂不朽的主题，将其改造成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
更有甚者，孙毓修还越俎代庖，对故事结局做了彻底改写：“后来那王子到底丢了小公主，另娶他人。小公主气忿不过，走到海边，向水中一跳，陡时沉入海底。从此以后，他的结局，便不得而知。”为了与此照应，还特意在前面补上一段王子与小人鱼重逢时的场景：“王子既感他救命之恩，又爱他生得美貌，极愿娶他为妃，只嫌他是个哑子，所以还没有订定。”将原作中王子赴邻国提亲，误认邻国公主为救命恩人，遂与之缔结姻缘，而小人鱼在历经矛盾挣扎后宁愿牺牲自己化为泡沫，由此却超升至精灵世界，并有望在三百年后升入天国等曲折过程删削殆尽。如此大动干戈，恐怕是考虑到中国儿童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对这些情节势必倍感隔膜而难以索解，但明显削弱了原作中既哀婉感伤又沉静内敛的情调，王子更是成了觊觎美色而喜新厌旧的反面人物，非但完全背离了安徒生的初衷，更使整个故事落入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
孙毓修编译《海公主》
如此师心独造的翻译，并没有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西谛（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号）里尽管大力表彰“中国最初介绍安徒生的是孙毓修先生”，但也委婉地批评那几篇译作“不是译的，只可算是重述”。而且因为大家对外来童话还相当陌生，“所以安徒生虽由孙先生介绍给我们，也不曾引起大家的兴味”。可见孙毓修虽然因地制宜做了大量剪裁改编，可安徒生童话的译介推广依然举步维艰。江（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二号）里更是直言不讳，认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的‘直译’。我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郑振铎和茅盾都曾参与过《童话》丛书的编纂，对其编译方式及利弊所在自然知之甚详。孙毓修的翻译无疑令人意有未惬，才会激起后人纷纷重译的兴致。
从自出机杼的“重述”“改编”发展到步趋原作的“直译”，其实仍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蜕变演化，并非如茅盾所言，到了“五四”以后便一蹴而就。《小朋友》杂志在1923年分九期连载了樊琛、醉云合译的《人鱼公主》，为方便读者还为各个章节代拟了简明扼要的标题，计有《海底的宫殿》《众公主游历海上》《六公主的游记》《王子的宫殿》《祖母的解答》《女妖的帮助》《小公主进王子的王宫》《王子的婚姻》和《人鱼公主的死》。译文经汇编整合后，译者改署为陈醉云、樊仲云及吴翰云三位，由中华书局在1924年正式出版，此后曾多次重印。新译本虽然不像孙毓修那样大肆篡改原作，但不少细节依然做了颇有意味的增删。比如在小人鱼上岸之前，祖母为显示其尊贵身份替她仔细妆扮，译本翻空出奇给小人鱼添上了一段心理描写：“她很觉不愿意，心中想：‘我的本质，已够美丽了，又何必用这些东西去装饰！装饰得不好看，怕反要玷污我的本色哩。至于尊贵不尊贵，更不成问题，为了虚荣而受痛苦，真不值得啊！’”这个译本被收入中华书局主编的《我的书》系列，主要针对低幼年龄儿童。三位译者在此借题发挥，提倡保持本色，贬斥贪慕虚荣，大概是想充分发挥寓教于乐的功用。又如在小人鱼与祖母讨论人类寿命时，译本刻意隐去祖母所说的人类年寿有限却能灵魂不灭，只让小人鱼慨叹：“我们的寿命，虽然比他们长，但我总觉得做人有趣味。要是我能够变为人类，就是减少我二百年的寿命，我也很愿意的。”原作里令她深陷苦恼焦虑的灵魂朽灭困境，竟然被偷梁换柱简化成了单纯的生活趣味问题。与此相应，译本最终仅叙述小人鱼“化为云的女儿”，与诸多同伴成群结队升至天空，“在晴空中浮游着，觉得又轻快又自由，正是舒畅的了不得；小人鱼公主这时，也不禁很高兴地唱起歌来了”，将原作里精灵们谈论行善三百年便可使灵魂获致不朽，此后就能顺利升入天国等大段内容都略去未译。想来也是担心本国儿童缺乏相应的宗教常识，照实迻译难免引发疑惑。如何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确实困扰到不少译者。范泉在多年后编写《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8年），“为了要切合国内的小读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当务之急就是“要避免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不致产生不良的效果”（见该书《附记》）。在西风东渐之初，陈醉云等人如此删改原作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倒也不必过分苛责。
樊琛、醉云合译《人鱼公主》
所幸由徐名骥、顾均正合译的《女人鱼》（连载于1924年《文学旬刊》第105至108期）在稍后不久陆续发表，大大缩短了和原作间的距离。其中的老祖母总算能够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我们没有永存底灵魂；我们没有将来的生命；我们正像那绿色的海藻，割了下来就不能再生了！反之，人类有永存的灵魂，能够生存在肉体糜烂之后，他们能超越清明的空气而到闪烁的星边！恰巧像我们升到海面上去看人类和陆地一样，所以他们升到不可知的乐国里，我们总不会看见的。”而小人鱼最终获悉能够替自己“造成一个永存的灵魂”，也可以坦然“仰起她赫赫的眼睛，向上帝底太阳流那第一滴眼泪”。两位译者对一些含蓄的细节也格外注意，当叙述到小人鱼偷偷离开家人前“向着王宫一再吻她底芳手”时，就很周到地加了条译注：“凡向对方吻自己的手，是表示把这吻传给于对方。”可见他们对童话中的宗教元素和异域文化并不回避忌讳。究其原委，与译者的兴趣志向、连载的刊物性质以及预设的读者对象都不无关系。徐调孚（徐名骥）在《“哥哥，安徒生是谁”》（载1925年《文学周报》第186期）里曾盛赞“他的童话是多么美丽，富有多么浓厚的兴趣”，顾均正在《安徒生传》（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号）中更是强调，“安徒生底作品，如其不为翻译者所颠倒，恐怕比不论什么人底作品更易于使小孩子明晓”，在翻译中他们当然会倾尽全力而不致随心所欲。连载这篇译作的《文学旬刊》由文学研究会主持编辑，其宗旨即有鉴于“与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就是与人们的最高精神断绝关系了”（本刊同人《宣言》，载1921年《文学旬刊》第一号），所以重点工作之一就落实在“译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体例》，载1921年《文学旬刊》第一号），完整如实的直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刊物所预设的读者也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文学爱好者，在理解时不致产生太多障碍，译者对此大可不必心存杞忧。
此后相继出现了诸多未经删改的全译本，如林兰女士翻译的《小人鱼》（连载于《晨报副刊》1924年7月15日至7月27日）、江曼如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牧猪奴》，世界书局，1933年）、彭兆良翻译的《人鱼公主》（连载于1935年《玲珑》第五卷第四十七至五十期）、张家凤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安徒生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39年）、黄风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安徒生童话集》，博文印书馆，1942年。按：此书似即据张家凤译本改署译者后重印）、严大椿翻译的《人鱼》（收入《人鱼》，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等等。部分译本在当时颇受欢迎，如林兰女士的译本旋即收入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旅伴》（北新书局，1924年），鲁迅在日记中还曾记有一笔：“晚收《旅伴》一本，李小峰寄赠。”（《鲁迅日记》1924年10月29日条）几年后又改以《旅伴及其他》之名再版（北新书局，1927年），足见销路甚佳。连载彭兆良译本的《玲珑》，则被张爱玲调侃为“一九三〇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谈女人》，载1944年《天地》第六期），流传之广泛更不待言。这些接踵而至的译本尽管仍不免各有阙略疏漏，但截长补短，彼此参酌，还是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领略这篇童话的魅力。而由叶君健翻译的《海的女儿》（收入《安徒生童话选集：海的女儿》，平明出版社，1953年），则首次根据丹麦文原版进行翻译，毋庸赘言更能如实呈现安徒生作品的本来面貌。
严大椿译《人鱼》
二、各家译本的异同利弊
早期译者均未能直接利用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转译时所倚重的底本来源千差万别，各人的理解体会也多有出入，以致不同译本往往会出现各种分歧差异。以人物译名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为例，女主角就相继出现过“小公主”（孙毓修）、“人鱼公主”（陈醉云等）、“小女人鱼”（徐名骥等）、“小人鱼”（林兰等）、“小人鱼姑娘”（江曼如等）等不同称呼。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位提供药物让小人鱼变化为人形的巫婆，最初在孙毓修的《海公主》里居然译作“海中有一女仙，专会变化形状”，后来才被改译成“女妖”（陈醉云、樊仲云、吴翰云、林兰等）、“女巫”（徐名骥、顾均正、江曼如、严大椿等）、“海巫”（彭兆良）、“巫婆”（叶君健），前后褒贬悬殊几若云泥。遇到一些比较含蓄委婉的叙述，不同译者的揣摩领会也大相径庭。比如当小人鱼听巫婆说起若不能获得真爱就将化为泡沫后的反应，陈醉云等人译作：“她答道：‘不怕，愿意！’”林兰译作：“小公主面色灰白像一垂死的人答道：‘我仍愿意冒这个险。’”江曼如译作：“‘我情愿如此’，这小人鱼姑娘说，面色苍白如死。”严大椿译作：“‘我愿意这样受些苦难。’小公主说着面色变得灰白，四肢颤抖，似临终的样子。”仔细分辨其言行，或斩钉截铁，毫无畏惧；或犹豫再三，仍愿冒险；或心甘情愿，视死如归；或踌躇忐忑，难以决断，同一位小人鱼在不同译本中的具体表现还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当然，不同的译者仍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为了尽量消除读者的陌生感，有些译本偶尔会尝试融入些许方言俗语以作调剂。张家凤的译本描述小人鱼眼中的王子，“唔，这个王子真多少美貌呀”——“多少”即非常；雪华译《小女人鱼》（载1930年《碧浪》第二卷第四号）叙述王子的船只在海上突遭风暴，“巨浪山头似的推起来，像煞要冲到桅杆的顶上一样”——“像煞”即好像；徐名骥等人的译本叙及巫婆向小人鱼提出条件，“这个声音你必须转给了我，用来掉我贵重的一杯饮料”——“掉”即交换；陈醉云等人的译本提到小人鱼在王子成婚当日失魂落魄，“她只想着：‘我死期到了！我住在这世界上，只有从现在到明天天亮这几点钟的时候了！’”——“几点钟”即几小时。尽管都仅是只言片语，可读来声口毕肖，确实能令读者感到分外亲切，很自然就勾起鲜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接受，有的译者还会对译文进行一些归化处理。彭兆良译本中王子的船上饰满彩灯，“仿佛万国旗在飘动的样子”；林兰译本里小人鱼跑去向巫婆求助，“她还得经过一带泥地，女妖称为她的跑马场”；陈醉云等人的译本中王子将小人鱼带回宫中，“一面叫侍女拿出衣服来，给她更换；一面又叫人煮牛乳，做糕饼，给她吃”；江曼如译本中化为人形的小人鱼进入王宫，“穿了最值钱的绸缎和洋纱，她是宫中最美的美人”，点缀其间的“万国旗”“跑马场”“糕饼”“绸缎”“洋纱”等等都带有非常鲜明的本土特色。陈醉云等人的译本还配有不少插图，人物多作中式服饰装扮，也是为了尽量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毋庸讳言，在此过程中有时难免画蛇添足。徐名骥等人的译本提到王子新婚时的场景，“当牧师把香炉摇动的时候，新娘和新郎就携着手而受僧正的祝福”，把基督教神职人员牧师和掌管佛教事务的僧正掺和在一起，就有些不伦不类。当然，这些入乡随俗而异想天开的增饰虽然极不严谨，对普通读者而言倒是在无形中消解了不少隔阂。徐培仁在《安徒生童话全集》（儿童书局，1932年）的译序中曾提到，如果照实把西方童话翻译出来给儿童阅读，“纵然他们可以读过去，但也一定很吃力的。一吃力，自然便减少兴味”，所以他“特将全书的文字，改译成中国口气，使孩子们读时无生涩阻隔之感”。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不少译者的共识，采摭方言俗语和适当归化处理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
在旁人眼中看来，翻译童话也许不过是雕虫小技，可有些译者依然全力以赴而毫无轻慢，甚至不断对译作加以修订改正。林兰女士的译本最初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叙述小人鱼独自留在海底，眼睁睁看着姐姐们结伴上岸，“她要哭，但是人鱼不能哭，所以他们苦恼时比人类难受得说不尽”，表达略显夹缠拗口，待收入《旅伴及其他》（北新书局，1927年）后修改成“她要哭，但是人鱼不能哭，所以他们苦恼时比人类更加难受”，就文从字顺得多；连载时描写小人鱼得知王子即将成婚时的痛苦，“她觉得她的心已经破裂了，虽然王子结婚的日子，她免不了一死，但吉期还未到呢”，对原作语意似有曲解，收入《旅伴及其他》后则订正为“她觉得她的心已经破裂了，虽然王子结婚的吉期还没有到，但是她终免不了一死了”，就不致令读者产生误会。林兰女士是北新书局创办人李小峰所用笔名，他翻译、编选过大批儿童读物，在当时极受欢迎。作为自负盈亏的私营出版机构，北新书局在质量方面当然不能敷衍潦草，从这篇童话译文的前后改易中即可见一斑。
林兰女士译《小人鱼》
叶君健在初习英语时就浏览过部分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篇故事，更触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鱼’的生动形象和她在爱情上所遭到的悲惨结局”。其后客居欧洲开始学习丹麦文，他发现此前读过的英文和法文译本并不可靠，“常常在译文中作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尤其是丧失了“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据此也不难揣想到，先前根据英、法等译本转译的各类汉语译本的质量究竟如何。有鉴于此，他便立志直接依照丹麦文版进行翻译，并为自己设定了极高的标准，力求“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甚至行文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收入周靖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经过数年筹划准备，他首先推出了包括十篇作品的《安徒生童话选集：海的女儿》（平明出版社，1953年），翻译时主要依据丹麦奥登塞市佛伦斯德书店（Flensted）出版的世界版《安徒生童话集》（Hans Christian Anderson: Fairy Tales, World Edition）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Hans Anderson’s Fairy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同时还参照了丹麦哥本哈根亚得龙出版社（Atheneum）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H. C. Andersens Eventyr）。单就底本选择的精审细致而言，就足见其态度的谨严不苟。而他大胆舍弃原作较为直白质朴的题名“小人鱼”（Den Lille Havfrue），代之以富有浪漫特质和抒情意味的译名“海的女儿”，更是后来居上，日后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成了遗貌取神的翻译典范。
不久之后，叶君健又根据1954年出版的安徒生博物馆馆长拉尔生（Svend Larsen）所编《安徒生童话全集》（H. C. Andersens Eventyr Og Historier），重新校订数年前的译文，经过篇目增删调整后，推出了新版《海的女儿》（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列为叶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第一种。此后数十年间，他坚持不懈，精益求精，其译本凡有再版重印，多有修订增补。如在描摹小人鱼对王子的苦苦思恋时，译文起初作“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给一个姐姐，马上其余的人也就都知道了。但是除了她们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她们只把这秘密转告给自己几个知己的朋友），别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海的女儿》），表达稍显生涩别扭，后来则修改为“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了一个姐姐，其余的姐姐马上也就知道了。但是她们只把这秘密转告了几个自己的知心朋友；除了她们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经过词句改易和语序调整，文意显然更为明白显豁。
在传达原作沉郁哀婉的抒情意蕴方面，叶君健的译笔尤为出色。特别是小人鱼面临生死抉择的那一刻，他译作“小人鱼把帐篷上紫色的帘子掀开，看见那位美丽的新嫁娘把头枕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吻了一下。于是她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亮了。她看了尖刀一眼，接着又把眼睛转向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嫁娘的名字”。读者仿佛就随着她的目光仔细打量周围的一切，屏气凝神地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身临其境般体会到她绝望无助的心情。其他各家译本明显就相形见绌，以曾经留学法国并有多部儿童文学译著问世的严大椿为例，其译文作“小人鱼撂开了篷帐的紫幔，见那年轻的新娘酣睡在王子的胸口。她走到他们面前，弯下身去，在她平素挚爱的王子额上接了个吻，随即回头来看看天边，渐渐地亮了。她又看看手里的尖刀和梦中念着他妻子的名字的王子”，姑且不论其译文是否准确无误，即以其行文节奏而言，就稍嫌急促匆遽，缺少那种低徊宛转、迂徐不迫的余韵。叶君健的译文成为此后最受欢迎的安徒生童话译本，正是他孜孜不倦、反复琢磨的必然结果。
叶君健译《海的女儿》（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三、由翻译衍生的各类创作
随着这篇童话的各种译本纷纷问世流传，其中一些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其他本土作家的各类创作之中。出人意料的是，除了顺理成章地影响儿童文学创作之外，居然还绵延渗入到电影歌曲、散文、新诗等不同文类。
鲍维湘的短篇故事《捉人鱼》（载1927年《小朋友》第269期）讲述兄妹俩读了《人鱼公主》后被童话情节深深吸引，整天幻想着能够亲手捉一条人鱼，于是每逢假日便结伴前往海边寻访。有一次两人正将眼前的壮阔海景与童话中的描绘相互印证，竟然听到附近山洞中有人在唱歌。他们好奇心顿起，悄悄靠近后发现“在一个山洞外面，有一块四面环水的岩石，那人鱼女郎却的确坐在上面呀”。等他们冲出去紧紧抱住人鱼女郎，准备拖到沙滩上时，却不慎弄破了她的尾巴，“她从那破碎的尾巴里，伸出两只肥白的脚来”，“正和《人鱼公主》里的小公主变人一般”。最终真相大白，原来是电影公司正在此处拍摄影片，沉迷于童话的小兄妹闹了场有趣的误会。引人注意的是在全篇结束时，作者特意加了一条类似图书销售广告的附注：“《人鱼公主》是一篇最有趣味的小说，中华书局出版，定价一角。”鲍维湘是中华书局专门负责儿童读物的编辑，发表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后来还编著过《安徒生故事》（儿童书局，1947年）。这篇为了宣传推广自家书局出版物而创作的小说虽然比较稚拙，倒不妨看作是“假私济公”而别出心裁的产物。
周楞伽的《人鱼为什么叫公主》（收入《小朋友物语》，北新书局，1932年）讲述小人鱼因为治好了久病不愈的龙女而受到龙王册封，并和龙女结拜做了姊妹，所以也被人称作公主。内容情节和安徒生童话本无任何关联，然而在故事一开始却自设问答：“有人问：‘人鱼为什么叫公主呢？我们常常在书上见到人鱼公主的名词，这是什么缘故？’他这问话是应该的。不错，人鱼为什么要叫公主呢？说起来原来有这样一篇故事……”就此引出下文。所谓“常常在书上见到人鱼公主的名词”云云，恐怕和先前孙毓修译《海公主》、陈醉云等译《人鱼公主》的出版流行相关。在现代本土儿童文学方兴未艾之际，往往会仿效依傍早就蔚然兴盛的外来童话，诚如叶君健所言，“由于我们没有太多厚实的儿童文学传统和遗产，我们的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的必要”，安徒生童话是“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遗产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借鉴”（《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周楞伽借用“人鱼公主”的称谓另行构思谋篇，为安徒生童话影响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
周楞伽《人鱼为什么叫公主》
缐永绵的《人鱼》（载1941年《369画报》第九卷第十一期第一六八号）是一篇介绍海洋生物的科普短文，开篇却从安徒生的这篇童话说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动听的故事，但是，我们却个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里所描写的主人翁，是彻头彻尾假造出来的，在这世界上并没有那种人头鱼身所谓‘人鱼姑娘’的人鱼”，提醒读者不要把童话和现实混为一谈。随后指出“真实的‘人鱼’，实在是在海里住着的两种哺乳动物，一种叫海牛，一种叫儒艮”，接着便逐一描述它们的体貌特征和生活习性。平心而论，这两种海洋生物并不常见，对孩子们而言大概也缺乏必要的吸引力。想来主要还是因为留意到这篇童话在当时颇受欢迎，才让作者灵光乍现，因势利导借助这个话题来做一番介绍。
由星光影业社出品、明星公司摄制、张石川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歌儿救母记》，于1938年12月正式上映。影片讲述富家公子与舞女两情相悦，却因地位悬殊被迫分手。舞女流落异乡，产下一女。数年后携幼女重返故地，仍以表演歌舞为生，却因无端遭受牵连而被捕入狱，幼女遂向律师求助。历经波折后，舞女重获自由，一家三口也终得团聚。影片中的母女由上海梅花歌舞团“五虎将”之一的女星龚秋霞和享有“东方邓波儿”之誉的童星胡蓉蓉饰演，为了让能歌善舞的两人发挥所长，影片中特意穿插了数首插曲。其中一首胡心灵作词、严工上作曲的《人鱼公主》，由胡蓉蓉、龚秋霞合唱，一时广为流传，不少报刊均予以转载。歌曲展现渔家女和人鱼公主的问答，其中一段歌词写道：“（人鱼公主唱）听了你的歌声，知道你的孝心，天赐一条黄金鱼，给你回家报亲恩。（渔家女唱）你是鱼儿还是人？（人鱼公主唱）人鱼公主是我名。（渔家女唱）原来是人鱼公主驾光临，感谢公主的宏恩比海深。（合唱）高堂父母当孝敬，上天不负孝女心。”（据1940年《电影新歌集》第四期）同样借助人鱼公主这个童话人物来构思敷演。影片上映后即有评论称“龚秋霞之嘹亮甜润歌喉，胡蓉蓉之美妙活泼舞蹈，堪称双绝”（《胡蓉蓉自述》，银花出版社，1938年），“全片插曲三支，以《人鱼公主》一曲为最动听”（来喜《〈歌儿救母记〉》，载1938年12月2日《新闻报》）。整首歌曲摹拟的场景虽出于词作者的虚构想象，但对了解小人鱼形象的流传接受似也不无小补。
在现代散文史和新诗史上均能别树一帜的何其芳，在早期创作中也屡屡借鉴过这篇童话。他最早的一篇散文《墓》（收入《画梦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描写雪麟和铃铃朦胧青涩的恋情，“有时，他们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给我讲一个故事，要比黄昏讲得更好。’他就讲着‘小女人鱼’的故事。讲着那最年青，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怎样忍受着痛苦，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正是这哀感顽艳的童话打动了多愁善感的少女。铃铃最终不幸夭亡，只剩下雪麟独自怅惘，“他憔悴了。但他做梦似的眼睛却发出异样的光，幸福的光，满足的光，如从Paradise发出的”，也和童话里小人鱼有望升入天堂的结局隐隐呼应。何其芳还有一首新诗《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收入《夜歌》，诗文学社，1945年），则借助这个童话来入题开篇，“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一个想变成人类的女人鱼/藉了女巫的魔法失掉了尾巴”，随后自行发挥，说人鱼不久后就学会了说话，但因心怯羞涩而不免口吃。终于有人走过去拥抱她，“她全身轻轻地颤抖/而且流出了她第一次的眼泪，/她又笑出了她第一次的笑。/自从有了笑和泪，她就真正变成了人类，变成了人的姊妹”。小人鱼在童话里魂牵梦绕期盼成为真正的“人”，匠心独运的诗人总算帮她实现了愿望。
何其芳之所以对这篇童话情有独钟，与其早年遭遇息息相关。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收入《星火集》，群益出版社，1946年）里追忆过自己因为孤僻压抑而敏感内向的少年时代：“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刺毛是孤独和书籍。汉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鱼》是第一个深深地感动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那用来描写那个最年青的公主的两个外国字：Beautiful和Thoughtful。而且他的悲惨的结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牺牲。”正是安徒生在这篇童话中竭力宣扬的“美”“思索”和“为了爱的牺牲”，启悟了他走完那段“太长、太寂寞的道路”。在大学时代他又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爱情，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像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着而且带着愤怒”。虽然早已时过境迁，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难以割舍的失落愤懑，这也令他对小人鱼的凄苦绝望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共鸣。正是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得他早期诗文创作与《海的女儿》一脉相承，形成了充满幻想、富有诗意的感伤特质。
四、褒贬不一的评价
这篇安徒生本人极为珍视的童话，经过早期诸多译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由最初夺胎换骨、断章取义式的改编意译逐渐发展成为追步原作、谨严不苟的如实直译，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开始得到读者的接受和喜爱，然而对作品主旨的解读和评价却在此后经历了极为曲折且毁誉参半的遭遇。
孙毓修在《童话序》（载1908年《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二期）中早就指出，儿童小说“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感叹文学作品对儿童潜移默化的激励教导远胜于教科书，由此介绍自己编纂《童话》丛书的初衷，“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将教化熏陶融于童话故事的意图不言而喻。在翻译《海公主》时，他也身体力行，开宗明义便提醒读者，“诸位看了这篇《海公主》，把自己与他略一比较，便知人类的幸福，出于万物之上，断不可自暴自弃，辜负了天地生成之德”，小人鱼竟然成了激励儿童自尊自爱的反面参照对象。他将原作结局改为小人鱼伤心欲绝而投海自尽，无疑也是希望小读者们引为殷鉴而珍爱生命。在全篇结束时他还不忘卒章显志，再次指出，“从这段故事看来，我们倒得了一种教训，人生境地，有可变换的，有不可变换的”，即使立志向善，也必须循序渐进，方能有所成就。如果见异思迁，势必事与愿违，“到头来不但枉费精神，一无所得，反致误尽终身。如海公主的往事，便是前车之鉴”。将小人鱼执着无悔的追求视作逞臆妄为、罔所顾忌的鲁莽举动，藉此告诫读者应该安时处顺，切勿重蹈覆辙。如此离题万里的解读无疑和安徒生的创作主旨背道而驰，但恰能说明孙毓修在编纂儿童读物时，本意并不在如实译介外来童话。正如当时担任其助手的茅盾在事后所言，“我们有所谓‘儿童文学’早在三十年以前。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宗旨老老实实是‘西学为用’”，“在尚有现成的西洋‘童话’可供翻译时，我们是曾经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关于“儿童文学”》，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二号）。既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横亘于胸，对这篇童话做出这样标新立异的诠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翻译过大量安徒生作品的顾均正，在《安徒生传》（开明书店，1928年）中对这篇童话则有非常精彩的评析。在第一章《引言》里，他就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儿童时代那些无奇不有的人格化的幻想，还找得到一个更好的表现的所在吗？那具有魔术性的神仙境界的光辉，像一个肥皂泡似的，被‘理智的指头’一碰就破的，还能找到个什么地方留恋，比在《锁眼阿来》和《小女人鱼》或《冰女郎》这几篇里面更显得美丽醉人的呢？”非但将《小女人鱼》视为安徒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把关注焦点放在其超脱理性的奇思妙想，甚至认为其中“含有一种青春之气和一种形容不出的满含朝露的活泼神态”。乍读之下，所谓“青春之气”“活泼神态”似乎与小人鱼化为泡沫的悲惨遭遇风马牛不相及，可这正是他赏心独运、见识过人之处。在第九章《童话的艺术》中，他就此有更为深入周详的阐发。他指出有一类童话作品，“作者之注意于情节，似乎还次于寓意作用，这可以说是安徒生首创的写法。不过他的那种寓意的作用还是很费了一番工夫遮盖起来了的，所有要有相当的体会力才能将它察觉出来”。正是在这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才使安徒生“完成了他的最高的工作，博得了他的不朽的名誉”。可惜浅尝辄止的普通读者只会被情节吸引，“不能在浮面之下求其深意”，“以自己所能得到的自足，再不问究竟还有那些遗漏不曾了解的地方”。被用来证明这一特色的作品就包括《小女人鱼》在内，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篇“热情充溢”的童话。由此可知其目光所注并非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悠远丰厚的寄托。就前者而言，安徒生确实讲述了小人鱼追求爱情却无果而终的悲剧，但就后者而言，则体现了他对仁爱精神的热情颂扬、对奉献行为的充分肯定和对永恒价值的不懈执着。小人鱼苦苦追寻的“不朽灵魂”，难道不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吗？顾均正截断众流而直探本心，用“青春”“活泼”乃至“热情充溢”来形容这篇童话的深远意蕴，比起浮泛地谈论“如果是有良心的人，是富于情感的人，那末对于这位小女人鱼的悲哀，必定会一掬同情之泪”（雪华《写在〈小女人鱼〉之前》，载1930年《碧浪》第二卷第四号），确实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发。
可以拿来与顾均正的评论相互参证的是小泉八云的相关意见。滕固翻译过一篇《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九号），文中提醒年青人在读书时应该“留意这种杰作所含的价值，这里有万古常新不朽的宝物”，可要领略其真意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要到集聚了许多的经验，这种书籍读者会生出了新的趣味”。在举例详述时，便提到了这篇童话，认为“所谓人鱼现今人都不会相信了”，“然而其间无私爱、真实的情感是不灭的，读者忘掉了那种说话的无理，发见说话中所含的真理了”。作为长期生活在法国、美国的爱尔兰裔作家，小泉八云在体会作品的宗教意味时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同样指出必须透过虚构的童话情节，涵咏其中所蕴含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无私、博爱和高尚精神。这也证明顾均正的评价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并非向壁虚构。小泉八云是近代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仅以这篇讲稿为例，此后又以各种名义出现过数个单行译本，如卢季韶译《读书与文学之关系》（载1929年《朝华》第一卷第一期），马彦祥译《论读书与文学之关系》（载1931年《新学生》第一卷第六期），还被相继编入以其名义出版的各类读本，如石民译注中英对照本《文艺谭》（北新书局，1930年）、杨开渠译《文学入门》（现代书局，1930年。次年又改以《文学十讲》的名义由现代书局改版重印）、惟夫译《小泉八云文学讲义》（联华书店，1931年）。当时就有读者对这篇讲稿青睐有加：“最近把日本小泉八云的《文学十讲》读完，觉得很是满意，许多以前我们自己想说的话，他替我们说出来了。尤其是关于读书这个问题，他真说得透彻极了。”（光宜《小泉八云论读书》，载1935年《人言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可以推知文中那番围绕安徒生童话的意见虽然出自一位外国作家，但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也会得到相当多中国读者的认可。
顾均正、小泉八云等对这篇童话推崇备至，但与此持不同意见的也不乏其人。由于祥文等人执笔的《儿童读物审查报告》（载1934年《开封实验教育》新第一卷第三、四号合刊）虽然将陈醉云等所译的《人鱼公主》归入“全部可读”的甲等读物之列，然而在具体审查意见中却提到，小人鱼“因羡慕王子而欲成为人身，预备和王子结婚。结果未达到目的，应验妖术而死，可谓怪诞百出。且建筑在特权阶级的心理，是其缺憾”，指斥其内容荒诞不经、思想陈旧迂腐。只是考虑到“作者构思之别致，洵非普通故事传说之可及”，才网开一面，勉强予以通过。在这份《审查报告》一开始还从形式、内容两方面罗列了较为详细的评审标准，其中甲类读物在内容方面必须达到“适合党义”“适合时代精神”“适合生活经验及心理发育程序”“富有儿童文学技巧”“注重科学常识”“适合国情”“适合社会需要”等七项要求。以此来衡量评判《人鱼公主》，确实没有几条能够达到标准的。
滕固译《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
更令人莫名惊诧的则是前后意见截然相反的徐调孚（徐名骥），他早年和顾均正合作翻译过《女人鱼》，还盛赞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为“近代的不朽的名著”（《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1927年《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可仅仅数年之后，他又以“狄福”的笔名发表《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原本是为了纪念安徒生“一百三十周生忌，七十周死忌”，开篇却声色俱厉地呵斥道：“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如此刻薄严酷的措词，居然出自一位衷心热爱安徒生、并曾通过翻译其童话来纪念自己“疼爱的未满十足岁的女儿”（徐调孚译《母亲的故事·付印题记》，开明书店，1931年）的译者之口，这样突兀激烈的反差着实让人深感惊愕。尽管文中对安徒生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最容易使小孩子诵读”仍不无肯定，但矛头最终还是直指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落伍思想：“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于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这倒揭示了他态度突然逆转的关键所在，即在他看来，《女人鱼》这类作品只能带给孩子们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无助于他们认识乃至进而批判严峻的社会现实。徐调孚的转变隐隐折射出三十年代后社会环境的严峻复杂，而随着政治形势日趋残酷激荡，有类似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范泉在《新儿童文学的起点》（载1947年4月6日《大公报》）里同样强调儿童文学创作要密切关注社会和政治：“像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地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载1948年4月1日《大公报》）里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读物是从‘想象’的踏进‘现实’的境界”，那些“王子公主的童话”太过“无聊”，“怎能让儿童在幻想世界中求满足呢？要叫儿童的小眼睛观察着，小头脑思考着这世界上的一切真相”。明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势，对他们也就不必求全责备，而当设身处地秉持了解之同情。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徒生童话虽然并没有被完全打入冷宫，可最为人津津乐道大抵是具有激励教育功用的《丑小鸭》《坚定的锡兵》，或是能轻易比附社会批判的《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即使有人偶尔提及《海的女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小人鱼“离开了家去寻找幸福，牺牲自己去救别人，表现了很好的精神品质”，还得立刻郑重申明，“《海的女儿》读起来比较晦涩一些”，“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的关系”，所以要特别注意鉴别、剔除其中“表现抑郁的、消极的成分”，时移世易，“今天我们的童话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金近《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当然需要和安徒生作品划清界限。
将翻译安徒生童话作为毕生志业的叶君健，在持续不断修订润色译文的同时，也在逐渐揣摩探寻这篇童话的丰富意蕴。在为安徒生撰写的人物传记《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提出小人鱼等人物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实际上是贵族中的叛逆。她们要突破贵族的那种庸俗的狭隘圈子而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对于安徒生来说，这样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我们的这位童话作家希望人们能走近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尽管仍不免拘泥于阶级出身的论调来进行分析阐说，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还是大胆地给了小人鱼最高的褒奖。在《〈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他更是直接从这篇童话着笔，揭示小人鱼所渴盼的“不朽灵魂”的具体内涵，“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进而剖析安徒生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小人鱼“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评议显然已经挣脱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窠臼，着重围绕“人”这个关键词，引导读者去感受那业已久违甚至一度讳言的人性光辉。其实最初吸引叶君健，促使他下定决心将安徒生童话“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的，也正是其中“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在遭受多年困顿摧折之后，早年经历的濡染和感召依然深沉绵长。
叶君健还将多次实地探访丹麦安徒生博物馆的见闻所得与数十年来的悉心摸索交融于《在〈海的女儿〉背后》（收入《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一文中。他一方面介绍童话的创作本事，“‘海的女儿’并不是一个凭空幻想出来的女子形象，而是有具体的典型和真实情感作为基础的”，童话里的小人鱼和她深爱的王子，在现实中就是安徒生本人和他一直仰慕的姑娘。只是终生独身未婚的安徒生“不希望人们知道蕴藏在他内心里的对任何女子的爱情，那怕是一点痕迹”，所以在童话中刻意让自己化身为小人鱼，而让对方成了王子。另一方面，他又对男女主人公精神气质及其与安徒生毕生追求的关联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王子是优美、华贵、端庄、聪明、雅致和高尚风度的化身，也就是安徒生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海的女儿’代表天真、美丽、善良、仁厚、无私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追求生命中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灵魂，这个追求也正是安徒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在追求美好高尚的过程中，小人鱼屡经考验和挫折，“却丝毫也不动摇，从不失去信心，甚至在生命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是如此”。这也是安徒生终生恪守的人生准则：“不管发生什么，也始终忠于自己的这种信念和情感，直到生命的最后。”《海的女儿》之所以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不朽之作，就在于充分体现了人类生活中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
在可以视为其翻译最终定本的《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叶君健再次郑重强调，《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灵魂’问题”，“这个‘灵魂’并不是宗教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具有实际‘道德’意义的属性”（见该书《序》），从原作中提炼抽绎出超越具体时代、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而在概括作品主旨后，他又进一步引申发挥，“在这里安徒生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是‘人’了，但我们有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能算是‘人’吗？”（见《海的女儿》篇后所附译者评析）促使读者在掩卷深思之余也能扪心自问而反躬自省。叶君健晚年回顾一生的颠沛坎坷，感慨自己“不过是时代中的一颗沙粒，得服从时代的制约，个人的意志和‘抱负’起的作用实在有限得很”（《“向后看”》，收入《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可即便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身不由己，他还是铢积锱累完成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和修订，支撑并激励着他的想必也正是那种源自《海的女儿》的“非常可贵的精神”。而这篇童话在遭受了种种曲解批判后，终究还是历久弥新，呈现出“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魅力。
叶君健《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
